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李自成造反打天下的故事，稍微懂點歷史的朋友腦子里可能會蹦出來個重要角色李巖。

在很多明清小說（比如《剿闖小說》、《定鼎奇聞》）、評書戲曲和現代影視劇里（比如老電影《李自成》），李巖那可是個響當當的大人物！

通常他被描繪成一個考過功名的舉人，出身河南富有的官宦人家，因為看不慣明朝的黑暗和腐敗，在家鄉散盡家財賑濟災民，后來被官府誣告通匪，走投無路才投奔了李自成的起義軍。

入了伙，他立馬成了李自成手下頂尖的智囊謀士，據說那句流傳千古、讓無數百姓開門歡迎闖王的著名口號“迎闖王，不納糧”就是他一手策劃出來的！不僅如此，他還被描述成起義軍里少有的講究軍紀、注重民心、目光長遠的人物。

可就是這么一位為闖王大業立下汗馬功勞的功臣，結局卻十分悲慘，在起義軍攻破北京、李自成剛剛當上“大順皇帝”后不久，就被李自成疑神疑鬼地給殺掉了！

這個情節跌宕起伏，忠臣蒙冤被殺的橋段，格外引人同情。久而久之，大家都覺得歷史上肯定有這么一位李巖。

可是，歷史的真相有時候比小說還復雜離奇。當我們翻開最權威的官方史書《明史》，去尋找這位舉人謀士的蹤跡時，卻發現情況有點不對勁，《明史·李自成傳》里，壓根就沒有“李巖”這個人物的記載！

其他像明朝遺老寫的比較嚴肅的私人史書（比如計六奇的《明季北略》、《明季遺聞》），里面雖然提到了李自成的一些重要部下，像劉宗敏、牛金星、宋獻策之類的，但同樣不見“李巖”的蹤影！

這就奇了怪了！一個被后世渲染得如此重要、貢獻如此巨大的人物，怎么在明末清初的官方和重要私家史書里，連個影兒都沒留下？莫非這李巖根本就是個后人編造出來的虛構人物？

爭議人物的“登場”時間表

李巖“李公子”的形象，并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他的“出道”，經歷了一個由模糊到具體、由邊緣到中心的過程。

在距離李自成農民軍活動時間比較近的一些明朝遺民記錄中（比如吳偉業的《綏寇紀略》、鄭廉的 《豫變紀略》），其實隱約提到過李自成部下里有個姓李的謀士或者將領，可能是個識文斷字的“秀才”之類。

但這位“李某人”姓甚名誰？是哪里人？干過啥具體事？記載得非常模糊，身份遠沒有后世說的那么光鮮和重要。

時間一推，到了清朝康熙年間（也就是距離明亡大概幾十年后），事情開始變了。在一些帶有明顯文學創作性質或者摻雜大量傳聞的筆記小說、野史稗抄里頭，“李巖”的形象才逐漸豐滿清晰起來。

特別是前面提到的那部 《剿闖小說》，以及后來的《定鼎奇聞》，還有清初文人寫的《杞縣志》（里面說當地查無李巖這個舉人），算是把“李巖”的故事基本定型了。

河南開封杞縣人、官宦公子、舉人出身、被逼造反、智謀超群、“迎闖王，不納糧”的創作者、后被冤殺。

這么一看就很清楚了：在明朝滅亡后最初幾十年比較嚴肅可靠的史料里，找不到實錘的“李巖”記錄。

他更多的是在清朝建立幾十年后，才通過文學創作和民間口頭傳說變得“有名有姓、有血有肉”起來。

正因為缺少明代或清初最硬核、最直接的檔案材料（比如明朝的官方名冊檔案、李自成政權內部文書、李巖同僚的第一手證言）來證明他的真實存在，現代史學界對“李巖”這個人物，一直存在巨大的爭議！

