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7月15日訊（記者 王晨 林堅）在證券業高質量發展28條政策指引下，券商資管業務正迎來戰略轉型的關鍵期。

中證協在最新發布的《中國證券業協會關于加強自律管理推動證券業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即“證券業高質量發展28條”）中明確提出，“要引導券商規范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提升主動管理能力，更好發揮證券公司私募資管與財富管理協同轉型的合力”。

這一政策導向為券商資管的新定位與新業務布局指明了方向，也意味著，券商資管與財富管理協同發展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價值。

東莞證券總經理楊陽在與財聯社記者的最新交流中提到，不同于傳統公募基金，券商資管作為券商旗下的專業投資機構更應走差異話發展之路，即融入券商整體業務體系，成為服務券商機構客戶與零售客戶體系的重要部分，深耕產品研究和策略研究，從單純比拼市場同質產品業績轉向滿足客戶特色化定制定制化投資需求。

在楊陽看來，除少數有主動管理優勢的老牌券商資管外，券商資管比拼的不是投資能力應該是產品能力與解決方案。多位券商也在受訪中談到，私募FOF模式或將逐漸成為券商資管實現差異化發展、構建財富管理生態的重要方向。中金財富就提到，私募FOF是行業機構和廣大投資者都應該重視和把握的重要投資工具，它是財富管理業務轉型的重要載體，亦是證券行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手段。

一方面，券商資管通過私募FOF募集資金投資優質私募基金，既降低投資者門檻、優化資產配置，又能為私募提供托管、交易支持等一站式服務，還可分散投資風險。與公募基金相比，在投資范圍、客戶分層服務等方面優勢顯著。

另一方面，當前財富管理面臨好產品缺乏等問題，需資產端與財富端協同解決，而私募FOF模式為破解困局、實現券商資管新定位提供了有效路徑。

私募FOF成券商資管新聚焦點。

券商資管私募FOF模式的競爭力源于多維度的優勢：這種優勢既體現在投資端的專業能力，也反映在服務端的生態構建。

一是降低投資門檻，拓寬參與渠道。私募投資有最低出資額的要求，一般情況下，單只私募基金的投資金額不得低于100萬元，這就使得大量個人投資者難于滿足適當性要求。券商資管通過私募FOF將分散的投資者資金集中起來，使一般投資者能以較低門檻（部分產品起投金額僅10萬元）間接參與優質私募的投資。

二是專業篩選能力實現資產配置優化。券商資管團隊憑借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對市場上數千只私募基金進行深度調研，從投資策略、歷史業績、風控體系、基金經理能力等多維度評估篩選。在配置過程中，團隊會根據宏觀經濟周期和市場變化，動態調整不同策略私募的投資比例。

三是構建一站式服務生態，賦能私募發展。券商作為綜合金融服務商，為私募基金提供的服務遠超基礎托管范疇。在交易層面，提供極速交易通道和算法交易支持，獲得經紀務收入；在研究層面，共享量化因子數據庫和行業深度報告，獲得研究業務收入；在資本層面，協助對接融資渠道和LP資源，此外，作為私募托管方可獲得托管業務收入。

這種“托管+服務”的綁定模式，使券商獲得多元化的業務收入，成為私募機構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也為FOF投資提供了優質標的儲備。

四是分散風險，提升組合穩定性。私募FOF通過投資多只不同策略、不同資產類別的私募基金，將風險分散到量化、CTA、宏觀對沖等多個領域。

五是強化監控管理，保障投資安全。作為FOF管理人和托管人，券商能夠實時獲取私募產品的交易數據和運營信息，建立動態風控模型監控底層資產的行業集中度、策略相關性等指標。一旦發現某只子基金偏離預期，可迅速與私募溝通調整，這種近距離監控能力顯著提升了投資組合的安全性。

券商資管通過私募FOF模式構建獨特競爭壁壘

事實上，券商已紛紛布局私募FOF業務。中信證券曾聯合千合資本、淡水泉等六大明星私募基金經理推出私募FOF產品，通過集合個人投資者資金，分散投資于優質私募基金。部分券商反饋通過私募FOF，資管規模也做大了幾成。

西部證券就曾提到加大分支機構定制私募FOF。

中金財富方面稱，立足買方投顧理念的資產配置業務是中金財富財富管理業務轉型升級的重要戰略方向之一，私募FOF模式是其中的關鍵。

據業內人士分析，私募FOF模式的興起并非偶然。在資管新規打破剛兌、強調凈值化管理的背景下，投資者對專業資產配置服務的需求日益迫切，而券商資管通過私募FOF實現了“多方共贏”：投資者獲得低門檻參與優質私募的機會，私募機構得到綜合金融支持，券商則通過業務協同提升了整體服務價值。

業內人士看來，在資管行業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券商資管私募FOF模式通過與公募基金形成錯位競爭，構建了獨特的核心優勢。這種優勢體現在投資范圍、客戶服務、資源整合和政策適應等多個方面。

