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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ut: The Play本身是一部由Katie Cappiello編劇、Girls Write Now劇團演出的先鋒劇作,聚焦一位青春期女孩在遭遇性暴力后被貼上“蕩婦”(slut)標簽所引發的校園與社會反應。
作為一部10年前的戲劇(后續也有文本)作品,它依舊能與當下社會呼應不僅令人意外也令人遺憾。
作品的劇情并不能復雜,女主角Joey是一個開放、自信、敢于表達性魅力的女孩。當她遭遇性侵犯并試圖發聲時,社會迅速將她塑造成了一個“咎由自取”的對象。
在故事的敘事中,似乎“受到侵犯”本身成了某種對女性不遵守原有道德秩序的懲戒,與此同時侵犯個體權利的罪惡被最大程度地忽視乃至縱容了。
甚至,“侵犯”這一行為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成了所謂的“義警(實際上是侵犯者)”對那些在“道德”(暫且不說是何種道德)“忤逆者”的審判。
審判的行為則深度契合將“男性的性經驗視為成就,而女性的性表達視為罪惡、不潔和墮落”的敘事。在道德審判之下,男性凝視和蕩婦羞辱在同一時刻“恣意狂歡”,甚至暴力手段也能在這樣的敘事下被默許。
而這一切背后的訴求或許正指向一個現實,女性的“性表達”——本應是自由表達的一種——被強制規訓在嚴格導向生產的繁殖框架之下。
正如使女的故事中如此寫道:
我們只是長著兩條腿的子宮:圣潔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
而關于這一容器的權利還不屬于個體自身,反而屬于集體。由此,女性身體與國家榮譽聯系到了一起。
可Joey的處境僅此而已嗎?或許也沒有那樣簡單。
集體道德焦慮的轉移
從某種情況來說,蕩婦羞辱不僅僅解釋了細密的繁殖規訓體系下,社會群體對女性的“性表達”剝奪和嚴苛審判——其詭異程度并不異于獵巫。
更重要的是,它是社會整體對于性與控制的焦慮的轉嫁。當Joey成為“性”的象征,她也就成了被投射恐懼與道德壓力的靶心。由此觀眾/讀者看到的并非一個女孩在爭取話語權,更是一個集體在維持壓迫秩序。
倘若涉及到種族和國別,那事情便顯得愈發荒誕,類似“榮譽謀殺”看似荒誕,實則源于根植于潛意識的日常道德敘事之中,繼而賦予罪行以“榮譽”,或許只有“極端恐怖主義”才能與之“媲美”。
審判的本質
從源頭來看,道德指摘本身就是一種“穩定機制”,它提供了一種“假道德優越感”:讓旁觀者獲得虛偽的安全感。站在審判者一邊的同謀者,不用說聲援了,或許就連簡單地保持沉默就有可能會被推入道德漏斗之中,陷入被審視并加以關聯指摘的境地。
不過以上并不是最荒誕的,正如《混沌少年時》所呈現的性別圈層文化,通過羞辱某個被公開審判的個體,實踐審判的群體更容易感覺到自身掌握了虛妄的權力。
也通過這樣的管道,受壓抑的個體得以找到機會,通過 語言乃至肢體的暴力, 發泄對另一群體的憤怒與不滿。
而這種導向往往源自社會文化塑造與個體交往記憶,由此官方的態度和輿論實則比許多人想象得要更加重要。在這部作品中令人震驚的是,即使Joey的權利被剝奪,被進一步傷害,她的控訴仍然不被相信,反被認為是在為自己的“放蕩”感到后悔。
這是社會性蕩婦羞辱最危險的部分:女性的“貞潔”被用作判斷其是否值得同情與保護的標準,由此默許了一種“壞女孩”不值得被相信和保護的社會邏輯。
任何代表政府的機構對侵犯者的沉默已然荒唐,反其道而行之的情況更是聞所未聞,“榮譽謀殺”也不過如此。
換句話說,這是一種以貞操觀為基礎的信任體系,倘若這一邏輯牢不可破地在一個社會下運行,女性的主體性又從何談起。
抵抗的視角
在細密的規訓下,公共對話和集體行動或許能為破局帶來曙光,這也是這部作品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Joey并沒有被羞辱摧毀,她在劇中逐步掌握語言權,質問學校、社區乃至朋友的冷漠與判斷。這是劇作試圖完成的一種文化反轉,而也是為所有人指明了把握主體性的機會。
要摧毀“Slut”這一社會制造的語言控制工具,女性必須重新主張對自己身體與性別身份的解釋權。這種表達,不是為了“自保”又或是與所謂的“墮落者”劃清界限,而是為了反擊負載在標簽之上偽裝成社會主流道德的規訓。
劇中重要的沖突來自Joey與其他女生之間的裂痕。正如先前所說,在蕩婦羞辱暢行的文化中,女性彼此之間也會內化判斷、排斥、諷刺。
這部作品通過Joey朋友的成長進一步也展現了這一點:真正的團結,不是保持沉默的統一,而是對不公的共同拒絕。事實上,讓女孩之間構建情感與經驗的共情網絡,往往能夠打破“受害者競爭”與“道德比較”,從而讓女性跳脫出道德的自證陷阱并進一步擺脫凝視。
從學校到社會
任何看過劇作或讀過相關作品的讀者一定能意識到,Joey的遭遇并非個案,而是一個缺失性別教育和性尊重文化的社會結果。
由此整部作品實際上是向社會呼吁在學校中建立討論性別暴力與性表達的空間,用教育拆除“女孩子要保護自己”的單向要求,轉向“所有人都要尊重界限”的雙向規范。
因為這不僅僅是教育的根本,更是個體做人做事——擁有主體性的前提。
認識不到這一點的學校尚且應當自省,助長“蕩婦羞辱”的學校又當“情何以堪”。如果連人的主體性都無法被認可和推崇,又談何學習思考,做人實踐呢,大學之教育價值又在何處呢。
寫到這里,我已然出離了憤怒,這或許不是一個學術讀者應該秉持的客觀態度,可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員,我又感到無限的悲哀。最后,也只能想起那么一句:
“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
作者:M.
編輯:阿洛
校對:文穴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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