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日11時，鄭州市郵政局的女郵遞員小張騎著涂著郵政綠色的摩托車來到位于鄭州郊區的鄭州師范學校，學校傳達室的老孫頭從傳達室內探出頭：“喲，小張姑娘來了啊。”

美術作品：騎摩托車的女郵遞員

“哎，孫大爺，今天又是我來了。”小張說著，一手將一疊報紙和雜志交給老孫頭，另一手將一疊信封投入信欄，隨后早就等候多時的鄭州師范學校暑假沒有回家的男女學生就呼啦啦的圍了上來，在信欄中翻找屬于自己的家信。

這時，一個三十多歲的瘦高個男青年慢慢踱著步來到小張的摩托車邊：“郵遞員同志辛苦了，這大熱天的還在堅持送信啊，噢？這位是——”他說著，用疑惑的眼光望向了還坐在摩托車后座的一個男青年。

“哦，這位是自修大學生，姓李，搭我的車去農科院找他老師呢……”

小李沖那個瘦高個男青年咧嘴一笑，算是打招呼。

瘦高個男青年沖小李點了點頭，算是回禮，然后來到信欄處抽走了一封大號長方形純白色的信封，就在信欄邊上的小李眼尖，看到信封上寫著“鐘成先生收”，寄信地址他沒看清，但看清了開頭的“香港”二字。

瘦高個男青年騎上一輛自行車走后，小李問小張道：“他叫鐘成嗎？”

小張回答：“不是啊，他姓孔，常有他的信，所以他比較面熟，你問他干嘛？”

“小張，你先回去吧，我不去農科院了，還有點別的事要做。”

“噢，那好，那我不管你了喲——”

在目送小張騎著摩托車離開后，小李轉身往師范學校的保衛科方向走去——

鄭州師范學校校門

卻說瘦高個男青年騎著他的自行車一路來到了二七廣場，繞著二七紀念塔轉了好幾圈后，穿過一條小巷，來到東三馬路的一間平房門前，往身后瞄了一眼確認身后沒有人后，迅速連人帶車閃進門去。卻完全沒有意識到就在小平房對面的樓房的三樓的一個窗戶里，一臺相機將瘦高個男青年的一舉一動拍了下來——

二七紀念塔

瘦高個男青年進入平房后，迅速從上衣口袋里摸出了那只大號長方形純白色信封，麻溜地將其撕開后，將里面的信紙平鋪在桌子上，拿過一瓶藥水，用毛筆蘸了蘸后在信紙的某些空白處劃了起來，然后兩行字就顯現出來：“……獲悉，中共中央發有XX號內部文件，要設法搞到，……我們七月底去廣州老地方看老娘……”

半個多月后的7月20日，在香港以“維雅書店”老板為身份掩護的臺灣特務陳某收到了一封來自鄭州的信：“……所需貨物都已備齊，老娘七月二十五日啟程……”

陳某大喜，隨后在金滿堂酒樓叫了一桌酒席，請他發展的“下線”付森才吃飯，酒足飯飽后命令付森才道：“森才，你月底去廣州……”

然而付森才明顯面露難色——

陳某大怒：“你還不如你的內弟，他敢從共產黨的書記家里偷文件，你就不敢去取回來？賞錢不想要了嗎？”

一聽到賞錢，付森才立即表示愿意去跑一趟，陳某這才高興起來，起身湊到付森才的耳邊耳語一番，面授機宜——

7月22日20時左右，一輛三輪出租車（三蹦子）在鄭州火車站快車候車室門前停下，從車上下來一老一少兩個人，隨身帶著四個十分扎眼的港式旅行包。年輕人就是鄭州師范學校的姓孔的瘦高個男青年，而老人是個六十歲出頭、但穿著十分時髦的老太太。

80年代的鄭州站站房

80年代的三輪出租車

巧合的是，在鄭州師范學校和瘦高個男青年有一個照面的“自修大學生”小李這個時候也出現在這里。瘦高個兒見到小李不由得一愣，接著立即擺出一副笑臉向小李打招呼：“是小李啊，又見面了，我姓孔，這是我老母親，我陪老人家到廣州看看姐姐和外甥。怎么？你也想去廣州轉轉？”

小李大大咧咧的咧嘴一笑說道：“你可真會猜，在廣州我有吃有住，我爸在廣州工作，我去看看我爸，順便玩他幾天。”

瘦高個的笑容明顯變得僵硬了一些，但很快又恢復燦爛：“那好哇，你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你看我這大包小包的可夠嗆了。”說著遞給小李一顆煙，小李也不客氣，接過煙后從兜里掏出一只時髦的美式打火機“咔嚓”一下就把煙給點燃了。

在開往廣州的旅客列車上，瘦高個在20時50分找到列車長，想辦兩張臥鋪票，但卻被告知因為列車超員，臥鋪票早就辦完了。正當瘦高個掃興的時候，小李在21時05分拿著三張臥鋪票招呼瘦高個兒帶著老娘跟他走，瘦高個頓時感激涕零，千恩萬謝后帶著老母跟著小李來到臥鋪車廂，小李還非常仗義地將下鋪和中鋪讓了出來，自己爬到了上鋪。

