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陳維志整理：《朝夕瑣記：梁漱溟講談錄（1970-1976）》，中國文史出版社2024年版，現標題為編者所加。

訪馮友蘭于家中的談話（1972年1月9日）

師曰：“你我早年在一起為國家危難而尋求救國之道。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在黨的領導下，出現了如此昌盛的國家，這幾十年的變化是我們親眼所見，甚至是我們親自參與其中，你對這種變化，有什么看法？”

馮先生回答說：“解答這個問題要按馬列主義的說法，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比其他國家的農民起義戰爭，不但次數多而且規模大。毛澤東說，農民戰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然而雖說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卻沒有脫離一治一亂重蹈覆轍的規律。古代如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普通人，卻成為農民戰爭的勝利者。按照馬列主義的說法，農民戰爭不能對社會產生根本的變革。毛澤東是在農民戰爭中加上新的馬列主義，就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了。性質不同，走的不是老路，所以就出現了新局面。這種以農民為基礎勢力再加上馬列主義理論學說，就是今日中國取得勝利的由來。”

馮先生反問梁先生是什么看法？

師曰：“中國今日新局面的出現，有個主要因素，是中國共產黨搞了五十年的馬列主義。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外因要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馬列主義是外因，毛澤東思想是內因，二者相結合才能起到作用。毛澤東思想作用之大無可辯駁。但一個人起的作用終為有限。我要說社會大于個人，中國社會幾千年文明延續至今日，談歷史就不能不談文化。毛澤東是中國社會培養起來的人，他也必然要通過中國社會而起作用。這是我認為中國取得勝利的由來。”

附《毛澤東選集》相關論述：

歷史上存在過許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都沒有成功。在交通和技術進步的今日而企圖用流寇主義獲得勝利，更是毫無根據的幻想。然而流寇主義在今天的破產農民中還是存在的，他們的意識反映到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的頭腦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視根據地的思想。因此，從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的頭腦中驅除流寇主義，是確定建立根據地的方針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據地、重視或不重視根據地的問題，換句話說，根據地思想和流寇主義思想的斗爭的問題，是任何游擊戰爭中都會發生的，抗日游擊戰爭在某種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義作思想斗爭，將是一個不可少的過程。只有徹底地克服了流寇主義，提出并實行建立根據地的方針，才能有利于長期支持的游擊戰爭。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我們黨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斗爭的歷史。斯大林同志說過：“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這是說得非常之對的。這一特點，這一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特點，也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或是同那些國家不相同的。這樣：（一）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裝斗爭，——就成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兩個基本特點。這里，我們沒有把黨同農民階級和黨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關系作為基本特點，這是因為：第一，這種關系，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原則上都是一樣的；第二，在中國，只要一提到武裝斗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黨同農民戰爭的密切關系即是黨同農民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它的歷史，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參加北伐戰爭。這時，我們黨雖已開始懂得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但還沒有徹底了解其重要性，還沒有了解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第二階段，是土地革命戰爭。這時，我們黨已經建立了獨立的武裝隊伍，已經學會了獨立的戰爭藝術，已經建立了人民政權和根據地。我們黨已經能夠把武裝斗爭這個主要斗爭形式同其他許多的必要的斗爭形式直接或間接地配合起來，就是說，把武裝斗爭同工人的斗爭，同農民的斗爭（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婦女的、一切人民的斗爭，同政權的斗爭，同經濟戰線上的斗爭，鋤奸戰線上的斗爭，思想戰線上的斗爭，等等斗爭形式，在全國范圍內或者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配合起來。而這種武裝斗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土地革命斗爭。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我們能夠運用過去第一階段中尤其是第二階段中的武裝斗爭的經驗，能夠運用武裝斗爭形式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斗爭形式互相配合的經驗。這種武裝斗爭的總概念，在目前就是游擊戰爭。游擊戰爭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爭形式。到目前為止，我們黨的政治路線和黨的建設，是密切地聯系于這一斗爭形式的。離開了武裝斗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了解我們的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裝斗爭。十八年來，我們黨是逐步學會了并堅持了武裝斗爭。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十八年來，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沒有武裝斗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

——《〈共產黨人〉發刊詞》

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樣，就在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斗爭停息以后，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

這種情況，直至近百年來，才發生新的變化。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現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沒有聯俄政策，不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必然同帝國主義聯合。不見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經有過這種情形嗎？社會主義的蘇聯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斗爭一經進一步尖銳化，中國不站在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這是必然的趨勢。難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嗎？這是夢想。全地球都要卷進這兩個戰線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騙人的名詞。何況中國是在同一個深入國土的帝國主義奮斗，沒有蘇聯幫助，就休想最后勝利。如果舍聯俄而聯帝，那就必須將“革命”二字取消，變成反動的三民主義。歸根結底，沒有“中立”的三民主義，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義。

斯大林說：“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現在是“上山主義”的時候，大家開會、辦事、上課、出報、著書、演劇，都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為的農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農民所給。說“實質上”，就是說基本上，并非忽視其他部分，這是斯大林自己解釋過了的。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

——《新民主主義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