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戰區是抗戰中期和后期最重要的戰區，屯駐幾十個師的兵力，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是桂系重要首領之一，而桂系則是整個抗戰時期支持抗戰到底最熱心和堅定的地方實力派，從來不曾動搖過，因此也是蔣介石和主戰派最珍惜的伙伴。

　　以如此密切關系，重慶政府依賴桂系去領導第五戰區，同時駐扎桂系重兵防守，既是“禮遇”也是合理安排。但是事態演變卻往往出人意料，讓我們從中央政府和這個抗日先鋒的地方實力派關系中，可以推想中央政府和其他態度游移地方實力派之間的關系，更不知道如何困難重重。

　　1、縱容下的桂軍

　　首先，桂系白崇禧任職重慶政府副參謀長，對于中國抗日全盤戰略部署具有重大影響力。而李宗仁又是最重要的戰區的司令官。

　　其次，桂系軍隊最大的駐扎地區是在廣西省和第五戰區下轄的湖北和安徽省，是抗日戰爭的前線，關系國家安危。它們的任務不是綏靖地方，而是保持最好的作戰狀態，隨時準備和日軍火并。

　　第三，第五戰區軍隊編制龐大，除了桂系親信部隊之外，還有部分中央軍和相當大數量的其他省籍背景軍隊。

　　正因為李宗仁是重慶政府最忠貞可靠的伙伴，因此重慶政府當然高度依賴第五戰區和中央一致地處理好和該戰區地方實力派軍隊的關系。

　　因為既然桂系抗日立場如此堅定，當然就沒有進行內部監視的必要，避免招致桂系不滿。更何況桂系內部團結一致，也不允許中央派遣政工人員進駐。至于外部控制，則出于禮節，一切信托桂系處理，甚至依賴桂系部隊去監視其他立場不穩的部隊，重慶政府避免插手。豈知這些假設并不符合實際。因為桂系除了堅定抗日之外，第五戰區軍隊的行為不但沒有成為其他地方實力派的榜樣，反而比其他地方實力派更變本加厲地為抗日戰爭制造各種困難。

　　以征收田賦為例，軍隊暴行事件在第五戰區是普遍現象。而當地方政府和人民走投無路，向重慶政府揭發和請求協助時，第五戰區負責人公然欺騙重慶。比如說，1941年湖北災情嚴重，地方政府官吏和民眾都向中央政府呈請減少賦稅，但是第五戰區卻指責人民扯謊，斷然否認存在災情。

　　因為如果戰區長官承認災情，則災區駐軍就不可以征糧，會減少駐軍收入。所以戰區長官寧可餓死老百姓，也要滿足軍隊長官們的貪欲。戰時湖北省有一個特殊情況，那就是它缺乏本省籍軍隊和將領。換言之，湖北省缺乏自己的地方實力派，因此土地一直在桂系統治之下。駐軍決定一切。湖北省雖然在中央政府有少數高級官吏，但是缺乏軍隊實力作為后盾就沒有發言權，無力保護湖北老百姓。

　　諷刺的是，第五戰區長官不但偏袒屬下的桂系軍隊，同時也縱容該戰區其他地方實力派為非作歹，以換取彼此相安無事。比如說，川軍某軍長在第五戰區假借籌軍米為名搜刮地方，然后偷賣大批軍米，造成人民痛苦。

　　但是因為有戰區長官掩護，中央不能追究。第五戰區內的軍隊，無論是桂軍、川軍，或是其他地方實力派軍隊，如此殘害人民，以致當時主管全國軍法工作的最高長官，軍法總監何成濬將軍怒氣沖沖地一再把他們全部稱之為“土匪式軍隊”。

　　他寫道，軍隊“掛軍隊招牌，作盜匪生涯，不畏國法，不恤輿論，真奇妙至無與倫比矣。”

　　而由于桂系軍隊是多數，所以他對桂系的指責特別尖銳，說它們以軍糧為名，挨戶搜查，把老百姓的糧食拿走，又不給錢。何成濬最后無奈的結論是，“有此等軍隊，人民真毫無生路矣。”