老照片 80年代的臥鋪車廂

但是，瘦高個和他老母不知道的是，在對面的中鋪和下鋪上的兩位旅客似睡非睡，似乎在輪流盯著放在行李架上的瘦高個的那幾只港式旅行包，而在上鋪的小李也在干同樣的事情……

7月23日10時，列車在長沙站停車后，瘦高個兒和他老母出乎意料地決定在長沙下車，臨走前還拉住小李的手說：“小李啊，我娘想在長沙逛逛，然后再去廣州，這一路上多虧你關照了，咱們后會有期啊。”

80年代的長沙站站房

他們下車后，緊接著對面中鋪和下鋪的兩位男性旅客也迅速地收拾了自己的旅行包后下了車，下車前和小李告別：“同志，我們也該下車了，祝你直達廣州一路順風。”這個“同志”兩個字讓小李聽得十分舒坦，還真的是“同志”。

兩人下車后，看到瘦高個兒將四個港式旅行包存放在長沙站的小件行李寄存處，然后就拉著老母消失在長沙的街頭，看上去是真的去逛街了。隨即兩人迅速作了分工：一人緊緊跟著瘦高個和他的老母，另一人看住旅行包并火速聯系長沙市公安局，查清這個叫孔保華的人在長沙是否有親戚和落腳點。

長沙市公安局很快查清：孔保華和他母親在長沙市沒有親屬，也沒有落腳點。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他們在長沙確實在逛街，一直逛到了7月24日傍晚，才在長沙站登上前往廣州的列車。

7月25日6時整，列車準點到達廣州站，孔保華扛著旅行包，攙著老母下了列車，跟隨著人群出了廣州站站房，兩名一直盯著他們的男子則依舊保持著一段距離緊緊跟隨。

老照片 廣州站站房

母子倆一出車站，現在附近的茶攤喝了一會兒茶，然后叫了一輛出租車，將老母扶上車，再把旅行包放人出租車后備箱，自己則在旅客住宿介紹站（要住宿的旅客持介紹信在這里登記，然后會被安排去廣州市的各家旅館旅社）裝模作樣的轉了一圈后回到出租車邊上跳上出租車一溜煙的離開了。

80年代初的廣州日制“達特桑”出租車

正當盯著他們的兩個男子四目環顧找車的時候，一輛武漢211型吉普車（武漢汽車廠生產的WH211型吉普車，性能和北京212型吉普車類似，產量很小）“嘎”的一聲停在兩人邊上：“同志，快上來！”

武漢211型吉普車

兩人定睛一看，開車的正是當時睡在他們對面上鋪的那個小李，兩人不假思索地鉆入吉普車，然后追著出租車飛馳而去。在路上，三個人簡單地相互試探了一下，在工作紀律許可的范圍內確認了相互的“同志”關系。

半小時后，出租車在廣交會招待所前停了下來，孔保華帶著老母進入了招待所。這里外商云集，人員非常復雜，偵查難度非常大，小李在聯系了廣交會招待所，確定了孔保華的住宿情況后，然后開始謀劃“收網”行動。

廣交會大樓

小李的真實身份不是“自修大學生”而是國安人員，而火車上睡在他對面的兩名男子則是河南省公安廳的便衣偵查員，他們監控了很久的那個孔保華原是鄭州國棉四廠工人，文革中加入“造反派”當上了廠團委書記，“四人幫”垮臺后孔保華被撤職，但因為他有文化，在恢復高考后順利考入了鄭州師范學校。

1980年1月，孔保華“逃港”的姐夫付森才來信聯系他，拉他加入了臺灣情報人員陳某的“組織”，孔保華作為付森才的“下線”，從1980年3月開始采取偷、騙、買等手段搞到了一些內部文件，化名“鐘成”寄往香港，換取了一些“獎勵”：一部14寸黑白電視機和一只女式電子表。

1980年7月初，陳某又通過付森才給孔保華下指令，要求他竊取中共中央（內部）XX號文件等重要機密材料。孔保華則利用去鄭州師范學校黨委書記家做客的機會竊取了（內部）XX號文件，并按照指令帶著老母以探親為掩護來到廣州，準備和付森才進行交接，然后就能實現“百萬富翁”的美夢。

然而讓他沒想到的是，他的一舉一動先后被國安部門和河南省公安廳的偵查員盯上了，出于保密紀律，兩者相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直到好巧不巧的在列車上偶遇，這才相互猜出一些對方的身份，之后才有一系列的默契配合。

7月27日下午，廣交會招待所服務員根據小李的要求通知孔保華：“7月28日要在這里開會，你們必須今晚8點之前從這里搬走（廣交會招待所的房間經常要被參加廣交會的客商使用，一般不對外營業，能讓孔保華入住是國安部門故意的安排）。”

孔保華頓時急了，立即哀求服務員，說自己還有一個老母同行，行動不方便，如果非要搬走，請無論如何幫忙找個合適的旅店。服務員假意推辭了一番后終于“心軟”了，幫他們聯系了廣州賓館，這當然也是國安部門故意的安排。

