《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重慶政府理應承擔戰時制定全國財政政策的責任，而主要領導當然非行政院長和其屬下的財政部莫屬。

　　很明顯地，假如中央政府能夠對其負責預算和結算的部門加以嚴格管制，則或許就能節省大量公帑。然而在孔祥熙領導下，重慶政府始終未能建立合理的預算機制。

　　1、財政支出的猛增

　　戰時財政支出猛增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和政府領導人強烈企圖維持一支龐大軍隊有緊密關系。如果政府能夠將編制內300-400多個師縮減成為100個師，則軍費負擔就可以立即減去大半，而戰斗力也能獲得相應提升。但是實際上，抗戰使軍隊急劇膨脹，到了1945年拿軍餉的各色軍人數量已超過500萬。

　　國民政府另一項開支是要養活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即使面對民族存亡危機，國民政府領袖依然惰性地依賴官僚制度去發號施令，而不是運用宣傳與組織去動員廣大民眾，鼓動他們積極參與戰時活動。

　　在戰爭狀態下，要維持經濟穩定當然必須實現全國范圍內的動員與管控。但是國民政府由于行政效率與組織能力上的缺陷，不僅難以進行群眾動員與管控，反而加重了整體財政計劃實施上的困難。

　　對國民政府而言，同樣具有威脅性的是國統區與日本占領區間高度頻繁的貿易往來。盡管重慶官方嚴禁此類貿易，但屢禁不止。這些非法貿易通常是將內地省份的原料（包括鎢、桐油、鐵、錫等戰略物資）用來換取日軍占領區的民生日用品。

　　非法走私的盛行其實是兩個因素造成。一個因素是1939-1940年開始前線維持僵局，出于中日雙方戰略的調整，前線只有小規模拉鋸戰，而沒有大規模攻擊行動，以致戰線基本維持穩定，便利兩地人民互通有無。另一個因素是國軍戰斗部隊開始長期駐防固定地區，從而和民間產生千絲萬縷的商業利益關系。

　　幾乎所有前線，包括華北、華中、西南地區，都有一些開拓成型和運作成熟的貿易路線，與日軍占領區進行大量貿易往來。

　　事實上，重慶政府的財政狀況較之某些個別省份可能更為脆弱，這個現象從財政收入便可以看出。依照戰時法規，省縣政府的財政經費原本主要應由中央補貼負擔，但實際上，這些補貼只是杯水車薪。

　　省縣級政府于是撇開中央，自行創收。通過比較省縣政府經費與中央政府所有直接稅、間接稅和其他非債務收入，我們可以發現，在1940年前，前者只占后者的85%，但1941年這一數字已是288%，1942年為120%，1943年為89%，1944年為108%，1945年為230%。

　　換言之，這些資料意味著省縣級政府已經可以無視中央，可以更有效地控制住財政來源。而中央政府剩下唯一手段也就是大量印鈔一途了。

　　2、通貨膨脹的嚴重性

　　以重慶市物價計算，如果七七事變前的指數為1，則在1939年1月也只不過1.7倍，到1940年1月則已經到達3.8倍以上。但是1940年10-11月的3個星期內漲得特別快，比七七事變前超過10倍。

　　而這個加速成長期正是英法兩國關閉越南和緬甸國際通道的時段。隨后越南通路因為法國投降而長期斷絕，1942年初緬甸又被日本全面占領，造成中國和西方國家的交通徹底阻絕。這些因素顯然對于中國民心士氣造成極嚴重打擊，導致物價飛漲。

　　一切攸關國計民生的消費品、工業設備、原材料等等的進口完全停止。在此后三年（1942-1945）中，經由美國租借法案而進入中國的物資幾乎全是武器彈藥。盡管中國政府不斷要求美國提供諸如紡織品和醫療器材藥劑之類的民生消費品，以緩解通脹，但是美國政府直到1945年5月才接受這一想法，當然為時已晚，沒有達到遏制通脹的效果。

　　如仍然以戰前的指數為1，則1942年3月已經達到30倍，8月是50倍，9月是60倍，11月是90倍。政府雖然聲稱要施行管制，但是拿不出施行辦法。從此之后就如脫韁之馬，一路往上飆竄。1943年6月已經達到戰前100倍以上。到了1944年底，已經達到戰前的400倍。但是1945年2月物價又突然上漲。指數升到600倍。月底漲到800倍。1945年5月份指數是1500倍。而1945年8月對日作戰勝利時，平均物價指數已超過了2000倍。

　　另外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法幣與美金的兌換率。1937年每100元法幣可以兌換美金30元；1938年兌換美金16元；1939年降為8元，然后急劇貶值。到了1944年法幣兌換美金的官價是法幣20元兌換美金1元，但是黑市價格是法幣200以上才能兌換美金1元。

