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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亞東

“僅僅讓老百姓吃飽飯的人，也許不一定是偉人，但長期讓老百姓吃不飽飯的人，則一定算不上偉人。”老劉的這句話有點繞，但戳破了一層窗戶紙：評價一個時代、一位領袖的功過得失，最實在的標尺往往就落在老百姓的餐桌上的一粥一飯。

歷史長河中，老百姓的肚皮和王朝的興衰，從來就綁在一塊兒。商紂王搞他的酒池肉林，極盡奢靡，可渭水河邊的農夫連口野菜糊糊都喝不上。結果牧野之戰，士兵倒戈，背后是忍饑挨餓的百姓早就盼著這天了。再看文景二帝，輕徭薄賦，關中的糧倉滿得糧食都溢到了街上，這才有了后來漢武帝開疆拓土的底氣。這對比多鮮明：地基不牢，房子蓋得再高也是虛的，風一吹就倒。

唐太宗貞觀年間那場蝗災，史料記載讀來至今仍覺滾燙。關中大旱，蝗蟲遮天蔽日啃莊稼，太宗在田里看見，抓起一把蝗蟲就往嘴里塞，喊道：“爾食朕百姓五谷，寧食朕之肺腸！”這舉動看著有點驚世駭俗，可里頭藏著的，是對“百姓餓肚子，國家就危險”的深刻清醒。正是這種把百姓溫飽時刻放在心上的自覺，才換來了貞觀年間“米斗三四錢”、路不拾遺的太平景象，成了后世千年的標桿。

反過來看看那些被饑餓沖垮的政權，民心向背的力量就更清楚了。秦朝末年，阿房宮金碧輝煌，映照著咸陽城外“人相食”的慘絕人寰。陳勝吳廣在大澤鄉吼出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骨子里就是餓急了的人發出的絕地吶喊。明末李自成起義，一句“均田免賦”就能聚起百萬流民，不是老百姓天生愛造反，是苛捐雜稅加上天災，早就斷了他們的活路。這些歷史的碎片拼出一個冰冷的真相：餓肚子從來不只是吃飯問題，它是一塊試金石，試出這政權到底合不合民心，能不能長久。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王安石當年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里就痛陳過：“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他推行青苗法、募役法這些新法，本意就是想方設法讓種地的農民在秋收時能多留點口糧。可惜啊，好經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壞了，利民的政策走了樣，成了盤剝的工具。這教訓夠深刻：事關百姓飯碗的事，容不得半點虛的、假的，一旦走了樣，根基就動搖了。

近代中國這一百多年的風風雨雨，更是把“溫飽”訴求深深砸進了整個民族的記憶里。直到改革開放的春風吹來，中華民族才算真正告別了大規模的饑饉。如今，“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這個千年夢想正在變成現實。回望來路，更能掂量出“溫飽”二字有多重。它是安徽小崗村十八個農民按下的紅手印里，那份孤注一擲的期盼。這些實實在在發生在田間地頭、鍋臺灶邊的變化，比任何華麗的辭藻都更有力量——真正的豐功偉績，從來不是說教中堆砌的豪言壯語，而是刻在普通百姓臉上的那份安穩與滿足。

小崗村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大包干”契約（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說到底，評判歷史人物，尺子有千萬把。但最公道、最硬氣的那把，永遠攥在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手里。能讓治下的生命不再因饑餓而掙扎，能讓尋常人家的炊煙日日安穩升起，這本身就是文明社會最本分的追求，也是“偉人”這個稱號最硬的底氣。那些把民生冷暖，尤其是最基本的溫飽，真正放在首位的治理者，即便沒有留下什么驚天動地的詩篇，沒有打下遼闊無邊的疆土，他們的名字，也值得在歷史的河流中被長久記取——因為餓殍遍野處，從來難覓真正的偉人蹤跡。王安石的警句穿越時空，依然在回響：“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這，便是歷史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