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蘇軾《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俗話說，“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近日再讀《水滸》，對這句俗語有了新的體悟：少年血氣方剛容易被俠義表象裹挾，卻忽略其中暴力與沖動的隱憂；隨著閱歷漸長，對施耐庵、羅貫中師徒在塑造人物形象時隱藏的玄機，會產生新的體會。

今天，在下想談談再讀《水滸傳》的心得，其中重點談談，施耐庵在塑造少華山三雄——神機軍師朱武等三人和九紋龍史進這四位人物時，究竟藏著怎樣的寫作密碼。下面先談談施耐庵其人。

史料記載，施耐庵在元末動蕩時期（約14世紀中葉）加入張士誠的起義軍，擔任謀士或幕僚角色??。
張士誠在政權初創(chuàng)時，頒布了《州縣務農桑令》，促進農業(yè)發(fā)展。張士誠的一系列鼓勵農桑的措施使江浙地區(qū)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各地流民紛紛返鄉(xiāng)，重建家園。這些為民舉措，頗得施耐庵好感。

張士誠（1321年－1367年），原名九四，字確卿，泰州白駒場亭人。
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與李華甫攻取泰州。天祐元年（1354年）于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年號天祐。1364年自封吳王。1366年，高郵、淮安、興化、濠州、湖州、杭州、紹興相繼被徐達、常遇春等攻取，平江（今蘇州市）被圍。吳元年（1367年）九月，平江城破，被俘至應天府（今江蘇南京），自縊而死，享年四十七歲。

據說，施耐庵曾懷有輔佐張士誠成就王業(yè)的抱負，也即史料所說的其"有志圖王"（也有人認為“有志圖王”的是施耐庵的學生羅貫中）但最終因張士誠的局限性（如戰(zhàn)略失誤、貪圖享樂），施耐庵選擇了隱退??江湖。

在下揣測，施耐庵的舊主——吳王張士誠被朱元璋領著徐達、常遇春打敗，施耐庵心有的不甘，不得不從曾“有志圖王”轉到“退隱山林”，于是寫作《水滸》，借小說中人物澆胸中塊壘：施耐庵讓朱武、陳達、楊春三位草寇都拜倒在九紋龍史進腳下——史載，張士誠原先就叫張九四，他的禁衛(wèi)親軍的稱號就是“十條龍”。

那么，這種揣測能立得住腳嗎？

一、史家村前的叩拜與朱武三人的姓名究竟藏有哪些玄機？

《水滸傳》第二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中，少華山的陳達帶著一百四五十小嘍啰要從史家村借路“欲往華陰縣借糧"，兩人一言不合就動起了刀槍，陳達被史進一戰(zhàn)擒獲。
危急時刻，為救結義兄弟，朱武采用“苦肉計”，他帶著楊春"擎著兩眼淚“”，跪在史進面前哭訴道："小人等三個，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今來一徑求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fā)解官請賞，誓不皺眉。"這一幕看似尋常的草寇求饒，卻因朱武三人姓名與明初君臣的奇妙關聯，引發(fā)我諸多聯想：施耐庵筆下的朱武、陳達、楊春，會不會是以元末明初的風云人物——朱元璋、徐達、常遇春——為原型創(chuàng)作的呢？

且讓我們讀一讀小說中對三人的贊詞、搜尋一下史料記載的吉光?片羽，或許能窺見幾分耐人尋味的巧合。

二、姓名綽號有何深意？從"神機軍師"到"洪武大帝"的文字密碼

《水滸傳》中，朱武被稱作"神機軍師"，小說贊他"道服裁棕葉，云冠剪鹿皮。臉紅雙眼俊，面白細髯垂。陣法方諸葛，陰謀勝范蠡"。這"武"字與"軍師"身份，恰巧與朱元璋"洪武"年號及早年"身在行間，手不釋卷"的謀士特質形成有趣的呼應。史載朱元璋"渡江后，稍涉獵書史，領其大旨"，雖非科班出身，卻善用謀略，與朱武"廣有謀略"的描述似有暗合。

神機軍師朱武 劇照

明太祖朱元璋

民間流傳的朱元璋奇異畫像

陳達綽號"跳澗虎"，小說贊他"力健聲雄性粗鹵，丈二長槍撒如雨"，其勇猛形象與史料中徐達"長身偉貌，剛毅英武"的記載頗為貼近。徐達作為明初第一功臣，"每戰(zhàn)持重有謀，功高不伐"，而陳達雖在小說中戲份不多，卻也以"性如烈火，善使槍棒"著稱，二人名字中同帶的"達"字，更添了幾分遐想空間。

