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格拉夫·楚·卡斯特從中國西北的上空飛過，戈壁和沙漠之上云層稀薄，地面一覽無余。飛機掠過寧夏境內賀蘭山東麓時，他猛然一驚，看到一片大小錯落的“金字塔群”。那是1933年至1935年中的一天。

卡斯特服務于歐亞航空公司，該公司準備開通中國境內的省際航線，作為飛行員，他正在先行查勘地形地貌。當時，他用萊卡相機拍攝了一張“金字塔”的照片。2015年，萊卡公司將卡斯特拍攝的一張高清照片贈送給了中國。

陳同濱仔細看了這張照片，她慶幸而感慨，八十年過去，今天的遺跡與照片中相差無幾，避開了顯著的自然和人為破壞。“真佩服他們（西夏人），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她盛贊這些夯土建筑的質量。陳同濱是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國內知名申遺專家，“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良渚古城遺址等申遺時的重要咨詢專家和文本負責人。

如今人們已經知道這些遺存的身份——它們是西夏陵，西夏王朝九代帝王的陵寢。卡斯特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北京時間7月11日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7屆世界遺產大會將中國“西夏陵”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國世界遺產總數增至60項。這些塵封的帝陵，開始向世界訴說西夏往事。

賀蘭山下，西夏陵一、二號陵雙陵并峙。攝影/齊鴻燦

賀蘭山下，昔年王侯

6月末的一天早晨，驟雨降臨西夏陵。雨勢漸小時，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文物保護科科長任秀芬撐傘走進陵區。距離西夏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門最近的是三號陵，也是九座陵中最宏偉的一座，陵域面積達16.44公頃。三號陵最核心的建筑，是20余米高的夯土陵塔，遠望如蒼黃的巨型草垛。陵塔周身遍布孔洞，麻雀不時飛來，鉆進洞里。

“鳥類很喜歡在這些洞里棲身，還有老鼠。它們對陵塔的破壞其實不大，不會將洞鉆得更深，但糞便可能會滋生植物。”任秀芬指向陵塔高處的一叢野草，“以后還是會研究一些辦法，比如利用聲音和氣味驅離小動物。”

陵塔前方十米的地底，就是陵寢地宮。不同于中原王朝帝陵的山丘形封土，西夏王陵以塔為標志，塔身的孔洞中，原本插著一根根栣木，承載著罩在外部的一座木塔。木塔早已塌毀，今天所見的陵塔其實是夯土的塔心。

陵塔正前方，筆直地伸出一條數十米長的低矮土壟，稱為“魚脊梁”，下方是墓道所在。地宮和墓道的位置如此明顯，毫不掩飾，以至于早就受到盜墓賊的光顧。明代中期文獻記載，當時有人挖掘過，已經“無一物”。

任秀芬走在三號陵園中軸線上，自南向北，經過東西對稱的闕臺遺存——至今仍殘存數米高。闕臺后面，碑亭遺址左右分立，亭內曾有石碑，殘碑斷石記錄了大量西夏歷史的一手資料。路過碑亭，任秀芬走入一座小城門，進入月城，如同城墻外的甕城。月城御道的東西兩側，曾站立過兩三排石像生，西夏人改變了唐宋帝陵漫長的神道設計，將石像生壓縮在月城中列陣，布局更顯緊湊。月城之后，再穿越一道門闕遺跡，便進入內城，即陵園的中心——陵城。

此時站在中軸線上，可以看到陵園中最核心的一組建筑，卻產生了些微的偏移。在規劃如此嚴謹的建筑群中，這種偏移顯得不同尋常。

“北偏西5度。”任秀芬揭曉謎底。獻殿、墓道、地宮、陵塔，這組建筑串起的軸線，從中軸線向西偏了5度。研究者多認為，這與西夏人的信仰有關，在佛教傳入前，西夏人崇信鬼神，居中處為鬼神位，要回避。

在9座帝陵四周，眾星拱月地分布著多達271處陪葬墓。陪葬墓亦有一整套建筑體制，等級較高的也自成一座規模頗大的陵園，或許取決于墓主的身份地位。

西夏王朝兩百載，風流人物盡數安眠于此。

這座三號陵是誰的陵墓？學界普遍認為是西夏開國皇帝元昊。三號陵的規模等級為九座帝陵之冠，符合元昊身份。

1038年，元昊正式建立大夏，又稱大白高國，史稱西夏。西夏定都興慶府，就在今天的寧夏銀川，在宋、遼、吐蕃等政權環繞之中。建國之前，黨項人早期活動地帶偏南，逐漸往北遷移，臣服于唐朝，參與過平定黃巢起義，賜李姓。今日寧夏中的“夏”字，便起源自西夏，最早出現于元朝設置的“寧夏府路”，意為安定西夏。

