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工人：1900—1949》

一部聚焦1949年前天津工人生產、生活的勞工史、城市史經典著作，從勞動雇傭、衣食住行到婚喪節慶，全景還原近代天津工人生活現場，再現天津城市化進程。

作者：（美）賀蕭

譯者：喻滿意、任吉東、許哲娜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5年8月

定價：98元

品牌：大學問

作 者：

（美）賀蕭（Gail Hershatter），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歷史學教授（榮休），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前主席（2011—2012）。長期從事文化史、勞工史、婦女史、性史和女性主義理論研究。著有《天津工人》《危險的愉悅》《記憶的性別》等。《危險的愉悅》與《記憶的性別》分獲1997年、2012年美國歷史學會“瓊·凱利女性史紀念獎”。

譯 者：

喻滿意，蘇州市職業大學教育與人文學院副教授。

任吉東，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座教授。

許哲娜，蘇州科技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聚焦1949年前天津工人生產、生活的勞工史、城市史經典著作，通過大量口述史料，從勞動雇傭、斗爭策略、衣食住行、家庭生活、公共衛生與健康、婚喪禮儀、節日風俗等諸多角度，展現了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歷史場景，再現了近代天津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同時，本書特別關注女工處境，以及女工在工廠、家庭、社區的多重身份，聚焦同工不同酬、性暴力、月經衛生等話題，打破男性中心敘事。本書討論的核心始終是普通人的故事，值得所有關心勞動者命運的人一讀。

名家推薦

這本令人欽佩的著作……是一項實證研究的杰作，賀蕭以嚴謹而富有洞察力的筆觸，生動詳細地描繪了其研究對象的生活。賀蕭通過描繪天津更廣闊的圖景，闡明了她的研究主題——天津政治和經濟歷史的獨特性、空間特征的變遷、社會機構（如青幫）、外國利益以及新興資產階級（三條石鐵工廠的小資本家案例研究尤其引人入勝）。她記錄了新工人階級持續的農村聯系和特征、“關系”及庇護的垂直聯系的普遍性，這些聯系阻礙了橫向階級關系和階級意識的形成。……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學術著作，不僅對該時期的研究者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國當代城市社會的前身、追溯強大連續性的根源的中國研究者來說，也極具價值。

——《中國季刊》 戈登·懷特（Gordon White）

這本書內容深刻，文筆睿智。提供了關于物質生活、娛樂形式、當地節日和個人成長儀式的豐富細節。充分利用了當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尤其是南開大學學者）對當地經濟的研究，并用口述回憶和報紙報道加以補充……《天津工人》對中國勞工史和城市史都是一個重大貢獻。

——《亞洲研究雜志》 羅威廉（William T. Rowe）

賀蕭為我們呈現了一幅20世紀上半期天津以及生活在那里工人的生動而多維畫像，該書是一幅引人入勝、層次豐富、精心繪制的畫卷，顯示了內容的深度和廣度。作者通過多樣化的資料來源，包括個人訪談等，成功地構建了這一時期天津工人的真實生活圖景。……該書膾炙人口，是迄今為止中國勞工史方面出現的最好的著作。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

賀蕭的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現代中國城市及其與中國傳統和20世紀政治之間復雜關系的認識……本書原始資料豐富……向我們介紹了一群迷人的中國人……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重要讀物。

——Choice《選擇雜志》（書評期刊）

賀蕭的研究方法是一種廣泛的文化視角，它關注閑暇時間、社區價值觀以及日常組織的實際運作機制。她通過融合人類學、社會學視角以及口頭訪談的方式，拓展了傳統的檔案研究。這種研究方法的成果在其關于工人階級生活的章節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該章節簡要探討了賣淫、犯罪和人生儀禮等問題。整本書中充滿了豐富的細節、地方特色和逸事，生動地展現了天津的生活風貌。……賀蕭研究方法的優點在于……將勞工史從服從于政治史的暴政中解放出來。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跨學科史學期刊》 范德（Edward L. Farmer）