　　3、蔣介石的焦慮

　　大致而言，在1939-1942年大部分時間里雖然物價上漲勢頭已經顯露，但是尚未在社會上造成重大不安。因為當時政府官員和人民群眾仍然普遍相信抗戰大致1-2年內可望結束。比如說，外交部長王寵惠就預言政府在1941年當可還都南京。因此只要稍加忍耐就可以度過難關。但是到了1943年人民群眾的信心就大幅降低，因為緬甸通道完全封閉而重開希望渺茫，同盟國在世界其他戰區作戰陷于膠著，再加上全國軍民在戰爭狀態中已經度過5個困難年頭，仍然看不到終結希望，所以1943年開始，通貨膨脹如同脫韁野馬。

　　其實蔣介石在更早察覺物價上漲勢頭時，就開始親自關心平抑物價。重慶政府在1939年12月開始實施“平價制度”，設置物資平價機構，以“集中采購”手段去平抑市價，避免用高壓手段強迫商民貶價相就。

　　蔣介石甚至一度考慮親自兼任財政部長，以求肅清貪污和整頓財政，但是又擔心業務復雜，不能專心應付，最終放棄這個念頭，只好依舊依靠孔祥熙。

　　但是在此后一年中，米價快速上漲，成為危機。公務員和大學幾乎斷糧。于是蔣介石下令，凡是公務員，工役，教職員，學生和貧苦市民，一律由政府計口授糧，由行政院去制定實施辦法。依照行政院得到的信息，米價狂漲的問題嚴重（每擔150元）在四川省可能會出大亂子。公務員生活沒有辦法過，無論政府如何補助都追不上物價上漲速度。

　　面對如此險峻局面，蔣介石在1940年12月中旬下令政府機關在一周內全部停止呈送公文給他批覽，讓他能夠集中精力處理物價問題。

　　在此期間內，他果然非常細心地擬定條例，或是在公文上用紅筆密密麻麻修改內容，如同國文老師改作業一般，摒除一切雜務去尋求解決和平定物價工價的方法。

　　回顧從1940年6月以后米價上漲，政府除了設法購米平價、糧食公賣外，還進行清查大戶、沒收囤積。政府為了顯示決心，在1940年底甚至把剛卸任的成都市長楊全宇以囤積居奇罪予以槍斃。幾天之內，又拘捕經濟部和農業局十多位因為辦理平價購買和糧食營銷時涉嫌舞弊的官員，其中包括司長和處長級別高官，蔣介石也手令要槍斃幾個人。

　　不幸的是，蔣介石的個人參與和嚴刑峻法并不能抑止經濟惡化。因為如果追究深層原因，則重慶及其他大城市物價上漲并不是因為供不應求，而是因為只要有物品上市，無論要價多高，都有人搶購。因此使一部分人難以抑制發橫財的欲望，而采取的手段則是囤積居奇和操縱把持。

　　以重慶為例，一個物價高漲的背景導因是人口大量擠入，從戰前人口不過14-16萬人，由于中央政府機構遷入和大量難民涌進，此后數度接近90-100萬人。

　　其間雖然政府多次強制疏散人口，但是只能產生短暫效應。等到政策高潮過去，人口又逐漸回流。這其間或許最壞的榜樣是行政院和其他高層官員。當政府規定許多機關為了避免空襲破壞，而必須疏散至鄉間辦公時，官員們卻舍不得城市繁華生活，而在市內和鄉間布置兩套住所。

　　1942年日本飛機基本停止對城市轟炸之后，城市人口增加更難控制。

　　比如說在1942年，農村人口為了逃避兵役而進入城市為傭人，就可以得到兩口人的米，造成人民投機心理。政府決定在重慶者發給平價米，造成外地機關職員努力奔向重慶。即便是工役工友和向無贍養家庭能力者，也一律發給兩口以上的眷屬米，造成工役的收入高于官長，引起不平。

　　蔣介石到了1942年下半年已經向政府高層官員提出警告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的困境是軍事孤立，而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的困境則轉為經濟孤立。

　　4、誰來負責？

　　盡管蔣介石本人認為控制物價必須加強經濟統制，但是對于物價飛漲最應該負責的兩個部門——財政部和經濟部的領導卻完全采取被動姿態，而孔祥熙更是否認有危機存在。

　　在11月底一次行政院會議中，孔祥熙向出席的高官們宣稱，法幣基金穩固，銀行美金儲存充足，美國羅斯福總統一定會支持中國，甚至說社會上許多人可以吃上豬排牛排，因此無需擔心。這種嚴重脫離現實的說詞來自全國最高行政領導人，難怪陳誠作為聽眾忍不住直指孔祥熙為胡說八道，“庸醫誤國”。