楊春號稱"白花蛇"，小說贊詞寫他"腰長臂瘦力堪夸，到處刀鋒亂撒花"，其靈動迅猛的特點，與常遇春"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的戰(zhàn)神形象有幾分相似。史載常遇春"勇冠三軍，自言能將十萬眾，橫行天下"，人送外號"常十萬"，而楊春"善使大桿刀，動作如蛇般迅捷"的描述，或許正暗合了這種銳不可當的氣勢。三人姓名與綽號的排布，如果說是純粹巧合，似乎又少了幾分說服力。

明初名將常遇春坐像

三、籍貫地理有影射？淮西故人與草莽據點的微妙呼應

小說明確提到朱武是"定遠人氏"，這一籍貫耐人尋味——朱元璋祖籍濠州（今安徽鳳陽），與定遠同屬淮西地界，元末時均為紅巾軍活躍之地。朱元璋早年在定遠一帶收編"驢牌寨"義兵，正是其崛起的關鍵一步，而朱武在少華山的聚義，恰似這一歷史場景的文學縮影。
陳達被寫為"鄴城人"（今河北邯鄲臨漳縣），鄴城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而徐達作為北伐主帥，曾率軍攻克元大都（今北京），河北正是其征戰(zhàn)的核心區(qū)域。楊春的籍貫"蒲州"（今山西永濟）雖與常遇春的懷遠（今屬安徽蚌埠）相隔一條黃河，卻同屬元末戰(zhàn)亂的中原腹地，紅巾軍起義的烽火曾在此處熊熊燃燒。
再看少華山的地理位置，它地處華州（今陜西華縣），在張士誠勢力范圍的西方。施耐庵曾為張士誠幕僚，對其事業(yè)興衰極為熟悉，而史進所在的史家村，恰是少華山三杰的"臣服"之地。小說中寫史進"田園廣野，負傭莊客有千人；家眷軒昂，女使兒童難計數"，恰似張士誠"據有江南，沃野千里"的富庶，這種地理與勢力的排布，會不會是在暗合元末朱元璋與張士誠的割據格局呢？

四、智謀行事見影射？少華山寨權謀與開國方略的隔空對話

朱武在少華山的謀略，雖比不上諸葛亮那般神機妙算，卻也透著幾分朱元璋式的隱忍與布局。行軍打仗時，朱武常"令軍士飽餐，分兵數路埋伏"，以守為攻的策略，與朱元璋在應天（今南京）"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戰(zhàn)略似有幾分神似。當陳達被擒，朱武不用武力硬拼，反而"自縛請罪"，哭訴"若肯放我們回去，日后不敢侵犯"，這種以退為進的隱忍，又恰似朱元璋早年在郭子興帳下"屢遭猜忌而不怨，屈身事之"的處世之道。

陳達的行事風格則帶著徐達式的勇猛與果決。他不顧朱武勸阻，執(zhí)意"去打史家村借糧"，稱"他只是一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言下之意就是“量他一個史進，怎敵得我 ”，這種"恃勇輕進"的特點，與徐達在鄱陽湖之戰(zhàn)中"身先士卒，冒矢石而進"的沖鋒姿態(tài)頗為相似。而楊春隨朱武同赴史家村請罪時的"默然從之"，則像極了常遇春對朱元璋的絕對服從——史載常遇春雖勇猛過人，卻"善持其下，聽約束惟謹"，與楊春"緊隨朱武，凡事不多言語"的表現形成有趣的對照。

小說中朱武"精通陣法"的設定，更讓人聯想到朱元璋對軍事謀略的重視。朱元璋曾說"為將者，必知古今兵法"，而朱武在梁山后期"協助盧俊義布列陣勢"的表現，或許正是這種治軍理念的文學投射。這些智謀與行事的呼應，雖不能算作確鑿證據，卻為"影射說"增添了幾分合理性。

