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大規模境外作戰，中朝兩國領導人、中國人民志愿軍與朝鮮人民軍的指揮員，在前蘇聯的斡旋下，通過耐心磋商，邊打邊建，短時間內解決了聯合指揮機構組建工作，較好解決了聯軍和聯合作戰的一系列問題，為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軍戰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也積累了聯軍和聯合作戰的寶貴經驗。

一、中朝建立聯合司令部的簡要經過

1、醞釀溝通協調階段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國人民志愿軍開始越過鴨綠江入朝參戰。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帶電臺和少量人員先于大部隊進入朝鮮，直至21日上午，彭德懷才第一次在大榆洞與朝鮮首相金日成見面會談。

10 月25 日，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以第 13 兵團指揮機構為基礎，改組成立志愿軍司令部（簡稱“志司”）、政治部及相關機構，并任命朝鮮勞動黨中央常務委員、內務相樸一禹任志愿軍副司令員和副政治委員、黨委副書記，以協調中朝兩軍作戰行動。此時，志愿軍已發起第一次戰役，剛剛成立的“志司”還不具備直接指揮和協調朝鮮人民軍行動的職能。

中朝兩軍由于任務區分不明、溝通乏力，多次發生因朝鮮軍民撤退導致志愿軍行軍受阻、朝鮮人民軍坦克誤擊志愿軍事件。如11 月 4 日，志愿軍第 39 軍受到朝鮮人民軍坦克師的誤擊，導致被志愿軍圍攻的美軍第 24 師得以逃脫。另外，在需要朝方配合的物資供給、交通運輸保障等方面，也出現了混亂的局面。這些情況表明，為了保證戰爭的順利進行，僅在志愿軍統率機關派駐朝方代表是不夠的，需要盡快建立更為有效的兩軍聯合作戰指揮體制。

第一次戰役后，彭德懷提出讓人民軍總部靠近志愿軍總部，以便于統一兩軍行動。11 月 11 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高崗，提議由金日成、什特科夫( 時任蘇聯駐朝大使) 、彭德懷組成三人指揮小組，統一負責中朝兩軍指揮。

13 日，毛澤東主席致電斯大林，表明“我們同意這個提議，現特電告，請求您的指示”，“現在重要問題是朝、蘇、中三國在那里的領導同志們能很好地團結，對各項軍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見”。

16 日，斯大林在回信中表示“完全贊成由中國同志來統一指揮”。12 月 1 日，金日成在給斯大林的信中明確表示，同意中朝兩軍統一指揮，認為“最高司令員無疑應當由中國人來擔任”，并決定親自前往北京與毛澤東主席會面，就兩軍協調行動的一系列問題展開具體磋商。這樣，中朝雙方在統一指揮問題上達成初步共識，為實現兩軍聯合作戰掃除了主要障礙。

2、成立實施階段

1950年12 月 3 日，金日成抵達北京，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就朝鮮戰爭的相關問題進行會談。在統一指揮問題上，中朝雙方決定: 成立不對外公開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以統一指揮兩國軍隊作戰和前線的一切活動; 聯合司令部下屬兩個機構，即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部和朝鮮人民軍參謀部，合駐一處辦公; 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朝方金雄為副司令員、樸一禹為副政治委員。

7 日，彭德懷與金日成在大榆樹志愿軍司令部就兩軍配合作戰的具體細節進行協商，金日成同意組成聯合司令部，今后不再直接干預指揮。

8 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朝雙方關于成立中朝聯合司令部的協議，就作戰指揮、交通運輸、后勤支援、新聞報道等問題進行了明確。在最終征得朝鮮政府同意之后，該協議成為指導中朝兩軍建立聯合司令部、實施聯合作戰、協調解決分歧等的重要依據。

12 月上旬，“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正式組成，簡稱“聯司”，凡屬作戰范圍及前線一切活動均歸其指揮。從而解決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統一指揮的問題。

1950 年12 月31 日，中朝軍隊發起第三次戰役，首次在“聯司”統一指揮下實施作戰，戰役部署和實施實現了協調統一。特別是針對敵人偽軍在前、美軍在后的特點，結合人民軍剛剛休整補充完畢的實際，“聯司”指揮員有意讓人民軍分置志愿軍兩翼，擔任戰役支援任務。

從戰役指揮流程看，作戰命令由“聯司”分別下給志愿軍司令部、人民軍司令部，再各自下達至所屬部隊。從戰役行動過程看，兩軍作戰實現了全局的戰役配合，積累了聯合作戰指揮和行動的初步經驗。

3、深化發展、深度聯合階段

這一階段表現為中朝兩軍從戰役配合作戰發展為各級協同作戰。抗美援朝第四次戰役期間，朝鮮人民軍首次直接配屬志愿軍實施聯合作戰。1951年2 月1 日，“聯司”根據戰場態勢，決定把一線部隊劃分為3 個作戰集團，從西到東分別由韓先楚、鄧華、金雄負責指揮。戰役第一階段，為了配合東集團( 鄧指) 實施橫城反擊戰，根據“聯司”指示，人民軍第1 軍團首次直接配屬志愿軍，統一由韓先楚指揮，與志愿軍第38 軍、第50軍共同擔負西線的堅守防御任務。此時，由于志愿軍和人民軍已經實現了直接的電話聯絡，協同配合顯得更加順暢高效。

