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首發 | 金角財經（ID:F-Jinjiao)

作者 | 角爺

宗慶后遺產之爭仍在持續發酵，劇情卻悄然迎來拐點。

7月17日，杭州市上城區財政局回應媒體稱，已就宗慶后遺產相關紛爭“成立專班，介入處理”。這意味著，一直沉默的娃哈哈大股東——持股46%的國資方，終于不再冷眼旁觀，邁出了關鍵一步。

而就在三天前，娃哈哈方面還在堅稱“家族事務與公司運營無關”，拒絕提供任何回應口徑。

從“公司事不關己”到國資下場“專班介入”，這場宗家紛爭的性質正在發生轉變，不再只是家族內部的權力博弈，而是正一步步演化為牽涉公共利益、企業治理的風暴核心。

大股東變臉

很多人并不知道，宗家掌控多年的娃哈哈，其實是一家國資與家族混合持股的企業。

根據企查查資料，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東是杭州市上城區文商旅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該公司隸屬于上城區財政局，也就是說，娃哈哈集團46%的股份為實打實的國有資產。

但幾十年來，這位持股近半的大股東幾乎“隱身”。

宗慶后主導著娃哈哈的經營與戰略，強人文化與家族治理形成了完整的閉環體系。國資方則不插手經營、不參與管理，更像一位“隱形投資人”，對外聲稱是“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對內則放手讓宗慶后“一人定乾坤”。

這種“強人主導+國資托底”的結構，在宗慶后時代運轉良好。但當宗慶后去世，治理重心出現真空，繼承人爭奪激烈，問題的復雜性和風險才真正顯現，國資大股東難再保持沉默。

2024年7月，網傳一封宗馥莉辭職信，其中提及“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政府及娃哈哈集團部分股東就本人（宗馥莉）自宗慶后董事長離世后，對娃哈哈集團經營管理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宗馥莉決定自即日起辭去娃哈哈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職務，不再參與其經營管理”。

由此引發軒然大波，加之當時的輿論風向，形成了類似“長公主孤立無援”的聲浪，對此國資大股東罕見倉促回應稱“對宗馥莉辭職并不知情，惟領導正在核實中”。

如果說這次回應只是打破以往沉默的態度，那么接下來的商標轉讓事件則更值得玩味。

2025年2月，杭州娃哈哈集團發布關于“娃哈哈”系列商標轉讓的聲明稱，“娃哈哈”系列商標共計387件正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由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轉讓至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換言之，就是從國資大股東手上轉給宗馥莉控股最多的公司。

然而，此事到了5月發生了變化。鳳凰網《風暴眼》報道稱，就娃哈哈商標事宜，上城區文商旅集團與宗馥莉持續談判，有意將持有的46%“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股份轉讓至宗馥莉，但價格未談攏。

這就有意思了，從“轉讓387件商標”升級為“轉讓46%的股權”，娃哈哈大股東這步子也跨得太大了，一下子就要把娃哈哈從國資變成民企。

在宗慶后時代幾十年里相安無事，為何在宗馥莉繼位不到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杭州國資就著急脫手呢？

更進一步的疑問是：在脫手未成功后，為何如今又要下場介入宗家的遺產恩怨呢？

不再隱忍

娃哈哈大股東，其實一直都有自己的苦衷。

從娃哈哈的營收來看，算得上是非常優質的資產。以最近3年為例，銷售額均超過500億，其中2024年業績規模預估回到了700億，同比暴增了約200億元。

照理來說，手握46%股權的杭州上城區國資，每年分紅應該是相當可觀，但事實卻讓人大跌眼鏡。

根據新華社旗下《經濟參考報》發布的《國有股東和職工權益涉嫌受損，娃哈哈“體外”迷局待解》一文稱，截至2022年底，境內“娃哈哈系”（包括體外公司）總資產為370.47億元，凈利潤為47.67億元；而國資參股的娃哈哈集團資產總額僅為58.07億元，凈利潤只有1871.28萬元。

也就是說，這個體外公司的規模要比國資所在的娃哈哈集團大得多，前者利潤是后者的254倍，由此可以推算，國資大股東能獲得分紅相當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超過100家的娃哈哈體外公司與國資無關，但它們圍繞娃哈哈產品開展商業活動，背后控制權指向宗家。

|宗馥莉名下獨立于杭州娃哈哈集團的企業多如牛毛。

該報道還進一步表示，2008年至2022年末，娃哈哈集團未與上城區政府簽訂優惠政策，娃哈哈集團賬面不進行利潤分配，但每年出具形式上的股東會決議，管理層和職工持股會的分紅以“資金往來”名義拿走，國有股東則不分紅。

而據多位持股會員工介紹，在改制后，娃哈哈管理層和入股的職工每年分紅都不低于每股0.8元，如果按照此比例，身為第一大股東的上城文商旅（持有2.42億股）每年分紅應當為約2億元。

