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北京7月18日電(記者 劉越)“公司聲明當然有真有假，但人只要看過假的聲明，就很難相信真的了。”

日前，前“娛樂圈法務”、現脫口秀演員孫嘻在某檔節目中的表演火了，網友笑稱其為“最強嘴替”。誠然，近年來，“律師函警告”成為娛樂圈常態，但聲明在大眾眼中卻越來越接近“一張廢紙”，只因“套路太多，真誠太少”。

脫口秀演員孫嘻吐槽給娛樂圈藝人寫聲明。視頻截圖

為何娛樂圈執著于發聲明？

“娛樂圈聲明”究竟是什么？

根據發布主體的不同，“娛樂圈聲明”通常分為藝人聲明、藝人公司/工作室聲明及律師聲明三種形式，聲明內容一般包括陳述經過、澄清事實、法律正告三個部分。

“娛樂圈聲明”的含金量幾何？

從法律層面看，律師函是專業提醒，司法文書才是終極裁決。“娛樂圈聲明”的意義在于提醒、敦促、通知、警告，本質上不具有法律強制力，只有司法機關、行政機關等官方機構出具的法律文書才具有法律強制力。

既然實際效果有限，為何娛樂圈還執著于發聲明？

這一現象背后隱藏著行業的現實邏輯。當負面輿情襲來之時，公眾人物可通過發布聲明的方式從而高效地澄清事實、表明態度，其在維護演藝人員合法權益、避免輿論惡意發酵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正向意義。

聲明成為娛樂圈常態。圖源社交媒體

“藝人、公司以聲明的形式公開表達法律態度，是在保護己方合法權益的同時，最大程度消除對相關商業品牌、影視版權方等合作主體的負面影響。”

北京星權律師事務所創始人朱曉磊律師指出，藝人作為利益綜合體，負面輿論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多方利益。當藝人被曝出負面輿論時，及時針對具有誹謗意義的“謠言”發表聲明，澄清事實并表達法律態度，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給品牌方造成的負面影響。

不僅如此，在“流量為王”時代，粉絲群體是藝人事業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支撐力量。粉絲作為藝人的支持者，無法忍受藝人受到攻擊與傷害，而針對負面輿情的公開聲明是安撫粉絲的“強心劑”。

“如藝人出現負面輿情，而公司不通過維權聲明來澄清事實，維護藝人合法權益，那么將面臨來自粉絲大規模的質疑，近期也不乏出現粉絲提出工作室/經紀公司不作為的熱搜話題。”朱曉磊表示。

從“權威聲明”到“廢紙一張”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原本用來合理維權的聲明，近幾年在實踐中逐漸“跑偏”，降低取信大眾的效力。

2018年11月28日，羽泉20周年演唱會前夕，歌手陳羽凡被曝涉毒。其工作室上午還在發布辟謠聲明，強烈譴責“造謠”和“散播謠言”，孰料下午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通報便坐實其“因吸毒、非法持有毒品被行政拘留”，被網友戲稱為“史上最快打臉”。

2021年7月19日，“頂流”吳亦凡在社交平臺斬釘截鐵地否認“選妃”“誘奸”“迷奸未成年”等傳聞，宣稱：“如果有這類行為，我會自己進監獄！！”諷刺的是，僅12天后，北京警方就發布了刑事拘留通報。

吳亦凡否認“誘奸”“迷奸”后，北京警方通報其被刑事拘留。圖源社交媒體

2022年9月10日，演員李易峰本人及工作室發布聲明，大談“李易峰三個字應活在作品與社會責任中”，否認“網傳嫖娼被拘”。次日，“平安北京”通報：李某某對多次嫖娼供認不諱，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不得不說，明星聲明的“跑偏”，首先得“歸功”于那些明目張膽的“違法硬剛”。而更隱蔽的信任消解，藏在以春秋筆法“選擇性回應”的文字游戲里。

網友早已練就“逐字逐句扒聲明”的本事：“自愿交往”不代表“沒有傷害”，“目前單身”不等于“從未戀愛”，“否認強制粉絲墮胎”不等同于“沒有墮胎”。更有甚者，直接用一個沒有前因后果的“假”字含糊其辭，為日后的“翻車”留足了解釋空間。

