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東臨沂一家飯店老板娘張女士因隨手拍了段菜品視頻，被區市場監管局認定“汲嫌違反廣告法”，擬罰款45萬元。事件發酵后，各路自媒體紛紛跟進，但情緒化表達居多，也很少有人關心一個實質性問題：張女士因恐慌而自行關店的損失，能不能得到賠償？

答案幾乎是否定的，因為《行政處罰告知書》不是《行政處罰決定書》，它只是告知擬作出處罰的內容、理由及依據，并賦予你陳述、申辯或要求聽證的權利，其本身不具備強制力，所以張女士自己關店不營業，損失當然只能自己承擔。

按理說，法院不會受理請求撤銷《通知書》的訴訟，但法院最后受理了，那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張女士有證據表明市監局以“通知”代替“決定”，強制她交罰款；另一種是市監局干脆直接發了《行政處罰決定書》，把球踢給司法裁決。

但無論哪種情形，市監局都沒讓張女士停業，所以其主張的房租費、物業費、電費、水費等等都難以得到支持。

回頭再看整起事件，市監局起初意圖不見得是為了“弄垮”小店，大概率是為了展示權威、“警告”順從，或者達到其它不可明說的目的（有報道說與拆遷有關），沒想到張女士很較真，這就尷尬了。

事到如今，市監局不可能不辯解甚至反擊，我倒擔心張女士“較真反遭重捶”，畢竟此前并非沒有先例：

2024年3月，四川宜賓一位女士加盟一家采耳店，因為使用了內照燈，被認定為涉嫌非法行醫，罰款11萬，當事人不服，拒不繳納，結果又被追加了11萬，共罰22萬。

雖說張女士擬被罰45萬，不可能再被追加，但“打一折”罰你4萬5，說不定能行——張女士敢打包票自己一點“錯”沒有？這次沒有，下次會不會？

這些年，“小過重罰”的事情屢見報端，比如小攤販賣幾把芹菜，說農藥殘留超標要罰款，賣豆腐腦提供涼拌黃瓜，說超范圍經營要罰款，而且一罰就是幾萬、十幾萬。

2023年6月，洛陽一大爺在路邊賣菜獲利21元，被罰款11萬元，大爺交不起，市監局居然好意思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結果被法院駁回，但法院只是認為罰得太重，沒說不該罰。

——大爺可以今后不在路邊賣菜，但張女士能今后不開店嗎？

對于“小過重罰”，上級三令五申要求避免，專家學者也頻頻呼吁從制度源頭破解——壓縮自由裁量空間、細化量化處罰標準、強化監督制約等等，但這種涉及行政處罰的內部制度，也不是說建就能建的，至少區一級的基層市監局不會當這個“出頭鳥”。

因此，破解“小過重罰”的困局，制度優化固然是治本之策，但遠水難解近渴。在現有框架下，提升基層執法者的治理能力與執法“溫度”，顯得更為迫切和現實：

執法的目標是維護秩序、促進發展、保障權益。在法定幅度內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必須考慮違法行為的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以及當事人的承受能力。動輒頂格處罰，是懶政也是濫權。

同時，我們討論這起事件，不是為了制造對立，而是為了相互理解、共建秩序。唯有讓公正與溫度在每一次執法中同行，才能驅散“小過重罰”的幽靈，真正筑牢法治的根基與社會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