那么話說回來，既然國資大股東多年來一直未獲得公平的分紅權益，為什么在宗慶后時代可以相安無事，而在宗馥莉繼位后卻不再隱忍？

有業內資深律師認為，這是因為企業稅收已經逐漸取代國家股（全民股）分紅，成為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對于地方政府而言，轄區內企業繳納的稅費才是對地方財政增量有更大影響的重頭戲。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對于國有股東在娃哈哈集團中是否能獲得足額分紅的關注度相對降低，而地方政府在面對其他地方政府對本土明星企業的招商引資壓力時甚至是弱勢的一方。

換言之，只要企業在本地穩定發展，貢獻納稅、創造就業，就是對地方政府最大的貢獻。在宗慶后時代，企業穩健、治理強人主導，地方政府選擇“默許”，甚至可以容忍存在家族控制越來越龐大的“體外公司”。

一句話：創始人管得好，就讓他盡量放手去干；出現風波，也希望“家事家解決”，別引來更大的動蕩。

那么現在國資站出來，說明出現的風波已經開始不只是“家事”了，有可能會影響到娃哈哈的穩定發展，進而波及地方的稅收、就業。根據南方都市報報道，一名娃哈哈經銷商表示稱娃哈哈家族糾紛事件對于產品銷售及市場信心都有影響，“作為經銷商，我今年還干得下去嗎？”

從產品銷量上，第三方數據平臺顯示，娃哈哈家族糾紛事件曝出后，7月14日、15日，電商平臺娃哈哈銷量下滑，日銷量從1萬-1.2萬區間下滑至5000-7500區間，關聯直播數從7月12日的317跌至7月15日的91，直播達人從此前的超200人跌至7月15日的75人。

中國食品產業分析師朱丹蓬認為，這一次的輿論危機對于整個娃哈哈的未來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其中對于娃哈哈未來的銷量以及整體的發展也帶來了危機。

更可況，娃哈哈本身已經成為了民族品牌的象征，國資也無法承受民族品牌墜毀在自己手上的后果。

專班為何而來

從“脫手未果”到“下場介入”，國資大股東態度的轉變，背后有一個更現實的考量：娃哈哈的股權結構，已經變得太復雜了，復雜到他們再也無法袖手旁觀。

這或許也是杭州上城區國資曾試圖脫脫手清倉的原因所在。“娃哈哈有太多股權結構復雜的工廠、公司”，如果有第三方公司接手，理清要耗費極大的心力。一位娃哈哈老員工在接受采訪時就提到，不是說股權賣掉以后，問題就隨著交易的交割而被掩蓋，這46%的股份，是“帶著病的”。

娃哈哈的股權結構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娃哈哈集團，前身是杭州保靈兒童營養食品廠，1991年兼并罐頭廠后更名為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團有限公司，由杭州市上城區國資局100%持股。1999年，娃哈哈改制，在幾番股權轉讓下，娃哈哈集團變成由上城區國資局持股46%，宗慶后持股29.4%（后由宗馥莉繼承），近2000名正式職工持股24.6%。

但在2018年，宗慶后仍在掌舵時推動了一項股權“回購”方案，將員工持股轉為干股，換句話說，股份收回了，但分紅還在。然而近幾年，隨著公司分紅減少，部分員工對這份“被回購”的協議不再買賬。2024年開始，部分老員工組建維權委員會，試圖通過法律手段推翻當年協議，恢復股份。

這還只是其中一根導火索。

真正讓局面雪上加霜的，是宗慶后去世后浮出水面的遺產之爭。以“影子夫人”杜建英所生三子女為首的宗家“第二梯隊”，已經在香港和杭州發起多起訴訟，除要求清算信托資金外，還試圖分割宗馥莉所繼承的29.4%公司股份。根據《民法典》第1127條，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繼承權，若訴求被法院部分或全部支持，宗馥莉手中的股份很可能將面臨拆分。

這意味著娃哈哈原本就復雜的股權結構，將變得更加混亂。對任何一家企業而言，失控的股權結構都是治理的大忌；對以穩定為最高優先級的國資來說，更是一種不能接受的局面。

有業內人士判斷，在這種背景下，不排除國資大股東會強化自身話語權，甚至推動治理結構重塑。有消息顯示，員工持股會中的5%股份，原本就是上城區政府轉讓而來。倘若政府有能力將這部分股份回收，再加上現有的46%，國資就能實現對娃哈哈集團的絕對控股。

當然，這一切仍無法回避一個現實：龐大的“體系外娃哈哈”依然存在。宗慶后生前曾布局一系列體系外資產，如今宗馥莉強勢清除異己，將娃哈哈核心資產裝入“宏勝系”，為此不惜關停18家工廠，引發“代工門”事件，激烈爭斗對娃哈哈的品牌聲譽和穩定發展造成劇烈沖擊。

以此觀之，國資大股東此次成立“專班介入”處理宗家糾紛，未必只是為了“協調家事”。也可能是國資在為更深層次的目標做準備：借助當前局勢，厘清股權，重整治理，重新確認自身作為國有控股股東的戰略角色。

接下來，關鍵要看三個動作：專班是否會公開表態、是否介入股權協調、是否推動治理結構重整。

無論結果如何，那個由宗慶后一手締造的家國情懷濃烈、個人意志高度主導的娃哈哈，已然成為過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