從遷都興慶府開始，西夏朝廷就同步開展帝陵建設工程。受中國傳統陵墓選址風水堪輿理論影響，他們選址在賀蘭山東麓，西倚賀蘭山，東眺黃河水，背山面水，地勢高敞。帝陵朝向基本為南偏東，與西南—東北走向的賀蘭山山勢對位，借山勢襯托出陵墓群的恢宏氣勢。

明代安塞王朱秩炅描寫西夏陵的《古冢謠》，至今讀來令人感同身受：“賀蘭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漚。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與侯。”

20世紀30年代，德國飛行員卡斯特拍攝的西夏陵三號陵。供圖/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

神秘古冢，千年謎團

如果我們升上半空，緊貼賀蘭山東麓，從南到北巡游10公里，便能俯瞰整個西夏陵的宏大布局。

九座帝陵集中分布在4片區域，一、二號陵聚集在最南部，七、八、九號陵在最北部，中間地帶的三、四號陵和五、六號陵兩兩比鄰。它們坐落的賀蘭山東麓洪積扇戈壁，南北長約12公里，東西寬1—5公里，總面積近40平方公里。

陵區最北端，還有一座非陵墓的建筑群。為了阻擋賀蘭山上滾滾而下的洪水，西夏人在陵區建設了縱橫交錯的防洪墻和排洪溝。今天，9座帝陵、271處陪葬墓、5.03公頃的北端建筑遺址及32處防洪工程遺址，組成了西夏陵世界文化遺產的內容。陵區出土了7100件館藏文物，遺址上還保存著大量建筑構件殘件。

自從卡斯特驚鴻一瞥之后，西夏陵再次隱入時空，未再被世人注意。此地雖然距離銀川城區僅35公里，但比鄰荒蕪的賀蘭山，人跡罕至。直到1971年，在文物調查中，這處遺跡才再次進入人們視野，并在次年迎進了考古隊。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達生是最早的西夏陵考古隊一員，他回憶1972年春天第一次到西夏陵時，站在高處極目望去，“星羅棋布的土冢高聳云天、氣勢宏大；腳下卻是一堆堆廢墟、一段段殘墻、一墩墩夯土臺基，俯拾即是的殘磚爛瓦，一片破敗景象。這些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廣袤、荒涼、深邃、神秘，還有破敗”。

半個世紀以來，西夏陵已經進行了4個階段考古，仍有不少未解之謎等待揭開。

西夏王朝延續190年，傳十帝，加上元昊追謚的祖父、父親，一共十二帝。西夏陵的九座帝陵，到底歸于誰？考古隊初次探索西夏陵時，確定墓主身份就是首要課題。

牛達生說，歷代帝陵中，每位皇帝葬于何處，規模形制如何，多有記載，具體位置也可以確認。而西夏陵僅在《宋史·夏國傳》中載有陵號，至于陵園建在何處、如何營建、規模大小等，無一字可尋。只能通過考古，尋找新的線索。

發現九座帝陵時，沒有任何直接漢文資料顯示這些墓的歸屬。人們只能根據三號陵規模最大的特征，推斷是開國皇帝元昊之墓。然而，也只是推斷。

直到1978年，“破案”的突破口出現了。

考古人員在陵區清理出大量西夏文殘碑，這一年，七號陵一塊殘碑上有了突破性發現。西夏學家、語言文字學家李范文識讀出碑上文字：“大白高國護城圣德至懿皇帝壽陵志銘。”圣德皇帝是西夏仁宗，名為仁孝，墓號壽陵，碑文與《宋史》記載的陵號吻合。七號陵墓主確認——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

其余八座帝陵的密碼，再也無法通過碑文直接破譯，卻引發了學者們孜孜不倦的解謎興趣。他們借助方位關系、年代早晚、規劃特征等線索，推理破案。最被普遍接受的觀點認為，建陵順序為從南到北，今天一至九號陵的編號，實際也依從這個觀點。據此，一、二號陵應該為追謚的元昊祖、父之墓，三號陵恰好就是元昊墓。

然而，尚未有哪個推理結論成為確鑿的謎底。“西夏陵八陵陵主（七號陵除外）問題仍為懸案。”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孟凡人曾在文章中說道，“由于西夏陵九陵陵主的確定，事關西夏陵的整體研究，所以此問題就成為今后西夏陵研究領域亟待解決的主要任務之一。”

謎團不只陵墓本身。在9座陵園的最北端，坐落著一片宏大的建筑群，功能至今成謎。

這是一座頗為完整的三進庭院，縱橫數百米，總面積5.03公頃。1972年被發現后，隨即被一些專家推測為西夏祖廟，即在文獻中可查的西夏“孛王廟”。但遺址內出土了大量與佛教有關的泥塑殘塊，有學者因此提出“佛寺說”。

