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十年（1805），嘉慶皇帝東巡盛京（今沈陽），一路上，幾百名具備文韜武略的京官、大臣、學士等品級大員，隨行其中，浩浩蕩蕩。

在這批東巡隨員中，有一對父子格外引人注目：父親王懿修，乾隆三十一年進士，時任禮部侍郎；兒子王宗誠，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時為翰林院學士。

父子二人“一門二進士”，且同朝為官，還都是皇帝的近臣，朝野震動，皇帝也自然對王懿修、王宗誠父子二人刮目相看，怎么說呢，起碼印象分拉滿。

前述東巡結束回京后，嘉慶皇帝大擺宴席，宴請整個翰林院，王懿修作為禮部侍郎，是主管宴請事務的官員；王宗誠作為翰林院學士，是被宴請的對象。盛大國宴，朝野矚目，父子同席，又是一段佳話！

但以上榮譽，對于王懿修、王宗誠父子來說，還只是“餐前開胃小菜”。更大的官場榮耀，還在后頭。

同年，王懿修轉為督察院左都御史，又很快升任禮部尚書。清代禮部，作為六部之一，其職能集禮儀、外交、教育、文化、宣傳等一體，禮部尚書相當于今天的外交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之和，權勢之高、影響力之大，無須多言。

不久，禮部主持的皇家檔案《高宗實錄》編成，嘉慶皇帝又是盛宴禮部，王懿修作為尚書出席“做東”，而他的兒子王宗誠是參與編修檔案的學士，又是被宴請對象。父子同席參加國宴，這是第二次！王家父子的輿論影響力就更大了。

在那之后，父親王懿修留在京城繼續做他的禮部尚書，后又調任充上書房總師傅、授加太子少保等，榮譽等身，直到嘉慶十八年（1813）因年老辭官退休。

而兒子王宗誠，則從嘉慶中期起，調離京城，深入地方歷練——這是將來要委以重任的信號！嘉慶年間，王宗誠歷任云南、四川、陜西鄉試主考官，以及河南、山東、江西三省學政，前后歷經十幾年。

這塊未經裝飾的【進士】匾，王宗誠題寫于清道光元年(1821)，他在離任江西學政前夕，按慣例題寫了一批科舉匾，這是其中之一。

在某種意義上，這塊匾額是王宗誠的仕途道路的轉折見證。因為，他題寫完這批匾額之后，就結束了長達十幾年的外放為官歷練階段，開始了中央高官之旅。

道光元年，王宗誠任職中央部委的第一站，是擔任禮部侍郎——這正是多年前他父親王懿修任過的職位！緊接著，王宗誠再任工部、兵部侍郎。

種種跡象表明，王宗誠很快就要晉升部委正職高官之位了。

果不其然，道光二年（1822），王宗誠升任兵部尚書——也就是清代的國防部長之職！至此，他終于達到了他父親的仕途高度。

王宗誠擔任“國防部長”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在這個職位上連續干了十六年！如此長久的國防軍事第一長官任職履歷，恐怕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當然了，歷史評價一個兵部尚書是否偉大，從來不是根據他的任職年限來評定的，而是他在“國防部長”任上是否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有所建樹——王宗誠在這方面達到了歷史標準！

縱觀清朝在維護領土完整方面的戰爭史，姚啟圣指揮施瑯率軍收復臺灣、林則徐托孤左宗棠領兵收復新疆，這兩項最為典型，也為眾人所熟知。

但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早在嘉慶末年、道光初期，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區，就差點被分裂。而兵部尚書王宗誠，就是挫敗中外分裂勢力的關鍵人物。

嘉慶二十五年（1820），新疆維吾爾貴族張格爾叛亂，聯合英國勢力，煽動民眾作亂，形勢愈演愈烈，而清軍應對不力，坐視分裂勢力壯大，形勢十分危急。

至道光二年（1822），王宗誠上任兵部尚書之時，張格爾和英國分裂勢力已經形成了叛亂軍團，他們率十萬人之眾，連奪南疆四城，并大舉攻打喀城（今喀什），企圖徹底分裂新疆。

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同時得益于王宗誠雖是一介書生但熟讀兵法，他這個“國防部長”思慮再三，做出了西線連片馳援的軍事部署，令蒙古正白旗將軍長齡、陜西總督楊遇春、陜西固原提督楊芳等，率軍在西線會合，千里奔襲南疆，徹底打敗了張格爾和英國勢力，并抓獲了張格爾（后被處斬）。

此次清政府反民族分裂之戰，拯救新疆于水火，避免了南疆分裂的后果。僅此一項，王宗誠及參戰將士功莫大焉。后來王宗誠持續擔任兵部尚書達十六年，其軍功基礎就是挫敗新疆分裂之戰。

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王宗誠突發疾病死于兵部尚書任上，享年74歲。以道光皇帝對王宗誠的軍事信任，若不是后者亡故，王宗誠的“國防部長”任職年限記錄，或許還會再延長數年。而這，正是令我們無限感慨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