在投資范圍與策略靈活性上，公募基金受《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運作管理辦法》等監管規則限制，在投資范圍和策略上存在諸多約束，股票型基金股票倉位需≥80%，難以參與未上市股權、衍生品等高風險高收益資產。而私募FOF則具備顯著的靈活性：

標的覆蓋更廣泛：私募FOF可投資于各類私募基金，覆蓋量化對沖、CTA、宏觀策略、產業主題、未上市企業股權等公募難以觸及的領域。

策略調整更靈活：私募FOF可根據市場環境靈活調整子基金的策略組合（如牛市增配股票多頭私募，熊市增配對沖策略私募），而公募基金的策略調整需嚴格遵循基金合同，靈活性較低。

挖掘小眾優質資產：通過托管合作接觸高頻量化、事件驅動等特色中小型私募，這類標的因規模較小、策略獨特，往往能創造超額收益，而公募基金受限于規模和信息渠道難以覆蓋。

在客戶分層與定制化服務上，公募基金產品設計標準化，主要服務大眾投資者；而私募FOF聚焦高凈值客戶，提供精準定制服務。高凈值客戶對收益、風險、流動性的需求更個性化（如追求絕對收益、接受長周期鎖定期），私募FOF可通過組合不同私募策略（如“量化+CTA+宏觀對沖”）匹配此類需求，而公募基金受限于監管和規模，難以提供高度定制化產品。

在資源整合與生態壁壘上，依托券商財富管理生態的協同，券商通過經紀業務、投行服務積累了大量高凈值客戶，私募FOF可與券商的股票質押、家族信托、私募股權等業務聯動，形成“一站式財富管理方案”。

券商通過提供交易系統（如極速交易通道）、托管估值、投研支持（如量化因子數據庫）等核心服務，成為私募的“基礎設施提供商”。這種綁定不僅能讓券商資管優先獲取優質私募的額度（如頭部量化私募的封閉期產品），還能通過數據共享（如私募的持倉分析）優化FOF的配置策略。

在政策適應與創新空間上，監管對公募基金的合規要求更嚴格（如信息披露頻率、投資比例限制），而券商資管的私募FOF受限于《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監管彈性更大，創新空間更足。

一是產品結構創新：例如，券商資管可發行“FOF+衍生品”結構（如通過期權對沖FOF的下行風險），或設計“母基金+子基金”的分級模式（如優先級保本、劣后級分享超額收益），而公募基金的結構創新需經嚴格審批。

二是策略試驗田功能：私募FOF可投資于尚不成熟但潛力大的策略（如AI驅動的量化策略、跨境宏觀策略），相當于為券商資管積累“策略數據庫”，而公募基金受限于“凈值波動對品牌的影響”，對創新策略的試錯意愿較低。

券商資管私募FOF難點待突破

在布局私募FOF的過程中，痛點依然存在。

一是雙重收費問題。業內人士指出，參與此類FOF產品的投資者需面臨“雙重成本”壓力：一方面要向券商資管支付FOF產品的管理費，通常在0.5%-1%之間；另一方面，其投資的私募基金本身還會收取1%-2%的管理費及高額業績提成。疊加之下，年度綜合費率可能高達3%以上，在市場行情波動較大的情況下，極易吞噬潛在收益，導致實際回報與預期出現偏差。

二是信息透明度不足。盡管券商作為托管方能夠掌握私募基金的詳細運作信息，但FOF投資者卻難以觸及底層資產的真實情況。由于FOF通常投資多只私募基金，每只私募基金又可能涉及數十甚至上百只標的，多層嵌套使得投資者難以穿透了解具體持倉。

三是多重身份引發的利益沖突風險。券商在整個業務鏈條中身兼數職：既是FOF產品的管理人，又是私募基金的托管機構、私募交易的經紀商，部分情況下還承擔著產品銷售職能。這種“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角色定位，可能導致產品篩選環節出現傾向性，為優先保障托管、經紀、衍生品等業務落地，券商資管或更傾向于選擇將交易托管放在本機構的私募產品，而非完全基于投資價值的客觀評估。

四是流動性受限。多數私募基金設有6-12個月的鎖定期，部分策略型產品鎖定期甚至長達3年，而FOF產品本身也可能設置封閉期。這種雙重流動性約束使得資金難以靈活調整。

對于多數券商來說，篩選優秀的私募標的仍是難點。招商證券、國泰海通證券、中信證券等托管巨頭憑借龐大的私募托管規模，積累了豐富的私募產品數據，其私募評價體系依托實時托管數據更為成熟，在標的篩選上占據天然優勢。而其他券商資管則在私募FOF標的選擇上面臨雙重制約：既缺乏足夠的私募數據支撐，又受限于私募新規中的凈值披露規定，導致標的篩選難度顯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