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占理兒。

昨天周日，吃過晚飯帶著孩子到街邊公園的騎行車道上騎自行車，突然一群穿著‘中國紅’的大爺大媽，排著整齊的隊列，播放著震耳欲聾的‘最炫民族風’從拐角快速走出，幾乎占據了整個步行道和騎行道。

我家孩子和其他幾個騎車的孩子，立即停了車，站在原地等待他們通過。

可氣的是，他們明明看到了孩子停下讓行，但還是徑直朝著孩子們所在的騎行車道走過去，排在最前面的孩子被嚇得拖著車子退到了路邊草叢，后面幾個孩子來不及躲，我和另外一名家長，趕忙跑過去護在孩子身前。

暴走團的大爺大媽們，在幾乎離孩子只有1米遠的地方，才選擇繞開。

我和那名家長相視一笑，都有怒意，但也看出對方眼神中的無奈：不敢跟人家近百人‘大隊人馬’產生沖突。孩子們又騎了一會兒，再次迎面遇到暴走團，這次孩子們都‘學乖了’，早早地停車，退到路旁的草叢等待他們通過。

你們覺得我會不會喜歡暴走團呢？其實最初是無感的，畢竟接觸較少，一方面不太了解，另一方面沒啥直接‘沖突’發生。

可這一次之后，我發現這么多人討厭他們，不是沒有道理。他們的問題，不只是人多勢眾那么簡單。

這兩年關于“老年暴走團”的新聞就沒斷過——北京某暴走團在機動車道暴走被撞，青島大媽們霸占籃球場跳廣場舞與年輕人沖突，武漢爹爹們舉著“再不瘋狂我們就老了”的橫幅占道暴走。

每次這類新聞出來，網上總能吵翻天，也總是罵聲一片“為老不尊”“退休金太多”，鮮有維護他們的人。

昨晚睡覺時享樂很久，為啥這么多人對暴走團敵意如此之大？

先說個扎心的真相：對暴走團的敵意，本質上是中年人對“未來自己”的恐懼。

你有沒有發現，吐槽暴走團最狠的往往是 30-50 歲的人？這群人上有老下有小，每天睜眼就是房貸車貸孩子學費，職場上怕被年輕人淘汰，回家還得應付老人的健康問題。

好不容易有點自己的時間，想在小區遛個彎、去公園跑個步，結果發現公共空間被“暴走團”“廣場舞團”“棋牌軍團”分割得七零八落。

這時候你看到大爺大媽們精力充沛地占著車道喊口號，心里能不窩火嗎？

說白了，這是一種“資源焦慮”。 中年人群體正處在人生最“費資源”的階段，時間、金錢、公共空間，每一樣都得精打細算。而暴走團的活動，恰恰戳中了幾個最敏感的資源痛點：

時間資源：上班族只有早晚有空，結果暴走團也集中在早晚高峰活動，等于把僅有的休閑窗口給堵死了；

空間資源：城市里像樣的公園、廣場本來就少，暴走團一占就是一大片，其他人想健身只能“夾縫中求生存”；

情緒資源：年輕人上班受氣，回家想清靜，結果被高音喇叭吵得腦殼疼，情緒閾值本來就低，一點就炸。

更微妙的是“代際對比”帶來的心理失衡。

你想想，自己加班到深夜，第二天還要早起送孩子，結果樓下大爺大媽們每天雷打不動暴走兩小時，回來還能在超市搶打折雞蛋。這種“你在生存線上掙扎，他在歲月靜好”的對比，很容易讓人產生“憑什么”的怨氣。

尤其是當暴走團占用公共資源時，這種怨氣會瞬間轉化為敵意——“我們累死累活交稅建的馬路，憑什么讓你們堵著玩？”

前陣子看到個新聞：鄭州某小區業主為了阻止暴走團在樓下喊口號，集體湊錢買了個高音炮“對轟”。結果大爺大媽們也不甘示弱，直接把音箱架到了業主窗臺底下。最后警察來了也沒辦法，只能勸雙方“各退一步”。

這事看著離譜，其實暴露了一個核心問題：我們的公共空間早就成了“規則真空地帶”。

你仔細想想，城市里哪些地方屬于“公共空間”？馬路、公園、廣場、小區綠化帶……但這些地方到底歸誰管？誰有權使用？使用時該遵守什么規則？幾乎沒人能說清楚。

就拿暴走團最常占用的“非機動車道”來說，交通法里只說“非機動車道供非機動車行駛”，沒說能不能列隊走路。公園廣場更是沒規矩，誰嗓門大、誰來得早、誰人數多，誰就說了算。

這種“無主之地”的狀態，必然導致“叢林法則”——誰狠誰占坑。暴走團為什么敢理直氣壯占道？因為他們人多，組織嚴密，還有“尊老”這張道德王牌。普通市民呢？要么忍氣吞聲，要么硬碰硬沖突，但最后往往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更深層的矛盾，是“公共資源分配”的失衡。 過去幾十年，社會資源分配一直向中老年群體傾斜——他們享受了房價上漲的紅利，有穩定的退休金和醫保，而年輕人則面臨高房價、高失業率、低福利的困境。這種資源分配的“代際差”，平時可能藏在水面下，但一到公共空間爭奪時就會浮出水面。

舉個例子：很多城市的公園早上6點到8點是“老年人專場”，廣場舞、太極、暴走團占滿場地；年輕人想周末去公園搭個帳篷，結果發現連塊草地都找不到，因為早就被“長期占領”的老年人健身器材和棋牌桌占了。

