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回憶》

文｜蛙蛙和洼

她低頭劃著手機，地鐵車廂的燈光在屏幕上投下一小片晃動的亮斑。

她剛在社交網絡上傳了一張自拍，加了濾鏡，配上一句無關痛癢的心情，像往常一樣，等待著朋友們的點贊。

她不知道，斜對面那個同樣低著頭的男人，手機屏幕上并非朋友圈，而是一個幽深的界面，她的臉，剛剛未經任何修飾地被上傳，成為一個龐大“素材庫”里最新的戰利品。

深淵回望著你，而你甚至不知道它在看。

小紅書上已經出現幫助貼，提醒被偷拍的女性注意

幽靈廣場：一種彌散的惡

這個名為“MaskPark”的電報（Telegram）群組，被一些激憤的網民冠以“中國版N號房”的稱號。

關于中國N號房事件的帖子

我起初也這么認為，這是一個便于理解和傳播的標簽。

但隨著那些令人作嘔的截圖和證詞不斷涌現，我開始感到一種更深沉的寒意。

韓國的“N號房”，是一個結構嚴密的犯罪組織，有“博士”這樣的主犯，有付費入場的門檻，有對受害者明確的脅迫與奴役。

它的惡是清晰的、集中的，像一個面目猙獰的暴君，你能指認他，痛恨他，并最終在法律的斷頭臺上看到他的終結。

而MaskPark不同，它更像一個幽靈構成的廣場。這里沒有唯一的暴君，只有十萬個匿名的“普通人”。

他們不以牟利為首要目的，而是出于一種“分享”的樂趣，將身邊女性的隱私——無論是偷拍的裙底，還是從前女友手機里盜取的私密視頻，抑或是自己妻子酣睡時的裸體：

作為一種社交貨幣，在廣場上交換、賞玩、點評。

群聊的標題為“來這里分享你的嬌妻女友”

韓國N號房的惡，是商業化的、可量化的；而MaskPark的惡，是彌散的、日常化的，它暗示著一種更可怕的可能性：

作惡的門檻，已經低到了塵埃里。

它可能比韓國N號房更惡劣，因為那里的每一個成員，都可能是“博士”。

他們稱之為分享，但那不是分享，是肢解。

十萬“普通人”的狂歡

在這個匿名的廣場上，人性中最幽暗的欲望被無限放大。

這里流傳著地鐵里陌生女孩的走光瞬間、大學女生在自習室里的睡顏、甚至有成員炫耀自己如何與被迷暈的女性發生關系并錄下全程。

最駭人聞聞的，是一位父親，以一種平靜到令人發指的口吻，

直播自己性侵親生女兒的過程

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觀察艾希曼時，提出了“平庸之惡”的概念，指的正是那些放棄思考、以服從為借口而犯下滔天罪行的普通人。

MaskPark里的十萬個ID，似乎為這個概念提供了最當代的注腳。他們并非納粹軍官，只是普通的職員、學生、丈夫、父親。

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溫和有禮，卻在匿名的面具下，心安理得地參與一場針對所有女性的、永不落幕的“獵巫”。

他們彼此鼓勵，互相傳授偷拍、上手技巧，將對女性身體的迷戀，異化為一種權力的展演。這權力并非來自金錢或地位，而來自“我知而你不知”的信息差，來自單向度的凝視。

傳出的群聊記錄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描繪了邊沁式的全景敞視監獄，一個中心瞭望塔監視著所有囚犯，囚犯因不知自己是否被監視而時刻自我約束。

MaskPark則是一個反向的全景監獄：

無數個匿名的瞭望塔，共同監視著整個社會這個無邊無際的囚室，而囚犯們——那些在陽光下生活的女性，對此一無所知，她們的自由，成了一種被觀賞的幻覺。

我是否在過度解讀這種原始的惡？或許。

但當十萬個個體的窺淫癖匯聚成一股集體的、有組織的力量時，它就不再是單純的“癖好”，而是一種文化，一種癥候。

他們不是在看，是在消費，在吞噬。

甚至有相關的真人互動游戲出現

罪惡的生態：技術、壓抑與沉默

技術的進步，總是率先被灰色地帶的欲望所征用。

針孔攝像頭被偽裝成充電寶、插座、掛衣鉤，以極低的成本在電商平臺流通，將每一個私密空間都變成了潛在的直播間。

而Telegram這樣的加密軟件，則像一座建在法外之地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為這些欲望提供了完美的庇護所。

它本是為反抗審查而生，如今卻諷刺地成了隱匿罪惡的巢穴。

這背后，是否也隱藏著一種更深層的社會邏輯？

當正常的性討論空間被一再壓縮，當所有與“性”相關的文藝作品都被貼上“不宜”的標簽，這種被壓抑的力比多，是否會以更扭曲、更具破壞性的方式，在監管的縫隙中野蠻生長？

我們像一群拙劣的治水者，只會圍堵，卻不知疏導，最終洪水從我們看不見的地下管網中噴涌而出，淹沒了一切。

沉默，是共犯的另一種形態。

比廣場上的狂歡更令人齒冷的，是廣場之外的寂靜。

當義憤填膺的網民試圖將此事推上公共輿論的浪尖時，卻發現話題被限流，熱搜被撤下。

平臺方出于“維穩”的考量，迅速地用算法的抹布，試圖擦去這塊骯臟的污漬，仿佛只要看不見，罪惡就不存在。

這種處理方式，無異于對受害者的二次凌辱。

它傳遞了一個危險的信號：你的尖叫，我們聽不見；你的傷口，不便展示。

那些在MaskPark里肆無忌憚的ID們，或許正是看透了這一點，才如此有恃無恐。他們知道，即使事情敗露，也會有一只無形的手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終一切都會回歸“正常”。

這種“正常”，是一種病。

最終，我們不得不回到那個根本性的問題：

我們是誰？我們正在成為一個怎樣的社會？

魯迅曾描繪過一群麻木的看客，伸長了脖子，饒有興致地圍觀同胞被處決。

一百多年后，看客們并未消失，他們只是從刑場轉移到了線上，從被動圍觀升級為主動參與、點贊、分享。

相關的截圖流出，大家在互聯網上打碼分享，在不泄漏受害人隱私的情況下，希望能夠引起關注

MaskPark的十萬成員，就是這個時代最龐大的看客群體。他們不僅觀看，還親手制造著被觀看的悲劇。

這已經超出了“平庸之惡”的范疇，這是一種“積極之惡”，一種以他人的痛苦為養料的集體狂歡。

當凝視的權力被濫用至此，當一個社會對如此規模的侵害行為選擇降噪處理，我們所面臨的，就不僅僅是一個治安案件，而是一場深刻的文明危機。

當凝視成為一種武器，沒有人是安全的。

韓國的“N號房”事件，最終以主犯被重判、社會深刻反思而暫時告一段落。可2024年再現N號房事件。

韓國再次爆發N號房事件，引起國內媒體報道、關注

那我們呢？

當那個在地鐵里偷拍的男人，第二天依舊西裝革履地去上班；

當那個上傳妻子裸照的丈夫，依舊在家庭聚會上扮演著好男人；

當那個性侵女兒的父親，依舊被鄰里視為老實人；

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無處不在、卻又面目模糊的惡？

這或許比抓住一個“博士”要困難得多。

因為這一次，我們需要面對的，是潛藏在無數普通人皮囊之下的，那片廣袤而幽暗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