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年春的陽光透過中央組織部的窗欞，落在那份從臺灣帶回的烈士名單上。當 "劉光典，旅順人" 這行字被工作人員念出時，有人猛地從椅子上站起 —— 檔案里，這個名字旁分明標注著 "叛變投敵"。墨跡與記憶的沖突，像一把鑰匙，擰開了那段被刻意塵封的歷史。
煤油燈下的少年，海峽對岸的潛伏者
1922 年的旅順，寒風穿過破舊的窗紙，12 歲的劉光典正借著煤油燈的微光啃讀英文課本。父親早逝后，他靠著給人抄書、送報撐起家，卻硬是在亂世里練就了日、英雙語的本事。1937 年日軍占領旅順，他穿上警服走進警察局，表面是維持秩序的警員，暗地里卻把 "搜捕名單" 換成廢紙，把抗日志士藏進自家地窖。有次日軍挨家搜查，他故意打翻油燈引發混亂，讓三名地下工作者從后墻翻出了城。
1946 年那個悶熱的夏夜，洪國式帶來的臺灣地圖在桌上鋪開，紅色標記像跳動的火焰。"那邊需要有人把情報送回來。" 劉光典沒絲毫猶豫，帶著妻子王素蓮連夜縫進棉衣夾層的盤纏，以 "貿易商" 的身份登上了去臺灣的船。在臺北，他開了家小小的 "光典商行"，貨架上的茶葉罐里藏著密寫藥水，賬本夾層里夾著國民黨軍隊的布防圖。有次為獲取空軍基地情報，他扮成修理工混進機場，假裝檢修電路時把機場平面圖默記在心，深夜憑著記憶畫在薄紙上，塞進魚肚子里托漁船運往大陸。
酷刑架前的沉默，敵人編造的謊言
1950 年 2 月，蔡孝乾的叛變像推倒的多米諾骨牌，400 多名地下黨員相繼落網。劉光典燒掉所有文件，把電臺零件扔進淡水河，開始了晝伏夜出的游擊生活。他躲在嘉義的甘蔗林里，靠農民偷偷送來的紅薯充饑，卻仍堅持每月傳遞一次情報。
1954 年深秋，一個被策反的聯絡員帶著特務摸到了他的藏身地。審訊室里，老虎凳上的磚塊加到第五塊時，劉光典的腿骨發出脆響，卻只從牙縫里擠出一句："我是中國人，你們困不住我。" 特務拿出王素蓮和孩子們的照片，威脅要把他們抓來臺灣，他閉上眼睛，指甲深深摳進掌心，再睜眼時已是滿臉血污："要殺就殺，別臟了我的耳朵。"
四年牢獄，他沒吐過一個字。1959 年 6 月 10 日，臺北刑場的槍聲響起前，他朝著大陸的方向喊出最后一句話："等著，會有真相大白的那天！" 而此時的香港，一個與他身形相似的人正對著記者 "懺悔"，國民黨精心編排的 "叛變" 戲碼，就此拉開序幕。
寒風中的守望，歲月里的堅信
北京的胡同里，王素蓮把丈夫臨走時留下的《英漢字典》緊緊抱在懷里。當 "劉光典叛變" 的消息傳來，曾經熱情打招呼的鄰居關上了門，孩子們在學校被罵 "小叛徒"，連去糧店買米都要被盤問半天。有天夜里，小兒子哭著問："爸真的是壞人嗎？" 王素蓮擦去孩子臉上的淚，指著字典說："你爸留下的字里，藏著他要做的事，那都是對的。"
她靠著給人縫補衣服拉扯三個孩子，關節炎讓手指腫得像蘿卜，卻每天把字典里的紙頁一張張揭開又撫平 —— 她總覺得，這里面藏著能證明丈夫清白的東西。1966 年冬天，紅衛兵闖進家翻出字典，說這是 "里通外國的證據"，王素蓮死死抱住不放，被推倒在地摔斷了肋骨，醒來后第一句話還是："那是我丈夫的東西，他是好人。"

遲到的烈士證，永不褪色的忠誠
1991 年的春天，王素蓮坐在輪椅上，接過那本燙金的烈士證。證書上 "劉光典" 三個字被陽光照得發亮，70 歲的老人用顫抖的手一遍遍撫摸，突然笑出聲來，眼淚卻順著皺紋往下淌："光典，你看，孩子們不用再抬不起頭了。"
后來人們才知道，劉光典在獄中偷偷刻在墻縫里的字："死也不叛黨"，被同監室的難友記在心里，時隔三十多年講給了調查人員；臺北檔案館里那份 "堅不吐實，態度頑劣" 的審訊記錄，成了最有力的證詞。而那本被王素蓮守護了半輩子的字典，內頁夾層里果然藏著半張密寫的情報底稿，字跡雖已模糊，卻足以看清 "敵軍布防" 的字樣。
如今，旅順的烈士陵園里，劉光典的墓碑朝著東南方向 —— 那是臺灣的方向。碑上沒有多余的文字，只刻著他犧牲的年份和 "烈士" 二字。往來的人們總會駐足，有人輕聲念起那段歷史，有人默默獻上一束花。他們知道，這個名字背后，是一個潛伏者用生命守護的信仰，是一個妻子用半生等待的真相，更是一個民族永遠不該忘記的 —— 那些在黑暗中前行，卻從未迷失方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