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智技術重塑社會關系的當下，“共同體”概念正經歷著從地理邊界到虛擬空間的深刻轉型。數智時代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數字化與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形成新質生產力，推動社會經濟結構的全面轉型。影視人類學作為一門以影像為方法、以文化闡釋為目標的交叉學科，為理解共同體的建構機制提供了獨特視角。當前，影視人類學在共同體研究中力圖從多維度揭示共同體的建構與變遷，但也面臨挑戰。未來研究需在技術批判、多元群體關注和方法論創新等方面尋求突破，以推動學科發展，助力跨文化理解與社會治理。

羅伊·瓦格納（Roy Wagner）提出視角的交互性，為理解人類認知與文化提供了理論啟發，也與影視人類學的共同體研究相互關聯。視角的交互性是人類感知的內在屬性，體現為主、客轉換，即目的與手段的換位，可被廣泛理解為雙重成比例對照的普遍應用。它預設了先天與人為、自然與文化之間的相互矛盾，打破了傳統的二元對立思維，在實踐中，本土—游客、動物—人類的視角轉換都是其體現，有助于深入理解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有助于理解人類學“從本土觀點看問題”的學術視角。

民間影像與技術賦權重構共同體敘事

中國影視人類學時代使命的探索、敘事觀念的轉變以及推動學科的理論方法創新等討論，是構建“共同體敘事”的時代要求。構建共同體敘事是傳承民族集體記憶的重要手段。它與社會記憶、紀念儀式之間存在遞進的邏輯關聯。社會記憶既可以通過口耳相傳的歌謠、神話傳說來實現，也可通過儀式來實現。各族民眾借助習慣的形成與身體體驗，重現歷史記憶與社區傳統。聚焦具體的習慣和體驗，可以為描述中華民族共同體多樣化的儀式生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路徑和方法。

除了延續經典民族志的學術傳統，中國影視人類學的共同體研究呈現出“技術驅動”與“文化自覺”并行的特征。數智時代，影視人類學通過身體實踐、記憶重構與技術博弈等多元視角，觀察不同群體在當代的演變邏輯與內在張力，既呈現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也映射數智時代共同體的虛實交織特征。影像可揭示社區內部文化邏輯、重構創傷記憶、構建社會記憶、整合共同體。在人類學視野中，身體是文化表達的重要載體。傣族孔雀舞短視頻中，年輕舞者為適應豎屏觀看，將傳統“三道彎”體態調整為前傾15度的“抖音版”，類似的身體改造折射出傳統文化與流量經濟的碰撞。通過對身體動作、姿態的研究，可深入理解文化內涵與變遷。在重構創傷記憶、構建記憶共同體方面，以南京大屠殺紀錄片的代際傳播為例，幸存者口述、遺址航拍與虛擬現實重現場景構成了記憶的層累結構。當“90后”觀眾通過VR“置身”1937年的南京金陵女子學院，歷史創傷從抽象敘事轉化為具身體驗，但技術奇觀化也可能導致記憶的消費主義異化。

短視頻平臺普及使得鄉村“網紅”通過網絡重新定義地方認同，視角的交互性打破了文化的傳播阻礙，本土—游客之間產生新的聯結。如滇西傈僳族青年通過抖音展示刀桿節，不僅吸引外來游客，更激活了散居族群的線上凝聚力，“數字儀式”使原本單一的共同體從血緣、地緣轉向趣緣聯結。

鄉村振興戰略催生了影像的社區介入實踐。浙江大學的“中國村落”項目讓村民掌鏡拍攝日常勞作，鏡頭下的宗祠修繕、族譜續寫成為激活集體記憶的催化劑。當畬族歌者藍大媽在鏡頭前即興編唱拆遷變遷時，個體敘事與集體歷史達成了互文性對話。該參與式影像打破了“他者化”表述，使共同體在自我表征中實現主體性重構，成為新浙派紀錄片范本。

在日常實踐應用中，民間影像實踐成為表達自身、維護社區、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的重要形態。在城市工廠，深圳女工群體的“快手工廠劇”記錄了工廠生活、人際關系、生存狀態與城市發展等，通過角色扮演構建臨時情感共同體，傳遞社會價值和歷史意義，推動政策健全與社會支持。這類非制度化影像實踐，孕育著勞工文化的新表達形態。在牧區村寨，致力于幫助西部鄉村農牧民的“鄉村之眼”成立婦女影像小組，通過社區記憶與女性視角，用影像捕捉家鄉的自然生態和文化傳統。影像成為聯結人地關系、推動社區行動的重要媒介。未來的學科生命力，或將取決于其在技術狂潮中堅守人文價值的能力，于差異中構建聯結的智慧。

