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人而言，大連工業大學簡直爛透了。其在三番五次對李同學送達“擬處分”告知后，依然選擇以點名道姓的方式張榜示眾，這無異于是對自家學生的公開羞辱，尤其她還是隱私泄露的受害者。

那么，是不是換所學校情況就會不同呢？有可能，但并不樂觀。從李同學后續遭遇的全網“道德審判”可以看出，大連工大之所以敢這么做，是有龐大民意基礎的。如果他們少些“傲慢”，一開始就隱去當事人姓名，絕不會釀成如此風波。

大連工大給李同學的罪名是“有損國格”，這看起來十分好笑：約個炮而已，怎么就扯上國格了，莫非國家尊嚴掛靠在女人胯下？那月經是不是要改名叫國潮？

別說，這還真不是荒誕，在這個罪名背后實則自有一套邏輯。

1.壞女孩

由于國內怪事頻發，常有人感慨我們的社會仍停留在中世紀。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該事件上，只不過準確的表述應為：一個披著現代化外衣的半宗法社會。

學過中學歷史的都知道，宗法社會就是以嫡長子繼承制為核心的家族體系的集合，也知道維系該制度的關鍵是父系血統。但讓該制度得以千年不倒的基石卻常被忽略，即依靠女性貞潔來確保家族血脈的清晰與純正。

這一點很好理解，雖然女性的懷孕是可見的，性行為卻是隱秘的，父親的血緣關系天然無法百分百確認。因此，只有控制住了女性貞潔，才能消除“父不詳”的風險，這不僅關乎到香火延續的名正言順，還與家族榮譽、繼承權、土地與財富的歸屬息息相關。

換言之，宗法制度雖表現為男性主導，但運行前提卻是建立在對女性身體的絕對控制上。因此，為保障父權的合法性與穩定性，必須量身打造一套行為規范以防止女性失節。

雖然現代化的家庭結構早已淘汰了嫡長子繼承制，女性看似獲得了身體支配權，但宗法社會為“守節”所構建的種種禁區，卻在幾千年間內化成了不言自明的道德要求，最終借由代際傳遞植入了現代中國人的腦袋，以至于無需任何制度性要求，只要女性行為“失范”，便會有人化身道德警察四處執法。

很明顯，李同學的約炮行為無疑觸犯了這片禁區，辜負了社會對于“好女孩”的期待。“與外國人不正當交往”這句話便是最直白的判詞——“不正當”看似是對兩人關系的定性，實則是提醒她身為女性的行為準則：女人要守婦道，約炮傷風敗俗。

不過，由于約炮仍屬于性自由的范疇，可供人們指摘的角度并不多，于是還給她編排了一個“舔狗”式的男友，以借其私德上的理虧彰顯自己的義正言辭。

2.壞公民

前文說了，宗法社會為防止女性失節，會用一整套行為規范加以約束。在該體系的不斷完善下，對女性女性身體的控制也會逐漸超出個人倫理的范疇，被賦予更多的社會功能。

比如當她作為家族“私有財產”的延伸時，其性行為、婚配和生育會關系到家族的利益安排。那么，女性一旦失節，就不只是她自己的問題，而是對家族名譽的“玷污”，可能導致整個家族顏面掃地甚至地位下降。

比如當她肩負文化再生產的職責，在家庭教育、禮儀儀式中傳播家族價值觀時，其貞潔便成了良好家風的保障，畢竟上梁不正下梁歪。

因此，在宗法社會的大家庭中，女性的性行為是與家族純潔性高度綁定的，就連寡婦都不例外。所謂“寡婦失節，不如老妓從良”便是這個道理。

雖然宗法社會的大家庭模式早已瓦解，但近代以降，這種“大家庭”的想象卻被民族主義者搬到了國家層面，成了集體敘事的理論基礎。

于是，女性的身體就從家族純潔性的載體，搖身一變成了民族純潔性的象征。

在宗法家庭，非本家血脈者皆為外人，女性與外人私通被視作是對家族榮譽的嚴重損害，罪大惡極。而在民族主義泛濫的社會，外族皆為外人，與外族發生關系就被視作是對民族道德與文化根基的背叛，同樣是要口誅筆伐的。

因此，我們才會看到李同學被人冠以“媚外”這種極具民族主義色彩的描述。在該視角下，約炮不再是自主的性選擇，而是便宜了外人，是資敵的表現。受害者身份更不具有正當性，反而因為隱私泄露導致了“族丑外揚”，使她成了讓民族榮譽掃地的罪魁禍首。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很多人會認為她丟了中國人的臉。

“與外國人不正當交往”中的“外國人”，看似是學校對其交往對象的陳述，實則是提醒她作為中國女性的民族立場：中國人要愛國，與外國人上床有損國格。

所以說，李同學有錯嗎？當然沒錯，她是且只能是一位隱私遭受侵犯的受害者。但由于她是女性，是中國女性，于是，在父權話語中，她成了行為失范的壞女孩；在民族敘事里，她又成了有損國格的壞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