兩種觀點至今各有支持者。又有人提出新猜想：圣容寺。同時期的北宋，在一些重要寺院中設有安放已故帝后畫像或塑像的場所，稱為圣容殿。現存西夏的碑文和出土文書中，記載西夏也有圣容寺。

圣容寺的猜想由寧夏大學教授、西夏學研究院院長彭向前于近20年前提出。他根據考古資料判斷，此處建筑祭祀規格甚高，且殘碑中出現“子之禮”的文字，說明是后代祭祀先人的場所，那些泥塑殘塊中可能有西夏帝后的塑像。

經歷八九百年風雨，西夏陵所有遺存都不復最初的神采。陵塔塌毀成夯土臺，門闕唯留黃土基座，陵城的城墻不再完整，破碎成七零八落的虛線，石像生只剩零落的斷肢。如今星星點點的黃土廢墟，勾勒出西夏陵壯觀的輪廓，而那些失落的細節，只能在想象中重生。

西夏陵出土的大量建筑構件妙音鳥“迦陵頻伽”，收藏于西夏陵博物館。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重建西夏史

西夏陵遍地“殘磚爛瓦”中，卻不乏令人震撼的罕見物什，甚至國寶級文物。

比如11件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原本為碑座，雕刻著生動飽滿的力士形象，兼有突厥石人、佛教力士和漢族碑座風格。六號陵南門地下的一件巨型琉璃鴟吻，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最大的古代琉璃鴟吻。此外，大量人面鳥身的建筑脊獸妙音鳥“迦陵頻伽”，造型優美靈動，是印度樂神、佛教神鳥，折射出西夏的宗教信仰。這些造型獨特的文物，今天都陳列在博物館中，顯示出一種獨具特色卻又與漢民族文化深刻共融的文化風格。

隨著考古手鏟伸向地底，更多有價值的歷史信息浮出水面。大量的殘碑中，記載了從未見于文獻的西夏歷史細節。

西夏獨立于幾大政權之間，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也起到了獨特的歷史作用。首都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李華瑞曾指出，宋初統治者無意疆理西部邊陲，而在歷史從分裂走向重新統一的大勢中，西夏建國在客觀上起到了承擔統一西部的歷史責任。更重要的是，元昊在突出本民族特色的基礎上，建立與唐宋中央政權相類的國家政權機構和設施，使得蕃化的地區重新回歸漢文明成為可能，極大加速和提升了西部社會發展的進程和層次。

1125年和1127年，發源自黑龍江的金國依次擊潰遼和北宋之后，西夏統治者非常明智地與金國保持了友好關系，為西夏贏得了近百年的和平發展環境。西夏位于絲綢之路中繼樞紐位置，因生業模式的多樣性，及長期復雜的多民族碰撞與交往狀態，逐漸形成極具文化融匯創新的多民族融合與多元交流的文明特色。

西夏雖由黨項人建立和統治，實則為一個多民族王朝，黨項族、漢族、回鶻族、吐蕃族等民族共同生活于此。西夏的政體、文教等，廣泛吸收自中原唐宋王朝，包括建都城、立官制、定兵制、改儀服、制禮樂等各方面典章制度，即所謂“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屬，行中國法令”。

尤其令后世稱奇的是西夏文。西夏文仿照漢字創制，筆畫多在10畫左右，用毛筆書寫，風格極似漢字。20世紀70年代，西夏學家、語言文字學家李范文對3270塊西夏殘碑逐一考釋，積累大量原始資料，整理出近6000個西夏文字，完成了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夏漢字典》。

整個12世紀，西夏大體處于和平之中，直至蒙古人來了。13世紀初，蒙古人向西夏開戰，持續20余年，1227年，西夏最終被滅于成吉思汗之手。垂垂老矣的成吉思汗，對久攻不下的西夏耿耿于懷。這是他的最后一戰，他親率十萬大軍第六次征討西夏，卻在破城前夕死于六盤山。破城后，蒙古軍依照成吉思汗遺囑，處決了已經投降的西夏末帝李睍，并在中興府大肆屠城。這座繁榮一時的塞上城市，淪為空城。

為斬斷西夏“王氣”，蒙古軍專程來到賀蘭山下，有目標地摧毀了西夏陵。他們毀塔斷碑，掘地三尺，今日所見西夏陵的斷壁殘垣，很多在西夏亡國之時或許已經被破壞至此。

如今，西夏皇帝的墓室中還剩下什么？

1972年，六號陵墓葬發掘啟動。這是第一次對西夏九座帝陵的陵寢進行考古發掘，也是最后一次。發掘的結果令人激動，也不乏沮喪，考古人員雖然前所未有地走進了地宮內部，眼前所見卻相當簡陋。六號陵多次被盜擾，完整的隨葬品蕩然無存，皇帝的尸骨也不翼而飛。在墓室淤土中，考古人員只發現了盜墓者丟棄的一些遺物。