第五次戰役第二階段東線，首次實施兵團級聯合指揮，進一步豐富了聯合司令部的指揮機制。為圍殲縣里地區韓軍4 個師，根據“聯司”指示，5月8 日和9 日，第9 兵團與東線人民軍前線指揮部共同召開了兩軍聯合作戰會議，集中討論了志愿軍和人民軍各部隊的具體部署，并決定由第9 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宋時輪、副司令員陶勇和人民軍前線指揮部司令員金雄共同指揮。戰役發起后，志愿軍各軍與人民軍各軍團直接配合、密切協同，保證了縣里圍殲戰的勝利。

同時，在“聯司”的指揮下,中朝兩軍的聯合作戰也向多個領域擴展。1951年3 月5 日，中央軍委批準了聯合空軍指揮機構的編組報告，并正式命名為“中朝空軍聯合司令部”，簡稱“空聯司”。3 月15 日，中朝空軍聯合司令部在安東舉行成立大會，標志其正式開始運行。

1951年5 月4 日，根據雙方協商結果，中朝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關于朝鮮鐵路戰時軍事管制的協議》，對管理體制、組織機構、運力分配、人員構成等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并決定通過組建中朝聯合鐵道軍事運輸司令部，集中統一管理戰時的鐵路運輸、搶修和防護等。8 月1 日，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正式成立，受“聯司”直接指揮，由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兼任司令員。并通過下設朝鮮鐵道軍事管理總局、前方搶修指揮所和高射炮兵指揮部等機構，實現了搶運、搶卸、搶修和防空的統一，構建了合作緊密的立體運輸體系，保證了鐵路運輸效率。

第五次戰役結束后，戰線趨于穩定，為防敵登陸，中朝聯合司令部逐步調集力量，增強東西海岸防御。同時，為了進一步密切志愿軍與人民軍在海岸防御上的協調配合，開始組建聯合防御指揮機構，統一作戰計劃和力量配屬。1951 年9 月21 日，彭德懷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致電金日成，提出“成立兩聯合指揮所統一東西兩海岸指揮”的建議。22 日，金日成答復彭德懷，同意立即成立東西海岸聯合指揮機構。經雙方商議，西海岸指揮所由志愿軍副司令員韓先楚任司令員，人民軍第4 軍團長樸正德兼任副司令員，下轄志愿軍第38、39、40、50 軍和人民軍第1、4 軍團; 東海岸指揮所由宋時輪兼任司令員，人民軍第7 軍團長李離法和志愿軍第9 兵團副司令員陶勇分別兼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員，下轄志愿軍第9 兵團和人民軍第7 軍團。

為了密切志愿軍與朝鮮人民和黨政機關的聯系，朝方除了在志愿軍兵團以上機關派駐代表外，朝鮮人民軍總政治局在志愿軍師以上機關還派駐了政治文化聯絡部。通過這種方式，志愿軍廣大官兵對朝鮮政府的政策法令、人民的風俗習慣和朝鮮的社會情況有了更深的理解; 志愿軍需要就地籌集或采購物資時，朝鮮方面也能夠盡力提供幫助。在涉及地方的戰勤保障任務時，志愿軍就特別注意發揮政治文化聯絡部的作用，“通過與當地政府代表的聯席會、小型座談會等形式”，“共同制定計劃，由當地政府組織實施，使朝鮮政府和人民都很滿意”。

為了更加緊密協調一致，志愿軍與人民軍從師到連都經過協議，“訂出各級協同作戰方案，以文字明確規定”。在協同作戰方案制定后，連隊還要進行“深入教育，使所有干部戰士徹底了解”，并“經常檢查對協同作戰方案的執行情況，養成部隊善于在戰斗中自覺主動地團結朝鮮人民軍的作風”。這種坦誠公開的經驗交流，使得中朝雙方進一步認識了彼此在作戰上的特點和優長，通過相互學習提高了作戰水平，為聯合作戰中實施有效協同配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51年6月以后，在朝鮮戰場上，交戰雙方沿著“三八線”地區形成了相互對峙的局面，戰爭轉入了相持階段。在“聯司”的指揮下，中朝軍隊先后進行了1951年夏秋季防御戰役、反“絞殺戰”和反細菌戰、1952年秋季反擊作戰、1953年夏季反擊作戰等。由于中朝軍隊的英勇作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

二、中朝建立聯合指司令部的特點

1、具有堅實的政治基礎。

中朝兩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能夠密切配合，離不開兩黨、兩國、兩軍之間的政治軍事互信。在中國革命戰爭和朝鮮爭取獨立與解放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和朝鮮勞動黨、中朝兩國人民曾經密切合作，建立了較為深厚的友誼。當朝鮮戰局惡化、新中國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時，中共中央、毛澤東決心出兵抗美援朝，就是著眼于中朝雙方的共同利益。

