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父母，李特特總說：“我實際上就像個孤兒，但我并不怨他們?！?/strong>

究竟是怎么樣的父母，竟然會讓自己的孩子“像個孤兒”？這個孩子又為什么“不怨他們”呢？

其實，李特特的父母不是旁人，正是李富春和蔡暢夫婦。

說到李富春，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作為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李富春為了祖國和人民做出的貢獻是很大的。

他早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領導留法進步學生運動。回國后的李富春就立即投身革命斗爭，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參與長征，歷任中央蘇區、延安時期重要領導職務，為革命根據地建設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勝利作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李富春更是長期負責國家經濟工作，歷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副總理等職，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還參與制定和實施多個五年計劃，在統籌國民經濟、推動工業發展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與周總理等同志共同為新中國經濟體系建立和發展奠定基礎。

更不用說他的一生都嚴于律己，與伴侶蔡暢始終都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

但就是這樣的一位偉大的共產黨人，病逝以后，追悼會上竟然不見后人的身影，這是為什么呢？

1923年的巴黎，蔡暢正摸著肚子犯愁。她和李富春剛結婚，倆人整天忙著組織留法學生運動，哪有功夫帶孩子？“要不……”她話沒說完，就被母親葛健豪打斷：“傻丫頭，啥比命金貴？你們干革命，我來帶！”

老太太當天就辭了洗衣店的活，專門等著外孫女出生。孩子落地那天，葛健豪看著粉團子似的小人兒，想起蔡暢在法國用的外文名開頭音像“特”，就拍板定了下來：“叫特特吧，李特特?！?/strong>

蔡暢，則為了避免再次出現這種情況，在產床上就做了絕育手術。

特特剛滿8個月的時候，李富春和蔡暢要去蘇聯學習，只能把她托付給外婆。葛健豪抱著外孫女坐船回國那天，蔡暢站在碼頭，看著船影越來越小，手攥得發白。

這一別，就是好幾年。特特的童年記憶里，只有外婆搖著蒲扇講的故事，和湖南老家曬谷場上的陽光，關于爹娘的片段卻模糊得很。

1927年，特特4歲，她被外婆帶到上海。李富春夫婦在這兒做地下工作，需要一大家子當掩護。剛到上海那天，蔡暢蹲下來盯著她：“以后你姓王，叫王特特?！碧靥匮鲋∧?，辮子翹得老高：“為啥？我叫李特特！”蔡暢沒笑，表情嚴肅：“讓你改就改，別多問?！?/strong>

那段時間，他們過得日子，全是“說走就走”的搬家。有時候特特半夜睡得正香，就被外婆拽起來，摸黑打包行李，天亮時已經在另一處弄堂里了。

她還記得有回剛住熟，就連門口賣糖人的老爺爺都認識她了，突然又要走，她抱著門框哭，硬是被蔡暢拽著走了半條街，鞋都跑掉了一只。

家里還是個秘密聯絡點。每次有叔叔阿姨來開會，蔡暢就給特特派任務：“在門口盯著，見生人就唱《小放?！?，記住沒？”特特使勁點頭。有回真闖進來個陌生男人，她一慌，忘了唱歌，轉身就往屋里沖：“娘！有壞人！”

后來才知道是同志走錯了門，蔡暢當著眾人的面訓她：“讓你唱歌咋忘了？這點事都辦不好！”特特低頭直抹眼淚，可她心里明白，娘不是兇，是這件事著實重要。

還有一次，李富春夫婦半夜剛從外面回來，臉上還帶著偽裝的胡子和妝容，特特迷迷糊糊睜開眼，看見的就是兩個“怪人”，嚇得哇哇大哭，直往隔壁周總理懷里鉆。周總理哄了半天，結果他剛走，她又哭。

李富春笨手笨腳地拍她背：“特特乖，不哭了……”蔡暢性子急，見她哭個沒完，把她抱起來就塞進黑乎乎的儲藏室：“再哭就別出來！”

里頭又黑又冷，特特哭得更兇，嗓子都啞了。沒過一會兒，門被推開，周總理把她抱出來，眉頭皺著：“你們這是干啥？孩子這么小，能經得住這么嚇？”李富春紅著臉沒吭聲，蔡暢搓著手，也有點后悔。

特特那時候不懂，只覺得娘好兇。后來才知道，那會兒國民黨的特務跟得緊，孩子哭出聲，整棟樓的同志都可能有危險。

1931年顧順章叛變，上海地下組織遭了重創。李富春夫婦連夜轉移到中央蘇區，特特又被外婆帶回湖南。這一別，就是7年。

等再見到娘，是1938年在莫斯科的國際兒童院。蔡暢來看她，提著一袋子糖，分給院里的孩子，輪到特特時，手里只剩兩塊。特特看著娘對別的孩子笑，心里酸溜溜的，卻沒敢伸手要。

1941年蔡暢回國，特特抱著她的胳膊哭：“娘，你別走行不行？”蔡暢摸著她的頭，眼圈也紅了：“娘得回去打仗，等勝利了，咱一家人再也不分開。”

后來，特特在莫斯科認識了個蘇聯青年，兩人在1947年結婚，并且一年后就生下了個漂亮的混血男孩。1952年，特特收到娘的信：“祖國需要人，回來吧?！?/strong>

于是，她帶著孩子從蘇聯回來，以為終于能跟爹娘好好過日子，結果住進中南海才發現，規矩比小時候還多。

見面以后，蔡暢第一句話就說：“住家里可以，每月交生活費，看病自己花錢，別想搞特殊?！?/strong>特特愣了，她在蘇聯學的是農業技術，剛回國工資不高，還要養兩個孩子，可娘的態度十分堅定，完全沒有商量的余地。

直到1975年，李富春去世。那天，李特特坐在空蕩蕩的屋子里，聽見遠處傳來斷斷續續的哀樂，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啪嗒啪嗒”地砸在衣襟上。

她知道，那時父親李富春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可她這個唯一的女兒，卻被母親蔡暢死死攔在家里，連最后一面都見不上。

“娘，那是我爹啊！”前兩天她紅著眼圈求蔡暢，母親眼圈也紅著，可最終還是拒絕了她：“聽話，別去。”

為了參加父親的追悼會，特特還請來聶榮臻元帥幫自己說情。聶元帥跑來勸蔡暢，說：“讓孩子送送父親，于情于理都說得過去”，可她還是搖頭：“聶帥您不知道，這時候形勢復雜，特特嫁過蘇聯人，露面容易被人揪辮子，我不能讓她出事?！?/strong>

就這樣，李特特最終還是沒能見自己的父親最后一面。她坐在椅子上，手指緊緊扣著椅縫。她想起小時候，母親也是這樣，總是把“規矩”掛在嘴邊。小時候她不明白母親的苦心，可現在她已經長大，也知道：

父親去世時，正是特殊時期，她的跨國婚姻是明擺著的“軟肋”，母親攔著她，不是不愛，是怕有人借題發揮害了她。那些看似“不近人情”的拒絕，其實都是為了保護她。

到了晚年，李特特大約算了算，她一輩子跟爹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也根本沒幾年，可她知道：“他們不是不愛我，是他們的愛，得先分給國家，分給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