在蒙古人屠城之時，一位在蒙古政權中就職的黨項人察罕努力營救，避免了都城人民盡數被屠的慘劇。后來，很多黨項人進入中原生活，最晚至明朝末年，西夏文仍在黨項人中使用，河北保定蓮池公園至今保存著一座明代西夏文經幢。最終，這個族群融入中華民族之中。

蒙古人滅亡西夏之后，并未為西夏修史，久而久之，西夏史逐漸暗淡，留下無數殘缺。西夏始終是其他王朝史冊中的配角與遠方，后人只能通過這些零星斷章，逐漸拼湊、復原出這個王朝的生命歷程。

左：上圖：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銅牛。供圖/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 下圖：西夏陵出土的西夏文殘碑。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右圖：西夏陵出土的綠釉鴟吻。供圖/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

土遺址的生命脈搏

驟雨轟轟烈烈下了兩個多鐘頭，終于停了下來。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技術服務中心主任楊善龍這幾天正好在西夏陵出差，雨后他走進陵區，用肉眼為西夏陵“體檢”。

“土遺址最怕的就是極端天氣，尤其是強降雨。”站在三號陵陵塔下，楊善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陵塔外部有幾道顯眼的沖溝，從頂部貫通直下，由雨水沖刷而成。沖溝每擴大、加深一寸，陵塔本體便折損、消瘦一寸。

楊善龍說，實驗室中已經試驗了很多種土遺址保護方法，比如模擬苔蘚、微生物等在土壤表面形成的“自然結皮”，以加固夯土表面；利用化學試劑增強土壤黏合力，提高表面抗風化能力；或者在頂部和沖溝里填補泥土沙石，作為“犧牲層”，避免遺址本體受到侵蝕。這些方法有些已在西夏陵得到應用。“土遺址保護是世界性難題，每一座陵塔、每一座夯土的情況都不相同，沒有畢其功于一役的辦法，只能因地制宜。”他說。

六號陵緊貼賀蘭山山腳，最遠處的西北角臺已經建到山腳緩坡上，將西夏陵與賀蘭山牢牢“釘”在一起。距離山體越近，受雨水、洪水的沖擊越劇烈。楊善龍說，這座角臺原本已從中部裂開，保護團隊橫穿了一根木質錨桿，將斷裂的兩半固定在一起，再填補沙土、碎石，灌入增強黏合力的化學漿液。這種錨固加灌漿的方法，已經在土遺址保護中成熟運用，有“救命”之效。

楊善龍與敦煌的同事長期參與西夏陵的保護工程。西夏陵的遺存大多是土遺址，敦煌研究院是國內乃至全球土遺址保護技術最領先的機構之一，最近20余年，敦煌研究院與西夏陵管理方合作，先后對全部9座帝陵和數十座陪葬墓實施保護加固，基本解決了結構穩定問題。

一根線纜扎入三號陵塔的一個孔洞，另一端連接著地面的白色機器，探測陵塔的溫濕度、含水率、含鹽率等數據。這樣的線纜在陵塔四面各有一根。西夏陵區管理處文物保護科科長任秀芬在手機上點開一個App，數據實時可查，并自動對比歷史數據，達到預警值時便自動報警。

陵塔外部還立著一臺攝像機，對準塔身的一道沖溝。沖溝兩側各貼著一張小小的二維碼，攝像機通過監測二維碼距離的變化，判斷沖溝擴大與否。任秀芬笑著說，每次接到預警，趕忙來查看，發現都是因為風吹雨淋，導致二維碼偏移了，塔身的形變微乎其微。

放入陵塔孔洞的傳感器，可以實時監測各項數據并發出預警。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在西夏陵區管理處的遺產監測中心，巨大的顯示屏占滿整面墻。通過遍布遺產區的海量監測設備，所有數據在此實時匯聚、分析、研判，監控著西夏陵每一座遺跡的生命脈搏。

西夏陵的保護從2000年提速，利用國家撥付的1000萬元專款，專家對部分陵塔采取了噴涂注射化學制劑和土坯砌護底部風蝕空洞措施，兩項措施效果明顯，遺址坍塌得到緩解。從那時起，保護區建設起刺絲圍欄，專人管理巡查，逐步全面清理違章建筑，遷出農場，結束了“牛羊遍地跑、車輛到處跑、行人隨便走”的局面。

2011年，西夏陵啟動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至今14年，西夏陵的保護躍上新臺階，對標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監測要求。“遺產區的所有人工遺產，得到了重點保護，緩沖區內的自然環境也保護了起來。這就是完整的遺產保護。”西夏陵申遺咨詢團隊負責人陳同濱說。

參考資料：《西夏帝陵建筑揭秘》，牛達生；《探尋西夏文明》，吳云峰、楊秀山；《宋夏史探知集》，李華瑞

記者：倪偉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