志愿軍出國作戰，如何爭取朝鮮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如何不斷增進與人民軍的互信與團結，這是過去國內戰爭中從未遇到的課題。而解決這一課題的關鍵，就在于發揮人民軍隊的政治優勢，爭取朝鮮人民的充分支持。

1950 年 10 月 8 日發布的組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中，毛澤東就特別強調，“我中國人民志愿軍進入朝鮮境內，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 即共產黨) 、其他民主黨派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基礎。”

毛澤東在審閱彭德懷的《三個戰役的總結和今后任務》時，曾專門加寫了一段文字: “中國同志必須將朝鮮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樣，教育指揮員戰斗員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這是勝利的政治基礎。”

志愿軍廣大官兵嚴格遵照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示，切實尊重朝鮮人民和朝鮮軍隊，切實維護朝鮮人民利益，以嚴明的紀律樹立良好形象，贏得了朝鮮人民和政府的衷心擁護和支持，也為中朝兩軍建立信任、并肩戰斗奠定了堅實基礎。

2、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邊打邊建

中國人民志愿軍是以戰斗姿態進入朝鮮戰場，一開始，連志愿軍司令部都是以13兵團指揮機構為主進行組建的，更談不上與朝鮮人民軍建立聯合指揮機構。

此時，朝鮮人民軍司令部可調動的兵力已不足4個師，其余部隊均被打散分割、各自為戰。在此形勢下，志愿軍無法取得朝鮮人民軍的支援，也沒有辦法建立聯合指揮機構。因此，中朝聯合指揮機構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逐步完善的過程。

“聯司”成立后，隨著中朝兩國、兩軍間不斷增強互信，聯合指揮和聯合作戰行動逐漸順暢，指揮體制和機制也不斷完善。這也反映出兩軍高級指揮員善于“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體現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態度。

3、前蘇聯的斡旋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

由于志愿軍參戰前，對于兩國的軍隊指揮、作戰目標、鐵路運輸等問題沒有經過充分的討論，中朝之間難免會發生分歧。特別是有些分歧一方面涉及國家主權，另一方面又確實是軍事需要，很難判斷孰是孰非。當中朝雙方爭執不下，協商無法取得進展時，前蘇聯的態度對于化解這些分歧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于軍隊指揮權的問題，當斯大林完全贊成由中國同志統一指揮中朝軍隊，并將這一決定同時電告了金日成和什特科夫之后，金日成主動提出去北京與毛澤東商談軍隊統一指揮的問題。

鐵路管轄權涉及一個國家的內政和主權，中方主張對朝鮮鐵路實行軍事管制是戰爭條件下不得已的選擇，朝方堅持對朝鮮鐵路的行使管轄權是國家核心利益所在。在軍事需要和國家利益無法兼顧的情況下，蘇聯的態度終于促使朝鮮領導人做出了符合軍事需要的選擇，由此，也保證了中朝軍隊交通線的高效暢通。除此之外，前蘇聯在調解中朝在停戰談判方面的分歧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4、通過召開中朝高級干部聯席會議統一思想

第三次戰役后，中朝雙方對于志愿軍是否應轉入休整存在不同的看法。說明，盡管中朝兩軍已經建立起聯合作戰指揮機構，但如果在戰略判斷和作戰思想等問題上達不成統一認識，仍然會妨礙兩軍聯合作戰，甚至會因矛盾激化而影響戰爭進程。

1951 年1 月8 日，彭德懷向中央提議，擬召開一次中朝兩軍高級干部會議，以求在重大問題上統一雙方的思想認識。1 月11 日，金日成結束與彭德懷討論后，同意了中方提出的關于召開中朝兩軍高級干部會議的建議。毛澤東主席對開好這次會議高度重視，他在彭德懷主持起草的《三個戰役的總結和今后任務》報告稿上做出重要批示，并特意指示彭德懷，“請事先送金首相閱正，商得其同意”。

1 月25 日，中朝兩軍高級干部聯席會議在志愿軍司令部所在地君子里召開。除中朝兩軍高級指揮員外，金日成、樸憲永等朝鮮勞動黨中央主要負責同志，中共中央特派的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 兵團司令員陳賡也都參加了會議。彭德懷做了主報告，在全面總結戰役勝利意義的同時，還專門闡釋了不做過遠追擊的原因，也指出了部隊在戰役、戰術上存在的問題。在報告最后，彭德懷還特意講到向朝鮮勞動黨和人民軍學習的問題，“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一切在朝鮮的中國志愿軍同志必須認真地向朝鮮同志學習。……中朝兩國同志要親如兄弟般的團結在一起，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為戰勝共同敵人而奮斗到底。”

通過這次會議，中朝雙方不僅總結了前三次戰役的勝利經驗，明確了下一步的作戰任務和方針，而且統一了雙方的作戰思想，消除了誤解，增進了兩軍的團結互信，為接下來發動新的戰役作了最直接的思想動員。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離不開中朝兩國兩軍間的團結協作，在“聯司”的統一指揮下，中朝軍隊密切配合，有效發揮了志愿軍和人民軍的整體合力，不僅開創了中國軍隊在境外與他國軍隊實施聯軍和聯合作戰的先河，而且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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