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城隍作為城市的守護神，承載著一方百姓對生死禍福的敬畏與期盼，故而“有城必建城隍廟”成為傳統。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不僅將戰死將士封作各地城隍，更以“都、府、州、縣”四級制規范城隍廟等級，使城隍與行政體系深度綁定。當我普寧普寧洪陽鎮旅游，在探訪林則徐晚年病逝之地文昌閣時，意外發現文昌閣旁竟有一座規?；趾甑某勤驈R——要知道，如今的洪陽僅是普寧市下轄的一個鎮，為何會有如此規格的城隍廟？這份疑惑，恰是解開洪陽歷史密碼的鑰匙。

普寧洪陽的故事，得從它的名字說起。古稱“厚嶼”的這片土地，相傳在宋末迎來了改變命運的客人——閩莆名士方瑤。他遍歷山川，行至洪山之南時，見此地“諸峰巑岏，四水環歸”，不禁感嘆“卜吉無踰于此”，遂舉家定居。因地處洪山之南（山南水北為“陽”），“洪陽”之名便由此而來，冥冥中似已注定此地與“城”的緣分。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普寧縣正式置縣，而洪陽的命運也隨之轉折。最初，普寧縣城設于貴嶼，至明萬歷三年（1575年），縣治遷至洪陽；萬歷十四年（1586年），城池在此正式建成，洪陽作為普寧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就此確立。此后近四百年間，這里一直是普寧的“心臟”，直到1949年7月，普寧縣人民政府在流沙成立，洪陽才逐步褪去“縣城”的光環。從1949年10月設“洪陽市”，到1950年改“洪陽區”，1951年稱“普寧縣第一區”，再到1958年并入人民公社，最終于1986年定為“洪陽鎮”，行政名稱的更迭，見證了這座古城從“縣治”到“鎮域”的身份轉變。但歷史的印記不會因名稱改變而消失，那座與縣城同生共長的城隍廟，便是洪陽作為“老普寧”核心的最佳見證。

普寧城隍廟與縣治同歲，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至今已有四百余年歷史。它并非某一鄉某一村的私產，而是“普寧八百余鄉共同擁有”的地標——每逢年節，各鄉鎮百姓都會匯聚于此，或慶賀豐年，或祈求太平，在焚香祈福中維系著對“普邑”的集體認同。這種跨越地域的凝聚力，讓城隍廟超越了單純的信仰場所，成為聯結鄉情、傳承文化的紐帶。

這座古建的規制，處處彰顯著“縣治城隍廟”的氣派。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知縣趙勉周主持重修中堂及門樓廊廡；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知縣安定枚又重建后堂與兩廊六司房舍，最終形成“三廳二天井”的宮殿式格局。整座廟宇東西寬27米，南北深60米，總建筑面積達1620平方米，在縣級城隍廟中堪稱翹楚。

踏入廟門，三山門莊嚴肅穆，門樓左右分立馬官塑像，仿佛隨時等候城隍差遣；門內兩側，“千里眼”“順風耳”怒目圓睜，據說能洞察人間善惡，將信息傳遞給城隍。中廳為正殿，正中供奉著“伯府大人”（即城隍公），神像威嚴莊重，端坐于龕中，接受四方香火。后廳分設三殿，左為城隍夫人殿，中為十八羅漢殿，右為千手觀音殿，佛道元素在此和諧共存，體現著民間信仰的包容性。最令人稱奇的是，正殿與后廳之間竟有一方放生池，池中放養龜鱉，水邊植有水杉（古稱“水棉樹”），池上橫跨拱橋，兩側圍以白石欄桿——這種將園林景致融入廟宇布局的設計，打破了傳統寺廟的肅穆單調，既有“曲水流觴”的雅趣，又暗含“生生不息”的寓意，堪稱潮汕古建筑中的匠心之作。

四百多年間，城隍廟歷經風雨。建國后，它曾一度被改作廠房、校舍，部分建筑結構遭到改動，但明清風骨仍在。改革開放后，隨著文物保護意識的覺醒，地方政府牽頭成立“普邑城隍廟修建委員會”，號召海內外鄉親捐資修繕。在眾人努力下，廟宇逐步恢復原貌，那些被歲月磨損的雕梁畫棟重煥光彩，被遮蔽的碑刻匾額重現真容。1998年10月，普寧城隍廟被列為普寧市文物保護單位，這份“官方認證”，既是對其歷史價值的肯定，也為它的傳承筑起了屏障。

如今再看這座城隍廟，它的存在早已超越了“鎮域”的范疇。當我站在放生池邊，望著水中悠然的龜與岸邊斑駁的石欄，忽然明白：洪陽雖已不是縣城，但城隍廟的規格從未“降級”——因為它承載的，是整個普寧地區幾百年的集體記憶。那些前來上香的老人，或許仍習慣稱自己為“普邑人”；那些海外歸來的僑胞，總會在此尋根問祖。這座廟宇，早已成為“老普寧”的文化圖騰，它的規模，從來不是由當下的行政級別決定，而是由歷史的厚度、鄉愁的濃度所鑄就。

從宋末方瑤的駐足，到明清縣治的繁華；從朱元璋的城隍分封，到今日的文物保護，洪陽城隍廟的一磚一瓦，都在訴說著一座古城的興衰與堅守。當我離開時，夕陽正透過水杉的枝葉灑在廟墻上，光影交錯間，仿佛看見四百年來的香火氣，仍在這座“鎮域里的縣城城隍廟”上空縈繞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