簡單說，就是兩派觀點：

“虛構派”認為李巖這個人物主要是后人（特別是清代文人）出于創作需求塑造出來的文學形象，或者糅合了一些其他人物事跡的集合體。

歷史上可能并沒有一個叫李巖的舉人投奔李自成并發揮過關鍵作用。他被殺的故事更是后人的附會想象。

“可能存在派”認為雖然證據不夠充分，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確實有個姓李的秀才或識字小吏投靠過李自成，做了一些工作（也許沒傳說中那么重要），然后在起義軍內部傾軋中被害。

他的名字和事跡在歷史記錄中被隱去或遺失是有可能的（畢竟農民軍記錄散失嚴重）。“李巖”是其原型或名字的記錄在流傳中走了樣。

權欲迷眼

不管歷史上那個具體叫“李巖”的舉人是否真的存在《剿闖小說》等后世作品中塑造的李巖形象及其被殺的故事，卻深刻折射了李自成起義軍，尤其是攻占北京后，內部爆發的劇烈矛盾和權力斗爭！

我們可以把“李巖”視為一個符號，代表了大順政權中那些試圖約束軍隊、建立秩序、爭取士紳民心的謀士或文官勢力。

而他的“被殺”，就是這股力量在殘酷的現實政治斗爭中徹底失敗的隱喻。

讓我們回到公元1644年農歷三月那激動人心卻又無比混亂的時刻。李自成的大順軍勢如破竹地攻破了北京城，明思宗崇禎皇帝絕望地上吊自盡，統治中國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覆滅。

李自成也登上了他人生的頂峰，在武英殿匆忙稱帝，建立了大順政權。從表面看，形勢一片大好。

然而，危險恰恰在最輝煌時悄然埋下。巨大的勝利沖昏了大多數起義軍領袖的頭腦！以李自成本人、首席權臣牛金星、第一猛將劉宗敏（時任“權將軍”，地位極高）為首的核心高層，在短暫的興奮后，迅速陷入了對權力、財富和享樂的瘋狂攫取之中。

他們的做法非常粗暴且短視。以劉宗敏等人為主導，對明朝留下的勛貴、皇親、大臣乃至富商大戶進行大規模、殘酷的追索財物。

他們在北京設立專門的衙門（“比餉鎮撫司”），把抓來的官員、士紳嚴刑拷打，逼迫他們吐出金銀財寶。據記載，手段極其酷烈（如制作夾棍、火燎烤人），弄得北京城內官紳人人自危、哭聲震天。

這雖然能在短期內為軍需掠奪大量財富（據說拷掠出白銀七千萬兩），卻徹底撕裂了起義軍與官僚、地主階層本可爭取的合作可能，激化了階級矛盾。

許多攻入北京的大順軍將士（尤其是原流民習氣濃厚的老營核心），把北京當成了戰利品倉庫。他們不再受約束，隨意搶占官邸民宅，縱兵搶劫商鋪、欺凌百姓的事件時有發生。

原本期待的“仁義之師”形象迅速崩塌，京城秩序陷入混亂，民心急劇流失。

牛金星這個“天佑閣大學士”（相當于宰相），剛進城就忙著給自己置辦豪華府邸、招攬門生、模仿明朝閣臣的排場和享受。

李自成雖無特別荒淫記載，但對部下這種普遍性的貪腐和松懈采取了默認甚至縱容的態度。

“李巖符號”的抗爭

恰恰在這種“勝利大狂歡”演變成“秩序大崩潰”的危險局面下，小說戲曲里那個“李巖”的意義和價值就凸顯出來了。

如果真存在這樣一位有遠見的謀士（或者代表這類想法的群體），他會怎么做？后世傳說給我們勾勒了一個試圖力挽狂瀾的忠臣形象。

· 《剿闖小說》里的李巖痛心疾首：他看到劉宗敏嚴刑拷打官員、牛金星享樂腐化、士兵擾民，深恐失去來之不易的民心和大好局面，向李自成獻上至關重要的策略。

·嚴肅軍紀，安撫百姓。（收攏民心）；對被俘或歸順的明朝官員，區別對待，盡快任命建立新政權（穩定官僚體系）；勸李自成親自接見籠絡明朝太子朱慈烺（崇禎之子），給予一定優待。（爭取政治合法性，減少明朝勢力反抗）