　　至于糧食部雖然提得出糧食限價計劃，但是卻無法杜絕兩個可能出現的不良后果，一是影響生產，二是出現黑市，陷于兩難局面。如果不限制物價，則人民生活難以維持，進而減少他們的購買力和需求，最終導致生產減少。至于黑市則只有政府、社會、和輿論界的制裁才能予以遏制。

　　最后在蔣介石親自督促之下，12月中旬政府發布限制物價命令，規定全國從1943年1月15日開始實行限價。所有物價和工資都以1942年11月30日的數據為準，不許超過。限價命令適用于8種民生必需品。豈剛剛實行就招致社會普遍負面反響，反而刺激物價大漲或缺貨。最明顯的例子是重慶立即出現物資逃避市場現象，市面上豬肉嚴重缺貨，各地米商雖然遵守限價但是隱藏米糧，導致正規市場上無米可買，只好用黑市價格買米。有些地方甚至趁機把原本低于限價的商品調高到限價容許的標準。而工人們則因為限價而要求提高工資。不出一個月，政府高官們就清楚看出，限價政策徹底失敗。

　　導致這個后果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是政府政策缺乏全面性和一致性。比如說，政府能夠掌控的公用事業（公共汽車、電話等）就率先在限價期間內通過特別批準方法而加價，政府能夠控制的糧食和糖類也隨之加價。

　　這些違反政策的先例當然刺激民間商人做出對策，那就是表面上遵守限價但是以低劣物品濫竽充數。更何況，即便是在限價政策推行時，仍然有官員公然反對限價，這種政府內部違反行政紀律的表現只能益發動搖民心。

　　當然還有一個長期隱藏而無所不在的因素，連行政院高層決策者都心知肚明但是卻裝聾作啞的，就是許多中央政策到了地方就行不通，或是由地方政府張貼一張布告就算是交差了事。到了1943年的8-9月份，孔祥熙在主持中央會議時終于承認，政府限價政策從來未曾有效推行。

　　5、人為操縱下的物價

　　大量人口集中在重慶等幾個大城市而造成求過于供，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如此，但又未必盡然。以四川省為例，根據軍令部長徐永昌的資料，四川豐年產谷一萬六千擔，外加雜糧，足夠本省人民食用一年半之久。尤其是1938-1940年連續三年豐收都有余糧存庫。

　　四川向有“天府之國”的雅稱，四川地方人民的生活其實比戰前更余裕。但是四川糧價在1939-1940年間卻幾乎上漲八倍。再以人口計算，抗戰開始后，四川人口遷出四川省境比進入者要多，因為出川部隊十幾個師約20萬人，出川壯丁48萬人。而幾個大都市（重慶市除外）的人口增加也不過加倍而已。所以糧價上漲的主要原因其實是由于人為的市場操縱。徐永昌直言，主要漲價原因是四川云南“軍閥”的操縱。

　　有趣而又極具諷刺的是，昆明的大學教授（錢端升、陶孟和）從昆明去重慶出差，訴說昆明物價高漲生活困難，但是同時非常羨慕重慶生活狀況。根據他們分析，昆明物價高漲是“政治原因”，不是經濟原因。和徐永昌的分析不謀而合。

　　對于戰時財政政策，西南聯大一位教授曾經做過一個沉痛而中肯的分析。

　　根據他的分析：

　　（1）如果有利于國家而無害于少數富人者，就能夠實行；（2） 如果有利于國家但是有害于少數富人者，則一定不能實行；（3） 如無害于富人，而又無利于國家者，比如說，美金公債、美金儲蓄券、田賦征實之類，則因為它們無害于少數富人，所以能夠實行，然而對國家也沒有太大幫助；（4）結果是公債、儲蓄券仍然多半進入少數富人手中，對于穩定物價沒有幫助。

　　在這里唯一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所謂富人者不應該狹義地被理解為有錢人，因為在戰時社會里，法制沒有走上軌道，有錢而無權（政權、軍權）是沒有能力累積和保護資源的。反之，有權而無錢則容易創造資源。地方實力派和某些軍隊將領正因為有權，因此自然演變成為有錢。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蔣介石對于貪污深惡痛絕，每每以槍斃處置。但是縱觀抗戰時期經過他的干預而獲刑的人士，幾乎都是政府部門罪行暴露的官員，極少是地方實力派的干部。

　　大致言之，從1943年以后，重慶政府財經部門面對通貨膨脹完全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看到危機日益上升，終于使通膨指數在勝利前夕達到戰前2000倍的驚人境地。