聲明或許能成為部分藝人負隅頑抗的遮羞布，但“狼來了”的把戲玩多了，公眾也就不信了，聲明也就“廢紙”化了。

誰該為虛假聲明負責？

“每一次哥哥撒謊的背后，都會有寫聲明的人，為他付出道德上的代價。”孫嘻的調侃，道盡了“娛樂圈法務”的黑色幽默日常。

“說謊”的代價是什么？朱曉磊指出，若藝人存在違法事實卻事先發布“否認聲明”，雖然聲明本身不會直接加重其違法行為的責任，但這種不誠信行為必然招致強烈的輿論批評，并極可能導致合作品牌解約、行業抵制甚至被封殺的嚴重后果。

脫口秀演員孫嘻吐槽給娛樂圈藝人寫聲明。視頻截圖

對于聲明中常見的“目前單身”等模糊表述，朱曉磊認為，只要存在事實基礎且不突破法律框架，通常不構成欺詐，但這種“顧左右而言他”的姿態必然塑造“不誠懇、不擔當”的負面形象，加速公眾信任流失。在當今輿情發酵迅速、網絡信息留存度高的環境下，一旦聲明被后續確鑿證據推翻，藝人將陷入極其被動的輿論困境，形象上的重大打擊往往難以挽回。

“假聲明”引發的信任危機，其影響遠不止于個體藝人的形象崩塌，更對整個行業生態造成了深遠沖擊。朱曉磊表示，“假聲明”的存在嚴重透支了公眾對明星聲明的信任基礎。當藝人真正遭遇謠言時，即使發出的是真實的辟謠聲明，公眾也傾向于懷疑，導致謠言無法被有效遏制，損害后果反而擴大。

他舉例，2021年，多位藝人遭造謠時扎堆報警維權，正是聲明公信力“不服眾”的體現。“從藝人、公司的角度，聲明不服眾，民事訴訟的周期過長，而謠言對藝人的傷害過大，動輒數億人次瀏覽量，僅能通過報警的方式來快速表明自身態度。長此以往，維權成本將不斷攀升，不僅耗費巨大的時間、精力和金錢，也可能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

律師：法務人員須履行“審慎義務”

曾經，某藝人塌房前最后一份錯誤連篇的聲明，被網友嘲諷“律師不專業”。但在孫嘻看來，那可能是同行的“精神崩潰”：他把逗號放在句號后，或許是想悄悄告訴大家——“這句話挺逗的”。

無獨有偶，日前某演員發表的聲明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被誤寫為《中國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引發熱議。朱曉磊指出，從法律層面看，該律師事務所事后及時更正，筆誤無特別影響；但從輿情層面，這類疏忽極易引發公眾對藝人、經紀公司、律所的負面評價，影響專業形象。這也警示從業者，發布聲明前必須充分審校，避免因細微疏忽招致負面輿情。

因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被誤寫為《中國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該律師事務所發布道歉聲明。圖源社交媒體

那么，法務人員在實際操作中應如何履行“審慎義務”？朱曉磊表示，針對不同事件，法務人員的審核義務程度不同。譬如藝人被指吸毒，即便當事人否認，法務人員也可通過技術手段驗證，只有獲得權威部門的檢驗結果后，才能據此發布聲明；而對于只有藝人本人知曉的私生活內容，法務人員應要求藝人簽署承諾書及筆錄，在其承諾內容真實、愿負法律責任的前提下，才可發布相關聲明。

同時，朱曉磊坦言，這種核實機制有一定效果，能初步篩查內容真實性，但漏洞也客觀存在，若藝人刻意隱瞞只有自己知曉的內容，核實機制便可能失效。因此，他建議，行業需探索更穩妥的聲明形式，例如通過援引生效法律文書或鑒定結論增強說服力，對私德爭議不貿然定性，改為公示維權進展并表達“相信司法公正”的態度，而將法律結論的定性主體交給司法機關。

若藝人堅持要求發布高風險聲明，律師是否有權拒絕？朱曉磊強調，律師執業需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及相關規范，對違反法律法規、違背職業道德的要求，有權且應當拒絕。盡管拒絕可能引發當事人不滿甚至解除委托，但堅守法律與道德底線，才是律師良性發展的基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