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驚心動魄的豪門遺產戰驟然打響。
三名私生子聯手狀告宗馥莉,DNA比對、信托基金、家族斗爭輪番登場。
宗慶后生前的“布鞋首富”人設崩塌,女兒宗馥莉的反擊,才剛剛拉開帷幕。
宗慶后去世后,原以為他“唯一”的女兒宗馥莉會順利接棒娃哈哈,卻沒想到,一個隱藏多年的秘密正在被逐層揭開。
2025年7月,一紙香港高等法院的訴狀將這場糾紛擺到了公眾眼前。
三名自稱為“宗慶后之子女”的私生子女,將宗馥莉告上法庭,要求凍結其名下高達18億美元的匯豐賬戶資金,并提出對21億美元信托基金的繼承主張。
這一舉動,在法律層面引發關注,在商業層面激起波瀾,在輿論層面掀起了對“布鞋首富”節儉神話的全面反思。
公眾震驚于宗慶后一生節儉,卻在美國為三個私生子安排總額21億美元的信托,而宗馥莉,從原本“獨生女”的繼承人身份,驟然成為“父親隱秘情史”的焦點犧牲者。
早在2003年,宗慶后就已經在香港設立了離岸信托,用于安排三位私生子的未來,原計劃每人7億美元,合計21億美元,但由于宗慶后離世后尚有3億美元未到賬,信托最終未生效。
宗馥莉并未如約補足缺口,反而以企業運營越南業務擴張為由,從信托基金中轉出110萬美元,直接令整個信托結構失效,三名私生子的期望也隨之崩塌。
輿論對此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她手段果斷,守住集團利益;也有人指責其違背了父親的遺愿。
可在法律面前,信托若無有效契約,僅憑“生前承諾”并無法律效力。
此時,DNA比對的申請成為關鍵。
三位私生子一同申請使用宗慶后在2023年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留存的血液樣本進行親子鑒定。
這不僅是對血緣的確認,也是對集團繼承權的重磅挑戰。
若親子關系成立,香港法院或因“事實信托”原則給予支持,而內地則更注重書面要件。
屆時宗馥莉面臨的是一個“內地股權獲判、香港資金失守”的兩難局面。
這場家族紛爭并非一朝一夕。
宗慶后2024年去世后,宗馥莉接任集團核心職位,短短數月內啟動一系列內部清洗行動。
首先是對人事與結構的深度調整。她關閉了18家工廠,其中不乏由杜建英子女擔任董事的企業,隨后更換大批高管,將關鍵崗位交由宏盛系“自己人”掌控。
這一動作背后的深意并不復雜——她在切斷杜建英體系的財務與行政依賴鏈,削弱其在集團內部的影響力。
她將員工簽約公司由娃哈哈集團轉向宏盛集團,悄然建立了“第二陣地”。
這不僅轉移了公司核心資源,也確保未來無論訴訟走向如何,運營系統不會崩盤。
供應鏈亦被全面改寫,與杜建英關系密切的合作商被陸續排除,取而代之的是她本人信任的新合作方。
這一連串動作,無不透露出宗馥莉對整頓集團秩序的強烈意志。
內部矛盾的激化隨之而來。部分老員工對突然轉崗甚至裁員不滿,維權群風聲鶴唳。
部分地區銷售額因此出現下滑,省級代理商也因高層權力不穩暫停進貨,娃哈哈在多個市場遭遇農夫山泉、元氣森林的正面沖擊。
與此同時娃哈哈股權結構也被外界所關注。
若三名私生子獲得繼承資格,宗馥莉手中29.4%股權將被稀釋,國資(46%)與員工持股(24.6%)比例依舊穩定,但權力平衡或被打破,企業控制權可能再次陷入拉鋸戰。
而她本人早在2020年獲得父親簽署的境外資產繼承遺囑,明確排除其他子女繼承權,這成為她維權的最有力支點。
杜建英,曾是宗慶后親自安排陪同宗馥莉出國的“監護人”,浙大高材生,英語流利,早年主導娃哈哈的海外業務布局,深得宗慶后信任。
其身份并非普通員工,而是長達30年的“隱性二房”。
從1991年進入娃哈哈集團開始,她在宗慶后身邊任職多年,所育之子皆在美國出生,并持有美國護照。
外界普遍認為,這是杜建英策劃多年的反擊棋局。
有人質疑,宗慶后是否知情并默許了這一切?畢竟早在2003年,其就簽署了“遺產規劃書”,設立離岸信托,信托受益人并非宗馥莉,而是三位私生子。
若無長遠安排,他又如何會留存血液樣本?娃哈哈又如何會有如此復雜的股權結構?
宗慶后的對外形象一直極為克制。他出現在春晚時,是和原配施幼珍及宗馥莉同框,杜建英從未公開亮相。
直到葬禮上,杜建英與私生子皆未出面,僅宗馥莉以“唯一合法繼承人”身份致辭,才算畫下一個階段的句號。
但這場斗爭,遠未結束。
杜建英雖早年積累了大量股權與公司影響力,卻因宗馥莉的強硬接班遭到連環打擊。
她選擇公開三個孩子身份,申請DNA比對,其實是為三人爭奪股份制造法律基礎。
親屬對宗馥莉的指責也公開化,宗慶后三弟宗澤后稱其“胸懷不夠大”,并指責其“六親不認”。
部分老員工也公開聲援杜建英,稱宗馥莉上任后“打擊報復”,導致獎金銳減。
但輿論風向并未倒向杜建英,三名子女皆為美籍,未曾被宗慶后正式承認。
相較之下,宗馥莉被父親正式帶入公司、高調認可,多次公開陪同出席活動,其“唯一繼承人”身份在民意上穩如磐石。
這場豪門內斗,最終結果仍需法院裁決。
宗馥莉已從傳統“公主接班人”的形象中,脫胎為一位具備實操力與戰略眼光的企業改革者。
她將“宗家事”變成“公司事”,將原本的血緣羈絆轉化為規則審判。
她通過章程、決策權、員工轉移、輿論引導等方式,徹底重構娃哈哈的治理結構,為一個傳統企業注入了現代制度的骨架。
曾經被質疑“是否撐得起宗慶后旗幟”的她,如今已用行動證明,自己不僅能繼承品牌,更能守住它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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