這是一部從新勞工史視角重新詮釋中國近代工人階級的典范之作。與傳統勞工史聚焦于階級斗爭、工人運動不同，本書以天津工人為切口，深入挖掘了1900至1949年間工人的日常生活、性別角色、社區網絡、文化習俗以及多元背景。這個研究不僅關注工廠內的勞動條件與抗爭，更將目光投向家庭、鄰里和街頭，探討女工在家庭與職場間的雙重掙扎，移民工人的地域認同，以及工人在宗教節慶、行會組織中的非正式秩序。這種自下而上的敘事方法，凸顯了天津工人的韌性、創造與抗爭。這個研究提醒我們，勞工史的核心始終是普通人的故事，值得所有關心勞動者命運的人一讀。

——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王笛

本書亮點

1.海外漢學家賀蕭代表作，絕版好書復活！新增修訂，羅威廉、王笛一致推薦，從新勞工史視角重新詮釋中國近代工人階級的典范之作。

2.一部聚焦1949年前天津工人生產、生活的勞工史、城市史經典著作。本書從勞動雇傭、斗爭策略、衣食住行、家庭生活、公共衛生與健康、婚喪禮儀、節日風俗等諸多角度，展現了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歷史場景，再現了近代天津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

3.通過大量歷史細節，展現一個鮮為人知的近代天津工人世界。本書觸及了近現代歷史上在天津這座曾被譽為“小上海”的繁華城市中，掙扎在“霓虹燈外”的下層社會種種不為人知的痛楚。比如，男女工的同工不同酬、女工在工廠中面對的性暴力、工人為反抗剝削而進行的“摸魚”（書中稱“泡蘑菇”）甚至偷竊行為。

4.口述資料的引入，為城市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本書以普通市民、日常生活、大眾文化為研究取向，嫻熟而又恰當地運用口述訪談、口述史料、報紙報道，挖掘其中可能包含著有助于促進“城市化”的積極因素，為城市史研究的轉向做出成功的示范。

5.關注民國女工困境，以女性視角革新勞工史敘事。本書聚焦女工的工作環境、家庭負擔以及社會地位，充分關注1949年以前天津女性工人的生活、工作情形，包括女性所要面臨的“額外的衛生問題”——月經，展現了女工在工廠、家庭和社區中的多重身份，挑戰了傳統勞工史以男性為中心的敘事模式。

精彩書摘

前言

2014年，我很欣喜地為我的著作《天津工人：1900—1949》（下稱《天津工人》）中文版撰寫了簡短的前言。該書由許哲娜、任吉東和喻滿意做了完美翻譯，并于201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鑒于該版現已絕版，我很高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決定發行新版。

雖然《天津工人》的中文版首次面世距今已近十年，但我十年前所寫的內容仍然能夠表達我認為的這本書對中國讀者可能具有的價值，因此我在此附上了稍作修訂的原版前言。

《天津工人》一書最初于1986年在美國出版，它探討了中國華北最重要的工業城市——天津碎片化的工人階級的區域特性與生存策略。

在該書英文版問世后的近三十年里，我一直希望它能被翻譯成中文，讓在天津工作生活的人們以及對中國20世紀初社會文化歷史感興趣的讀者能夠接觸到這本書。

翻譯工作耗時費力，我要向譯者、天津社會科學院和南開大學的眾多當初支持此項目的同仁，以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們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自該書首次出版以來，已過去很長時間，或許我應該談談我研究和撰寫此書時的一些歷史背景。

20世紀70年代初，我還是一名本科生時，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些年，正值美國越南戰爭和反戰運動的高潮，尼克松訪華和“文革”后期，人民歷史觀的興起以及女權主義要求“讓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受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訪華報道的鼓舞，我報名參加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中國課程，渴望親眼看看當時這個美國人難以訪問的地方。（我十幾歲時獲得的第一本護照明確禁止前往中國。雖然第二本護照取消了這一禁令，但在20世紀70年代初，普通美國人獲得中國簽證仍然非常罕見。）

1975年，我短暫訪問了中國。1979年，我再次回到中國進行為期兩年的博士研究，此時“文革”已經結束，關于改革的討論已經開始。我在天津南開大學的中國同學，有許多人是下鄉知青，他們正沉浸在自己的動蕩中：一方面回望自己以往的歲月，另一方面對中國以外的世界充滿強烈的好奇心。我們之間的對話所展現的開放性、辯論和變革的能力，至今仍是我心中積極參與知識交流的重要典范。