五、結局命運藏嘆息？昱嶺關之殤與明初功臣的相似悲歌

《水滸傳》第一百一十八回，昱嶺關成了陳達、楊春的終點。書中寫道："龐萬春在嶺上看得明白，拿起弓，搭上箭，一箭射去，正中陳達咽喉，翻身落馬。楊春急待回身，被嶺上石子亂打，樹林里轉出一彪軍，撓鉤搭住，拖入陣中，也被殺死。"二人戰(zhàn)死的慘烈，與徐達、常遇春的結局有著令人唏噓的相似。
史載徐達"洪武十八年，疽發(fā)背卒"，雖死因成謎，卻難逃"功高震主"的隱憂；常遇春則"洪武二年，暴卒于軍，年僅四十"，同樣未能盡享太平。而朱武的結局更為耐人尋味，他隨盧俊義平定方臘后，"授武奕郎，諸路都統領"，卻最終"不受職，隨公孫勝出家"。這種"功成身退"的選擇，恰似朱元璋登基后對功臣的清算——洪武年間的胡惟庸案、藍玉案，株連數萬人，昔日功臣幾乎盡滅，只有少數人能全身而退。
施耐庵讓朱武活下來，卻安排他歸隱山林，或許正是對這種"狡兔死，走狗烹"現實的隱晦表達。少華山三杰的結局，與明初君臣的命運如此相似，若說是作者無心之作，未免太過巧合。
五、史進龍紋的意蘊：勝利者敘事與失敗者的身影，顯示出歷史話語權的微妙平衡
九紋龍史進在小說中的角色，為少華山三杰的影射增添了另一重維度。史進"肩臂胸膛總有九條龍紋"，贊詞稱他"久在華州城外住，舊時原是莊農。學成武藝慣心胸。三尖刀似雪，渾赤馬如龍"，其形象恰似張士誠的文學化身。張士誠曾在平江（今蘇州）稱"吳王"，龍紋正是王權的象征，而史進作為少華山三杰的"收服者"，暗合了張士誠早年對朱元璋的壓制——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鎮(zhèn)江，曾被張士誠軍擊敗。

但史進最終在昱嶺關"被亂箭射死"，這結局與張士誠"城破自縊"的史實如出一轍。而朱武等人后來"歸順梁山"，則像極了朱元璋最終"平吳滅漢，定鼎天下"的勝利。施耐庵作為張士誠舊部，對這段歷史的情感頗為復雜：他讓史進永遠帶著龍紋，卻讓他淪為悲劇英雄；讓朱武等人成為最終的幸存者，卻讓他們背負"草寇"的出身。這種敘事上的矛盾，或許正是作者對"勝利者書寫歷史"的無聲質疑。

史進與朱武的關系，恰似張士誠與朱元璋的寫照——前者雖有龍紋卻終成灰燼，后者雖起于草莽卻終得天下。這種安排，若說是作者刻意為之，似乎也符合文人"借史抒懷"的創(chuàng)作傳統。

結論：草莽故事里的歷史回響

少華山的煙塵早已散盡，但朱武、陳達、楊春的形象，卻始終帶著元末明初的歷史印記。從姓名綽號到籍貫地理，從智謀行止到結局命運，三人與朱元璋、徐達、常遇春的種種呼應，或許并非施耐庵的刻意影射，卻大概率藏著他對一個時代的觀察與嘆息。
作為曾親歷元末戰(zhàn)亂的文人，施耐庵見證了草莽英雄如何登上權力巔峰，又如何在帝王心術下分崩離析。他筆下的少華山三杰，或許只是一群普通的草寇，卻在不經意間成為那段歷史的"無心寫照"——畢竟，所有的帝王將相，起初都可能是史書里的"盜賊"；而所有的草莽英雄，心中或許都藏著一個"帝王夢"。

《水滸傳》的魅力正在于此：它寫的是江湖，說的是人心，藏的是歷史。少華山三杰的故事，究竟是巧合還是隱喻，或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我們翻開書頁時，能從那些刀光劍影里，讀懂一個時代的悲歡與無奈。

當少華山的煙塵散去時，我似乎忽然明白：朱武、陳達、楊春不是簡單的文學形象，而是元末明初權力更迭的鏡像。施耐庵用草寇的故事，寫盡了帝王將相的發(fā)家史；用山寨的悲歡，照見了王朝興替的殘酷。當朱武在昱嶺關望著陳達、楊春的尸身，他眼里或許閃過應天府的刀光——那里，另一個"朱武"正舉起屠刀，砍向昔日的兄弟。

從史家村到應天府，從少華山到紫金山，草寇與帝王不過一步之遙。就像《水滸》卷首語："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施耐庵似乎在字縫里告訴我們：所有的龍，起初都是草寇；所有的草寇，心里都藏著一條龍。而歷史的吊詭在于，那條龍最終會變成新的枷鎖，套在后來者的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