·對于退守山海關，手握重兵又首鼠兩端的遼東總兵吳三桂，應立即采取懷柔政策，避免激化矛盾。

這些策略，條條切中當時要害，可以說是試圖將大順軍從一個單純的暴力掠奪集團，向建立穩定王朝政權方向轉變的關鍵方案！

即使歷史上沒有李巖這個人，這份“四策”所蘊含的政治智慧，也恰恰是當時大順政權最急需的救命良藥。

然而，這樣的建議動了誰的奶酪？直接得罪了以劉宗敏、牛金星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

《剿闖小說》里說牛金星看到李巖提出這些策略，擔心李巖聲望越來越高，威脅到自己的權位（李巖在李闖心中地位上升），于是他開始暗中使壞。

牛金星向李自成進讒言，誣陷李巖“有異志”、“居功自傲”、“收買人心，要學宋太祖黃袍加身”！這番挑撥離間，正好戳中了李自成這個農民皇帝內心最深處的不安全感和疑心病。

一場注定發生的政治清除

1644年農歷四月下旬（李自成進京僅僅一個多月），故事迎來了高潮。吳三桂果然因為劉宗敏霸占了他的愛妾陳圓圓（這是引爆點）以及對大順政權的不信任和恐懼，引清軍入關！

李自成帶著農民軍主力匆忙東征山海關討伐吳三桂，結果在一片石遭遇清軍主力加吳三桂軍聯合打擊，大敗而歸！大順軍被迫于四月三十日倉皇撤離北京，局勢急轉直下！

就在這兵敗如山倒、全軍上下士氣低落、怨氣彌漫的危急關頭，按小說的情節發展（《剿闖小說》等），那個憂心忡忡繼續提出整軍、收拾人心的李巖再次站了出來。

他可能說了些“大王不該只顧東征以致清兵趁機入關”之類的忠言逆耳話（暗示李自成戰略失誤），也可能只是主動請纓，想帶兵回河南老家一帶招兵買馬、穩定后方，為大順軍留條后路。

而這在驚魂未定、自信心嚴重受挫的李自成看來，尤其在他已被牛金星讒言種下猜忌之種的前提下，李巖的行為無異于“落井下石”、“擁兵自重”、“想另立門戶脫離掌控”！

這時候，牛金星的讒言起到了致命的點火作用。他很可能趁機又在李自成耳邊煽風點火：“陛下你看，李巖這就要跑啦！他早就有二心，現在趁著咱們兵敗要跑回河南老家割據稱王去了！”

于是，一場針對“李巖”的清除迅速上演。

小說和傳說中記載，李自成在極度猜忌和憤怒下，聽信牛金星讒言，派人設宴，在酒席間突然發難，逮捕并立即處死了李巖及其兄弟李牟。

一個被后世塑造出來的、代表著清醒和遠見的象征性人物，就這樣倒在了起義軍迅速腐朽與高層內斗的血泊之中。這無疑給已經走向潰敗的大順政權又自斷了一臂，極大地打擊了人心。

據小說描述，大將劉宗敏聽聞此事后大罵牛金星：“爾等險邪之徒，竟殺我手足大將？老子要提刀宰了你這混賬！”

這反映了即使在大順軍高層內部，也對殺害李巖這樣的核心人物感到震驚和憤怒。

李自成為何要“殺”李巖？因為在大勝之后迅速迷失方向的李自成集團，已經容不下清醒者、直言者、更容不下任何能成為新權力核心的潛在挑戰者。

猜忌和內斗的絞索一旦套上，便再無轉圜余地。這既可能是那個名字叫“李巖”的可憐智囊的命運，也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試圖為大順政權糾偏的“李巖精神”的必然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