目前研究空白與潛在突破點也集中在技術迷思的祛魅與方法論的跨界實驗中。當前，深度偽造技術已能生成逼真的薩滿儀式影像，但這可能導致文化失真。雖吸引流量，卻切斷了“人—神—自然”的真實聯結。如何平衡技術創新與文化本真性，亟待建立評估框架，確保技術服務于文化傳承與研究而非濫用、扭曲。腦機接口技術的突破更預示著革命性變化——當用眼動儀追蹤觀眾觀看苗族銀匠紀錄片時的視覺路徑發現，非遺傳承人的手部特寫能引發前額葉皮層強烈激活，為影像研究注入新活力。

理論對話：從視覺表征到倫理反思

放眼國際，影視人類學的共同體研究始終與理論范式演進共振。“想象的共同體”理論在數智時代遭遇雙重驗證。阿爾讓·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提出的“媒介景觀”理論指出，抖音國際版（Tik-Tok）上緬甸難民的自拍視頻構建了跨國認同網絡，但即時連接也可能消解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法國學者馬克-亨利·皮特（Marc-Henri Piault）運用場域理論分析非洲影視生產發現，國際電影節評委（文化資本持有者）與本土拍攝者（實踐資本主體）的權力博弈，深刻影響著共同體影像的話語形態。從后殖民批判后掀起的新一輪方法論革命角度考量，有學者在孟加拉國的鄉村動員女性用高樂途相機（GoPro）記錄日常生活，發現她們刻意避開男性在場場景，這種“選擇性凝視”突破了西方紀錄片慣常的家庭沖突敘事，揭示出南亞性別共同體復雜的權力協商。

視角的交互性在感官民族影像志體現為方法論創新。感官民族志是對視覺中心主義、文本中心主義強勢地位的批判。聚焦感官民族志的國際人類學實踐，通過模擬、數字媒體、裝置和表演等，感官民族志不僅拓展了人類學的研究邊界，更在方法論層面推促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被研究者與自然/非自然世界構成“認知共同體”，使那些難以言說的生命體與非生命體經驗得以關注。有研究強調，印度教廟會的影像記錄不只關注視覺符號，信徒觸碰神像時的手部震顫、焚香氣息的空間彌漫，共同構成了“多感官”的體驗基礎。澳大利亞原住民影像計劃則實踐了“協作式電影”理念：在澳大利亞中部沙漠地區，原住民部落通過社區媒體制作雙語紀錄片，既保存語言，又向外傳遞文化內涵。同時，導演將剪輯權交給部落長老，最終成片以循環敘事結構呈現夢境傳說，挑戰了線性時間觀對共同體記憶的規訓。

影視人類學的優勢在于以影像聯結物感物覺，呈現萬物生態觀，實現心物互動。通過交互視角，能夠深入理解共同體的內涵與外延，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理解與融合。為保存社會記憶，北川羌城通過AR使游客親身體驗羌族文化，“具身參與”使影像從記錄工具成為共同體再生產的媒介。圍繞當地人對二維影像和VR影像的觀看體驗，正如研究者指出，通過影像媒介將當地人從日常生活的在場轉變為不在場的視角來反觀生活世界，促進人類學知識生產。

人類是萬物的一部分，在萬象共生的創新之路中做到物物關聯、心心相通，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意義和價值，方能契合兼顧形神的全新生態觀。新時代影視人類學對共同體的探索，始終在記錄與干預、技術與人文、全球與本土的張力中尋找平衡。當鄂倫春獵人的相機鏡頭穿越興安嶺的晨霧，當孟買貧民窟的少女用手機拍攝人生第一部短片，這些互惠共生的視角、像素化的瞬間不僅承載著文化存續的希望，更映射出人類對聯結永恒的渴望。人類學家米德曾感慨，永遠不要懷疑一小群有影像、有思想、有承諾的人可以改變世界。借此，影視人類學的使命才剛剛開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地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