廣州賓館

7月27日19時，孔保華帶著老母搬進了廣州賓館六樓的一個房間，當然這個房間是經過國安部門“技術處理”的，安裝了全套的竊聽系統和閉路監控設備。

7月29日午后，跟蹤哨報告：孔保華換了裝束離開了廣州賓館，打了一輛出租車，往廣州火車站方向去了。

廣州站站前廣場，孔保華在西站口轉來轉去，負責盯梢的偵查員這下急了，因為孔保華明顯是來接“港客”的，但是“港客”下車的出站口是東站口，而孔保華這個時候還在內地旅客下車出站的西站口晃蕩，要是他接不到付森才，那接下來的抓捕行動豈不是要泡湯？

廣州站站前廣場

于是，兩名化裝成廣州站工作人員的偵查員熱情地提醒孔保華：“同志，你是來接客人的嗎？”

孔：“是呀——”

偵：“是來接內地來的旅客還是香港來的旅客啊？”

孔：“接香港來的。”

偵：“哎呀，你搞錯地方了，香港來的旅客要去東站口，快去吧，旅客已經開始出站了。”

孔：“哎呀，謝謝，太感謝了。”

說罷，孔保華拔腿就往東出站口跑去——

十分鐘后，孔保華接到了一對港式打扮的中年男女和兩個兒童，有說有笑地從東站口走出來，男的正是他的姐夫付森才，女人和孩子則是孔保華的姐姐和外甥。然后他們叫了一輛出租車，向廣州賓館方向開去——

在廣州賓館的房間內，在“驗完貨”后，付森才滿意地拍了拍孔保華的肩膀：“老弟啊，陳老板很贊賞你的勇敢，這次特意給你帶來一部彩電，好好干吧，今后要錢要物陳老板那邊都好說。”隨后，他們將“貨物”或者拍照，或者藏進了拆開的月經帶——

這一切都盡收國安的眼底。

8月3日早飯后，孔保華和付森才一起去仁濟路貨物托運站，領取了從香港運來的彩電，付森才在遞上取貨單后服務員要求看他的香港身份證明，偏偏付森才沒帶，只能讓孔保華在這里等候，自己回廣州賓館去取。

結果在半道上，付森才的出租車被一輛警車攔了下來，他被捕了。

此時是8月3日10時。

孔保華在貨物托運站一直等到11時都沒等到付森才回來，于是只好打車回到廣州賓館，結果一進一樓大廳就遇到了熟人——

“啊，小李啊，怎么是你？你這是——”

“鐘成先生，跟我走一趟吧！”小李咧開嘴一笑，亮出了他的證件——

孔保華瞬間魂飛魄散，癱倒在地，兩個河南省公安廳的偵查員跨步上前將孔保華提溜起來，孔保華一看，得——這倆也是熟面孔，臥鋪車廂對面中鋪和下鋪的那兩位。

入夜后，兩名廣州市公安局的民警在廣州賓館六樓的那個房間里搜出了孔保華出賣給付森才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河南省省委文件等國家機密十五種，共三十二件。然后對付森才的妻子孔某某說：“付森才、孔保華竊取國家機密已被逮捕，將在鄭州處理，你們可以去你們要去的地方了。”

當夜，廣州市公安局預審科的審訊室里，對付森才和孔保華的審訊連夜進行，孔保華首先招架不住“大記憶恢復術”，交代了自己盜取國家機密的犯罪事實。之后，獨木難支的付森才也只好招供——

付森才時年46歲，出生在馬來西亞，1953年從新加坡回國，1961年在開封上完大學后分配到開封一中任教，1978年11月，付森才的父親在新加坡去世，付森才辭去教職后攜妻子和兩個兒女準備取道香港去新加坡繼承遺產。但是到達香港后因為證件問題而無法前往新加坡，被迫滯留在香港。由于付森才無法在香港找到工作，沒有收入來源，而他的退職金在香港高昂的物價面前很快就被用光。付森才終日惶恐不安，帶著妻兒四處流浪一年多。

不知道什么原因，臺灣特務陳某相中了喪魂落魄的付森才，用錢財稍加拉攏就讓付森才成為了他的“下線”。

1980年3月，付森才領取了5000港幣的“活動經費”后只身潛回內地，說動了他的內弟——鄭州師范學校學生孔保華，利用他可以自由出入鄭州師范學校黨委書記家的有利條件搜集我方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情報。

付森才回香港后，多次按照陳某的指令寫密信給孔保華索要情報。此次入境前，陳某給他發了三千港幣的活動經費，并親自面授機宜，教他如何攜帶情報、如何避過海關檢查——

但讓付森才萬萬沒想到的是，這次入境后就一腳踏入了我國安和公安的天羅地網。

8月5日下午，付森才和孔保華在廣州站被押上了前往鄭州的旅客列車，負責押送的還是來自國安的偵查員小李和那兩個河南省公安廳的偵查員，這次小李買了五張臥鋪車票，然后沖垂頭喪氣的孔保華咧嘴一笑，“走吧，這次又是我替你搞臥鋪。”

最終，付森才和孔保華因盜竊國家機密罪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