　　2、省主席的尷尬

　　既然情形如此嚴峻，而何成濬又身為全國執掌軍法的最高領導人，他為何不以軍法施加糾正？而重慶政府和蔣介石又如何可以不知情？又如何可以不予糾正？

　　在第五戰區屬下有湖北省政府。在一般人認知中，省政府主席當然是一省的最高首長，位高權重。特別是當省主席也是軍人出身時，就被普遍認為在政壇上有極大能量。其實不然。

　　因為較之南京時期，雖然在抗戰時期軍人背景擔任縣長，行政督察專員和省主席的數目明顯增加，但是并不表示他們可以掌握本縣或本省的公權力。反之，有軍權而位置遠低于省主席者也依然有政治能量，這就是抗戰時期地方基層政治的本質，也是地方實力派權威最直白的表露方式。

　　就征糧政策而言，在其執行過程中有兩個重要關卡，一個是該地政府，一個是該地駐軍。如果該地政府是在本省實力派掌握之下（如云南、廣西），則完全自成獨立單位，重慶政府的法令和人員無法依法行事。如果該地政府在其他省份控制之下（如安徽），或是沒有本省的地方實力派（如湖北），則由駐軍決定。

　　湖北安徽在廣西軍人（李宗仁）控制之下，桂軍隨意搜刮，而駐在該省的其他雜牌部隊也成為獨立王國。不但重慶政府管不住，有時連省主席或戰區司令官也管不住。唯一的要件是有軍隊在手。因此地方實力派生存的要訣并不是土地，而是軍隊，只要軍隊在手，自然就可以占據土地。

　　所以，當我們討論地方政府問題時，固然不可以忽略制度、組織、法令，和人員，但是說到最后，軍隊是最后的仲裁者，必須和這個大格局連接在一起討論，才能做出持平的分析。

　　一個相關的例子是谷正倫。當他被重慶政府任命為甘肅省主席時，也被寄予厚望，指望他可以領導該省事務。但是他手無寸鐵。1943年底某日，當他在省主席辦公室接待重慶政府派來訪問的內政部戶政司長時，蘭州市（甘肅省會）公安局長公然帶領槍兵沖進辦公室把會計長抓走，完全無視省主席及重慶高官在座。事后谷正倫派人去詢問緣由，公安局長也拒絕提出說明。

　　這個公安局長膽敢如此作為，當然是有更強硬的后臺撐腰，無需顧忌省主席顏面。這就說明了為什么戰時若干省主席表面風光而私下痛苦不堪，請求辭職又不獲邀準。谷正倫就是在私下向何成濬訴苦做省主席的困難，因為甘肅省的廳長們都不服從他的指揮，而他的工作是日日辦理兵差，又不能獲得軍隊諒解，想辭職又不獲中央準許。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湖北省，但是更能暴露重慶政府的困境。

　　李宗仁任第五戰區司令官時節，陳誠曾經擔任湖北省主席一段時間。照理說，此二位積極主戰派領導人在同一個地區分別主持軍政工作，應該合作無間才對。陳誠在湖北省主席任內勵精圖治，想把它建成是三民主義模范省，減租減息、推廣水利貸款和土地貸款，試行孫中山“耕者有其田”政策，使佃農和僱農有機會翻身變成自耕農。而他也運用了一批得力干部，除了優秀黨政干部外，還大量派用中央警官學校畢業生。

　　但是一個重要事實是，陳誠雖然是中央軍大將，但是他的軍隊在前線作戰，而沒有帶到湖北省。因此他在湖北省依然是一個沒有武力后盾的光桿省主席。正因為如此，所以擁有桂系大軍的李宗仁對于湖北省務依然橫加干涉，引起陳誠感嘆，“鄂東鄂北問題，因李（宗仁）之封建觀念太重，好人站不住，不能做，壞人去不了（李對好人排斥，壞人拉為己用），實感棘手。”

　　湖北省民政廳長也向陳誠報告稱，桂系李宗仁是一位“有部落思想最重而有做法，有計劃之人，其深沉不露，延攬各方，實超過白（崇禧）。”

　　最后甚至說，“由桂隨出（到外省）者，無論新派，老派，文職，武職，皆夜郎自大，均貪污奢侈。”

　　3、軍隊的法紀廢弛

　　陳誠甚至想到根本解決辦法，就是取消第五戰區，只是這完全超出他的能力范圍，也是蔣介石為了繼續抗戰而絕不敢冒險的措施。1942年初，陳誠主持湖北省政已經有一年半時間，當他因為兼職太多而考慮辭去湖北省政府職務時，湖北省地方人士就再三懇求他不要離開該省。唯恐他離開后桂系的貪婪會變本加厲。