　　6、投機倒把為何屢禁不止？

　　在整個抗戰期間，政府每年在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等領域上（包括水利、農業、林業、通訊、文化教育事業、衛生、福利）和救濟工作上的投入，僅占總支出的9-12%。顯然在戰爭最后四年，當政府越是借助印鈔機暫時緩解財政壓力時，其后果卻是使通貨膨脹越發惡化，最終導致生活成本與貨幣發行量之間的差距逐年拉大。通貨膨脹加速了貨幣周轉率，到1944年春天，重慶、昆明、貴陽等大城市的銀行不時出現現金短缺，不得不暫停市場交易，以等待補充新印制的鈔票。國軍在“豫湘桂會戰”中的慘敗，更給經濟帶來了災難性打擊。1944年下半年物價漲幅加快，持續走高直至戰爭結束。

　　通貨膨脹的一個直接影響是生產萎縮，因為工廠業主無從確定產品銷售所得，是否能支付下一批原料的采購成本。影響更廣泛的是它變相鼓勵生產者與商人進行囤積居奇與投機倒把活動，加劇物價漲幅。

　　部分投機商人得到地方勢力保護，躲避中央政府控制，更是從中獲得暴利。大約從1938年11月開始，中央政府就不斷頒布法令，試行各種手段，包括專賣、評定“公平價格”，強制規定批發零售的利潤上限，限制商人儲藏的貨物量，去管理部分商品的生產與流通。1939-1941年間，新法令擴大了物價管制的商品種類。1942年12月，政府又頒布了一整套物價管制方案，按規定政府不僅能評定物價，還能規定運費和工資，任何違反法令者都將按軍法處置。

　　結果是，中央政府只有在重慶和其他少數地區，才能通過正規行政管道去執行價格管制。但是當1943年蔣介石親自出面在重慶制裁投機商人和控制物價時，許多商人便采取售賣劣質商品，并且在度量衡工具上做手腳等措施作為對策。

　　更糟糕的是，許多投機分子直接把不法活動轉移到其他遠離國民政府權力所及的地區去繼續進行。商人牟利原本還是在物價低的時候購進物品等待物價升高時出售，但是一旦物價上漲成為不可抑止的趨勢時，商人就可以不顧成本地進貨，因為物價必定上漲仍然有利可圖。在此期間，政府也曾經僱用“經濟警察”推行限價工作。但是政策毫無成果，因為經濟警察在執行任務時反而從事敲詐商人的劣行，只能使物價更為提升。

　　在重慶以外的邊陲地區，中央政府管制戰時經濟的能耐只有在公路及鐵路沿線和水道兩岸設置無數檢查站，才能局部實現對商品流通的管理，禁止與敵人的貿易往來，防止囤積與倒把，增加稅收。但是由于正規行政機構控制在地方領袖手中，重慶國民政府最終不得不倚靠經濟專員與特務，以強制手段推行上述政策。

　　但是這樣做終究是自欺欺人，不僅阻礙了貿易流通，而且并不能保證增加財政收入，反而助長了瀆職和貪腐之風。它們只是使普通民眾、小本經營的生產者和殷實商戶面臨極大的不便和經濟損失，對于囤積居奇和投機倒把的大商人，則由于他們享有權勢團體與軍政部門中有力人士作為保護傘，很少受到政府法規限制。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其實是1920年代廣受責難的厘金制度在新面具下死灰復燃。

　　抗日戰爭歷史充分表明，通脹與增加預算互為因果。重慶政府在軍事和政治上處于弱勢，而財政領袖又缺乏遠見的狀況下，導致一開始便把印鈔視為解決戰時財政負擔的一種變通手段，反而促使惡性通貨膨脹。隨著物價上漲，每年預算也只能水漲船高，之后又只能以增加印鈔量來彌補差額。借用一句諺語，政府的方法其實無異于“飲鴆止渴”。它轉移了政府的視線，使其放棄通過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去完善稅收制度的根本之道，而其后果便是政府能力急劇弱化。

　　財政政策崩壞是抗戰時期重慶政府的重大缺失，也是被社會嚴厲指責的重大民怨，甚至可能是政府戰后崩潰的重大伏因。政府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和由此導致的通貨膨脹，徹底改變了戰時各階層的財富分配和戰爭負擔。

　　田賦政策嚴重損害了農民，而財政政策和通貨膨脹則在城鎮中造成了災難性影響。在通貨膨脹中，商人階層并不會吃虧，而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的商人甚至能從中致富，但是成千上萬的人民卻被折磨成赤貧如洗和民不聊生。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