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的北京真冷，你可得把這包東西親手交上啊。”老人把牛皮紙袋塞進年輕人的手里，語氣低沉卻透著不可抗拒的力量。對話結束后，門輕輕合上，仿佛時代也隨之一并被鎖進門后。誰能想到，這個袋子里藏著的百人名單，竟會撕碎長達三十多年的誤會。

那位老人叫李文錦，1949年潛臺的地下交通員。臺灣當局宣布“解除戒嚴”后，他獲準返鄉探親。臨行前，昔日獄中難友托他帶回一份“兄弟名單”——說這是唯一能證明那些犧牲者身份的憑證。李文錦沒多想，把紙袋塞進行囊，轉頭便登上基隆開往香港的渡輪。途中，他發現名單里赫然寫著“劉光典，旅順人”六個字，頓時愣住。因為在大陸，劉光典的名字幾乎成了“叛徒”的代名詞。

1949年1月，大連旅順的劉光典奉命第二次潛臺。他口袋里裝著茶紙情報，也裝著王素蓮寫給他的家書：家中一切安好，兒子會說話了。短短幾行字，讓他在輪渡甲板上站了很久。可剛抵臺北，國民黨特務的一張通緝令攤在街角報亭里——第一行大字寫著他的姓名。天羅地網頃刻張開，他只來得及把密碼本爛在雨里，隨后便鉆進大屯山的密林。那年秋天，他瘦得像一根硬柴。深夜，他常掰下一截野生甘蔗，嚼得沙沙作響，用甜味哄自己別睡過去。

1954年2月，山東的大霧里出現軍靴聲。劉光典被捕。審訊室里，燈泡刺眼。特務揚起一頁紙：“給你個機會，到香港開個記者會，說明你已經痛改前非。”劉光典抬眼，只回了三個字：“不必了。”隨后，他被押往馬場町刑場，槍聲回蕩在濕冷空氣中。另一邊，香港九龍的街頭，確有一個人登臺演講，嗓音與劉光典相似，姿勢也學得像。那是特務們的障眼法，他們要讓大陸認為劉光典叛逃，從精神上瓦解潛伏人員的意志。

消息果然越傳越邪乎。東北、華北多地的地下交通站先后上報：劉光典反水。1955年春，王素蓮突然被叫去“談話”。回家后，她抱著孩子發了整夜的抖，心臟病復發。她死前只留下一句話：“光典不會那樣做。”此后，劉家院子雜草瘋長，孩子們放學不敢走正門，怕同學的指指點點。

時間推到1988年。李文錦手捧紙袋，一路輾轉到中組部。工作人員拆開封口，只見編號“079”的卷宗夾在百人名單之中。卷宗后面釘著兩張泛黃照片：一張是1954年2月4日刑場上的劉光典，另一張是同日的處決公告。《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執行令》寫明罪名“匪諜”，并蓋有官方鋼印。鐵證面前，“叛徒”二字轟然倒塌。負責接收材料的同志沉默了很久，才說：“原來真相在這兒。”

文件翌日被送到中央檔案館。多部門夜以繼日核對，半個月后，劉光典“叛變”一案被正式撤銷，生平改注為“隱蔽戰線烈士”。消息傳到旅順，院墻外早已掉色的“可疑戶”標記被人默默洗刷。鄰居老吳嘆氣：“活人背鍋三十年，地下的英魂也得聽見吧。”

劉光典之子劉玉平此時已在北京工作。他第一次走進父親的卷宗室，看見父親37歲的遺照。照片中，父親棱角分明的臉沒有恐懼，只有倔強。他盯著那雙眼睛看了很久，輕聲說：“爸，我來接你回家。”得益于兩岸民間交流的窗口，劉玉平同多位臺灣律師、學者取得聯系，找到了馬場町舊址殘存的骨灰盒。2008年清明，骨灰被一分為二，一半歸葬北京八寶山，一半留在臺北忠烈祠附近的小陵園。儀式結束時，海峽兩岸吹起相同的北風，草木俱動，仿佛在回應。

對老一輩隱蔽戰線人員而言，“活著是暗影，死后也無名”幾乎是命中注定。資料顯示，僅1949年至1955年滯留臺灣并被處決的地下工作者超過兩百人；能查清姓名的，不到三分之一。李文錦那份百人名單，便是獄友們在收容所用棉線悄悄縫進內襯，硬是帶出重重監禁。李文錦說：“我回大陸，沒別的念想，就圖給他們一個名份。”一句樸素的話，道出隱蔽戰線最質樸的指望：被組織記得，被人民記得。

劉光典沉冤得雪的過程，也讓人看到情報戰另一面——謠言本身就是武器。國民黨在1950年代投入大量經費制造“叛逃劇本”，企圖瓦解大陸潛伏網；同一時期，解放軍渡海計劃受阻，地下戰線損失慘重。多年之后，歷史檔案才揭示，那些看似巧合的傳聞，其實是心理戰的精準投放。信息真假難辨，家屬難以申訴，組織難以核實，多重困局疊加，造就了劉光典式的悲劇。若不是臺灣解嚴、文件出島，真相或許還要沉睡更久。

今天回頭看，絕大多數曾被污蔑的名字都已澄清，可還有零散個案靜靜躺在塵封案卷里，需要后人一點點撥開迷霧。資料搶救、對照、認證，這項工作既瑣碎又耗時，卻關乎一個時代的良知。某位檔案研究者說得直白：“寫清一個名字，比豎一座雕像更難，但也更重要。”

李文錦后來常坐在胡同口曬太陽。有人問他，當年冒險攜密件返鄉怕不怕？他哈哈一笑：“我這條命撿回好幾次，還怕這一次？”話鋒一轉，他又自言自語：“兄弟們總算回來了。”風吹過，胡同盡頭的槐葉沙沙作響，像在替地下烈士們鼓掌，也像在回應那些被誤解的沉默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