這種“時間差”+“空間差”的疊加，讓年輕人覺得自己像“二等公民”——“我們交的稅不比他們少，憑什么公共資源成了他們的后花園？”

另外，你有沒有發現，關于暴走團的新聞，幾乎全是負面的？要么是占道引發車禍，要么是噪音擾民被投訴，要么是和其他群體沖突。但事實上，大部分暴走團其實挺規矩的，只是在小區里走走，聲音也不大。可為什么我們看到的全是“奇葩”？

這得怪媒體和社交平臺的“放大器效應”。 現在的算法推薦機制，就喜歡推“沖突性內容”。一個暴走團安靜健身的視頻，播放量可能只有幾千；但一個“暴走團和車主互罵”的視頻，播放量輕松破百萬。標題再加上“囂張跋扈”“為老不尊”這樣的詞，流量直接起飛。

久而久之，大家就形成了“暴走團=素質差”的刻板印象。就像提到“廣場舞大媽”就想到搶地盤，提到“熊孩子”就想到搗亂一樣，標簽一旦貼上，就很難撕下來。

更有意思的是，這種標簽會“雙向強化”：媒體越報道負面新聞，公眾對暴走團的敵意就越深；公眾敵意越深，遇到暴走團時就越容易產生沖突，進而又被媒體報道……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還有個更隱蔽的原因：“群體行為”的責任分散效應。 你會發現，暴走團成員在單獨行動時，可能挺和善的，會主動給人讓路，說話也客氣。但一旦加入團隊，就像變了個人，跟著大部隊占道、喊口號，甚至和人吵架。這就是“法不責眾”的心理在作祟——“大家都這么干，就算出事也輪不到我負責。”

而旁觀者呢？看到的是一個“面目模糊”的群體，很容易把對某個成員的不滿，擴大到整個群體。比如你被某個暴走團成員懟了一句，回家發個朋友圈，大概率會寫“現在的暴走團真沒素質”，而不是“今天遇到個沒素質的大爺”。

這種“個體行為群體化”的歸因，讓暴走團成了“代際矛盾”的替罪羊。

去年上海某區出臺規定：廣場舞、暴走團等活動，晚上10點后禁止使用高音喇叭，音量不得超過60分貝。結果呢？執行了不到一個月就不了了之。為什么？因為根本沒法管。

首先是“執法成本太高”。 暴走團活動時間不固定，地點不固定，人數還多。警察接到投訴趕過去，人家可能早就走完了；就算當場抓到，最多也就是口頭警告。總不能為了幾個廣場舞音箱，天天派警車蹲守吧？

城管倒是有執法權，但面對一群“我年紀大我有理”的老人，也只能“柔性執法”——說白了就是哄著勸著，沒什么實際效果。

其次是“法律滯后”。 現行法律里，關于“公共空間使用”的規定幾乎是空白。比如暴走團占用非機動車道，交警最嚴厲的只能按“行人違反交通規則”罰款50元，但大爺大媽們鳥都不鳥——“我不交罰款，你還能把我們都抓了嗎？”

至于噪音擾民，環保部門的檢測標準是“晝間55分貝，夜間45分貝”，但實際操作中，只要不是24小時不間斷噪聲，很難認定為“擾民”。

更尷尬的是“投訴無門”。你被暴走團吵得睡不著，打110，警察來了只能調解，勸阻；打城管電話，城管說沒權力；打環保電話，環保說需要檢測……

這種“多頭管理=沒人管理”的現狀，讓公眾的不滿只能憋在心里，最后通過網絡吐槽發泄出來。

說了這么多，這事兒到底有沒有解？其實辦法不是沒有，但得先搞明白一個道理：暴走團只是個“表象”，真正的問題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公共空間管理缺失、代際矛盾激化。 不解決這些根本問題，光罵暴走團沒用。

具體來說，可以從這幾個方面入手：

劃清“使用邊界”：比如規定公園、廣場的“活動時段”，早晚高峰留給上班族通行，其他時間允許健身活動；明確“噪聲紅線”，超過分貝直接罰款，并且讓組織者承擔連帶責任。

增加“供給”：多建一些小型健身場地，比如社區口袋公園、屋頂花園，讓不同群體有各自的活動空間，不用擠在一起搶地盤。

強化“規則意識”：不管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使用公共空間都得守規矩。媒體別光報道沖突，也多宣傳那些文明健身的暴走團、廣場舞隊，樹立正面榜樣。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換位思考”。年輕人多理解老人對健康的渴望——畢竟誰都有老的一天；老人也多體諒年輕人的壓力——他們不是討厭你健身，而是討厭你“不講規矩”地健身。說到底，大家都是被生活推著走的普通人，沒必要互相為難。

這兩年關于“代際矛盾”的討論越來越多，從暴走團到廣場舞，從搶座位到養老金，每一次沖突都像一根刺，扎在社會的神經上。

但你仔細想想，這些矛盾的背后，其實是同一個問題：我們的社會還沒學會如何“共享”。共享空間、共享資源、共享發展成果……只有當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權利被尊重”時，敵意才會慢慢消解。

至于暴走團，或許再過十年，當現在的中年人老去，我們也會成為廣場上的“健身大爺”。到時候，希望我們能記得今天的抱怨，別讓自己變成“當年最討厭的樣子”。

畢竟，公共空間不是戰場，而是大家一起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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