　　果然，陳誠離開后，繼任代湖北省主席朱懷冰也不屬于桂系背景，也沒有自己的軍隊，因此在第五戰區內處境更為困難。朱懷冰提出的專員人選，如果沒有經過戰區司令官李宗仁同意，就不能任命。

　　相反地，李司令官卻可以強迫朱主席任命他屬意人選擔任行政專員和縣長等職，而省主席也無法抗拒。

　　在政策方面，雖然田賦征收是朱懷冰主席權責范圍內的工作，而且他對征收弊端又高度熟悉和急思改革，卻只能嘆息自己“人微言輕”。

　　盡管他在私下批評省內軍隊和官吏毫無人性如同食人飲血，但是卻完全無力抵制軍隊和戰區長官部的索求。而這種情形一直延續未改，以致何成濬在1944年中期依然感嘆，“今日之省主席，處處皆受軍隊挾制，實不易作也。”

　　而有的軍隊長官則寧可保持軍隊，也不屑擔任省主席。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1944年時任集團軍總司令的劉茂恩，當重慶政府考慮派他擔任河南省主席時，本是明顯的職位高升應該非常樂于接受，但卻再三推辭，因為不愿放棄軍隊，而他提出的不愿意接受省主席職位的首要理由，正是擔心其他軍隊干政、游擊隊太多，地方武力太亂。而當他最終還是被說服接受省主席任命后，卻被陳誠批評為 “只知擴充地方武力，而不知注意民眾之痛苦與責任”。

　　考其緣由就是劉茂恩深諳政治現實的道理，即使在省主席位置上也要緊握軍隊，才能免受其他軍隊欺凌。

　　這些對外界社會嚴密隱瞞的案例提醒我們，戰時省政府雖然看似是一省最高行政單位，但是未必有權，還需要軍權在握才能說話算數。如果省主席沒有軍隊，也只是小媳婦。抗戰以來，以軍職而兼任省主席者，權力奇大無比，事事不遵照中央政府指示，等于獨立王國。

　　但是不兼軍職的省主席則權力被削奪干凈，事事受制于人。湖北省的例子就清楚說明，無論省主席是何許人，但是第五戰區司令官和駐在湖北省的各式軍隊將領們，才是真正掌權者。

　　但是更大的諷刺，是重慶政府也面臨同樣無力的困境。湖北省許多縣份的災情和軍隊違法亂紀的征糧暴行并非偶發事件，而是在1941-1943年長期存在的慘象。根據陳誠敘述，重慶政府對于第五戰區內，各個軍隊征購軍糧和搜刮地方的情形，曾經收到詳細報告，而蔣介石本人也多次做出指示處理辦法，再經過高級幕僚會議做成正式決議，嚴令各部隊切實奉行，甚至信誓旦旦，如果違反必定嚴格處罰。

　　與此同時，軍政部還命令各地軍糧局，今后切不可把購糧證直接發給部隊，而必須由地方政府收買，希望減少弊病。但是何成濬坦言，“但各盜匪式之軍隊，是否服從命令，殊難判定。”

　　關于鄂北造成嚴重糧荒，陳誠也提供了佐證。鄂北地區駐軍實際不足20萬人，卻要求以30萬人計算，而且一口氣要獲得15個月軍糧，蠻橫至極，難怪造成“十室十空”的慘狀。

　　關于鄂北軍隊強征軍糧事，重慶軍委會也曾經計劃要派員去實地調查，但是何成濬認為，“就今日情勢言之，當地各高級將領，不能遵守命令，嚴約所部，中央即有辦法，終屬空言無補。”

　　因為中央并非不了解真實情況，而是沒有能力要軍隊將領服從命令。換言之，重慶政府盡可以三令五申，但是地方軍隊將領也可以我行我素。如果地方軍隊將領選擇裝聾作啞或是公然抗命，則中央政府又能夠如何？答案是，中央政府無能為力。