當我于1979年開始研究時，我對1949年前在天津工廠工作的男女工人感興趣：他們來自哪里，他們的工作生活是什么樣的，他們如何應對早期工業化的艱難條件，他們是如何維持生計的，他們制定了什么樣的生存策略，以及他們產生了什么樣的政治抱負？簡而言之，我想知道中國早期工業化的艱難條件是如何改變城市男女工人的生活的，工人是如何改變新興城市景觀的，以及他們在革命運動的興起和成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還想探討地區差異的問題，因為當時除了上海，人們對其他地區的工人階級歷史知之甚少。

但到1979年，天津1949年前的世界早已遠去。它已被以國有工廠為主導的地方經濟取代，其中一些工廠成立于1949年之前，但如今都作為社會主義企業經營。早期工人階級中規模較小且更不穩定的部分，如三條石的小作坊里的鐵匠、在城市里拉貨的運輸工人，正在萎縮或不復存在。記得1949年前歲月的工人已步入中老年，盡管我有幸找到并采訪了其中一些人，但很多人已無法再受訪。

此外，在我于1979年至1981年期間進行研究時，天津所講述的故事本身也處于變化之中。

三條石歷史博物館曾用于展示小鐵匠鋪中學徒所遭受的殘酷苦難，但當時已對公眾關閉，盡管仍有工作人員留守，我還是能夠查閱到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一些小作坊的記錄簿，但似乎沒人能確定，舊的剝削和苦難故事是否已經被完整記錄下來。

三條石主要是階級斗爭的場所，還是可能是一個繁榮的小規模生產的中心而應該作為天津經濟生活充滿活力的標志受到頌揚？答案并不明確。不少人對我要調查工人階級的歷史表示好奇。我花了大量時間試圖解釋歐美學術界“自下而上”書寫歷史的嘗試，以及我對階級的探索旨在追蹤階級和階級意識出現和轉變的不均衡且不可預測的方式。

然而，盡管革命前的天津社會早已遠去，但在1979年，它的物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并未發生太大變化。我仍然可以騎著自行車穿越天津各個“租界區”那“百衲被”般的地形，那里的電車軌道互不銜接，電壓也各不相同（前日本租界為110伏特，其他地方為220伏特）。

盡管三條石鐵工業區里那些老舊的作坊已被改作他用，但其狹窄的街道在老城中國區的一角縱橫交錯，依然保存完好。因此，我當時的一個項目就是學習每一條小巷，以了解這個20世紀初的條約口岸的社會地理如何被保留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四個十年。

如今，我從1979年至1981年認識的天津已經不復存在，它被改革時代的一波又一波變革淹沒。

建筑環境已翻天覆地：摩天大樓矗立在市中心，歷史街區被翻新成餐廳和旅游景點，工人階級社區被拆除，居民被安置到多層公寓樓中，國有工廠也被重組和改造。即使我足夠勇敢，騎著自行車在擁擠的街道上穿行，我也將不知道該往哪里轉彎。

和其他蓬勃發展的中國城市一樣，天津是一個由城市移民、金融活動、巨大財富、眾多差異、環境挑戰和萬花筒般的文化生活構成的復雜景觀。它無疑值得許多當代學者研究，但它已不再是我認識的那個城市。

然而，天津工業化早期出現的許多問題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城市移民網絡仍然依賴人們彼此進行互助和求職援助，城市移民與農村地區的持續聯系仍然是其生活的一個重要特征。工作場所仍然是密集、復雜且有時充滿沖突的社會關系的場所。關于中國應該是什么、應該變成什么的公開討論仍然充斥著報紙和其他媒體。人們仍然在全球力量、國家建設項目和被激烈辯論的當地問題深刻影響的環境中過著日常生活。在這些方面，20世紀初中國工人的生活和斗爭預示著當代的景象。我希望在《天津工人》一書中，讀者能夠窺見一個已經消失但在當今時代留下印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