　　4、縱容的本質

　　因為這一切并不是單純的軍事指揮組織或軍法獎懲的體制問題，而是更深一層次的政軍關系和槍桿子問題。

　　軍法總監何成濬曾經說出兩段話，透露了這個政軍關系的核心本質。

　　一段話是他的自我慚愧和檢討，“余本負有糾察軍紀之責，然此等軍隊之長官，殊為中央權威所不及，余又其如之何？”他以全國軍法總監之尊，居然無法約束這些軍隊長官，已經是一個驚人的自白。另外一段話是客觀敘述，“現在一般軍隊紀律皆廢弛不堪，尤以廣西軍隊為特甚，藉抗戰之名以攘奪利益，剝削人民，各將領以中央扼于情勢，不便加以制裁，反自鳴得意，真毫無心肝也。”

　　這就更透徹地說明了，中央政府面對地方實力派無能為力的深層原因。其實不是“不便加以制裁”，而是根本“不能加以制裁”。以何成濬對戰局和政局的了解，他只能悲觀地認為，即使他向蔣介石進言，“恐亦無法解救。”

　　真是一針見血。

　　對于第五戰區的軍紀廢弛和魚肉人民，陳誠也提出他的佐證。他從屬下縣長們報告中得知，該戰區兵站總監私存（在竹山縣）糧食達一萬六千石。某軍官長在各地買田，僅在隨縣一地就超過一千畝，還抗拒不完糧納稅。該戰區的軍校分校也參加盜賣軍糧和走私。至于其他強派民糧與營私舞弊情形，更是無法細數。軍官生活如此“飽暖”，最后演變成發泄“淫欲”就毫不奇怪，以致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一個城的妓女就高達五千余人。

　　如此貪腐安逸的軍隊不能打仗，自是意料之中的事。更糟糕的是，根據陳誠指出，第五戰區凡是班長以上軍官人人有錢，而且還組織“臨時家庭”，遇到戰事哪能舍身衛國？難怪陳誠恨聲不絕地寫道，“桂系萬惡，萬惡！”陳誠本人由于重慶政府賦予的軍事任務太多，新近又要負責遠征軍訓練責任，所以屢次請辭第六戰區和湖北省職務。但是重慶政府卻擔心，一旦這兩個職位出缺，桂系就會趁機要求接任，因此前后躊躇不決，不知如何抵擋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壓力，只能讓陳誠多番延長任期，到了1943年陳誠終于忍不住滿腹怒火在日記中宣泄，“李、白只知地盤，武器，金錢，可嘆！可嘆！”

　　在此還可以借一個實例來說明地方上復雜的政軍關系問題。何成濬將軍，軍階陸軍上將，職位是全國軍法總監，在湖北隨縣原籍家中有一些土地和家產，承平年代依法完糧納稅后尚可存余。但是到了抗戰后期由于第五戰區凌駕省縣政府，不但稅率大幅提高，而且一年數征和各種攤派。當他的地產被當地縣政府抽取高額稅金而超過土地價值時，他雖然屢次請求調整也無效，因為縣政府實際頂頭上司不是省政府，而是戰區司令官和駐軍長官。

　　何成濬在被迫使需要從重慶不斷匯款回鄉交稅后，只好請求縣政府直接管理全部田產，并且直接抽稅。但是縣政府堅不答應，依然要他補稅。何成濬最后無路可走，只好直接上書蔣介石，聲稱把老家財產所得在抗戰期間內全部交給縣政府移做公費，以求免除無法承擔的高額稅金。如此驚動重慶政壇的大動作，包括蔣介石親自干預和公告表揚，終于讓實際統治當地的實力派停止壓榨。

　　這一事件前后延綿多月才讓何成濬解脫痛苦，但是也引發了他一團怒氣，全部宣泄在日記之中。他寫道：

　　“現在中央之權威大減，暴軍糜爛地方，魚肉人民，已成日常便飯，邪官蠢吏，逢迎阿附，狐假虎威，更無惡不作，人民之膏血盡入彼輩私囊，中央固莫可奈何也。自抗戰以來，種種捐稅，果有十之二，三歸公，則軍費政費絕不若今日之艱絀矣。”

　　以何成濬身為在朝高官，尚且受到如此惡劣待遇而無計可施，則一般平民百姓每日要應付的負擔包括派糧、派軍、派伕、派油鹽柴菜等等，就更是投訴無門。

　　在正常情況下，人民群眾對政府的義務統稱之為“完糧納稅”，需要遵行，毫無疑問。田賦無疑是戰時“完糧”最沉重的負擔。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