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北京剛入春，街頭的雪剛化，菜市場還是一片泥濘。

一位穿著灰布棉衣、說話溫聲細語的婦女，在攤上擺了幾包散裝香煙。

她不吆喝，不抬價，只是靜靜坐著，偶爾把攤上的煙盒擺正，再輕輕咳一聲。

沒人知道，她曾住在紫禁城的高墻深宮里，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親妹妹，是地地道道的格格。

她叫愛新覺羅·韞穎。

而就在這個攤子前，章士釗，當時的中央文史館館長，站住了腳。

他看了她一眼，再看一眼，忽然說：“你不是普通商販吧。”

那一次偶遇，徹底改變了她的命運，也讓毛主席看完她的自述信后，說出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

“她是個有志氣的人，安排工作。”

可一個皇室出身的格格，怎么就走到了北京街頭賣煙的地步？

1913年，韞穎出生在北京城的皇宮里，那時的大清雖然已經滅亡，但袁世凱答應清室提出的“優待條件”，紫禁城里依舊燈火輝煌。

她是溥儀同父同母的妹妹，排行第三，大家都叫她“三格格”。

她小小年紀，生活已被安排得妥妥當當。

每天早上有人伺候起床，奶媽端水，宮女梳頭。學堂里有專門的老師教她古文、詩詞、禮儀，還要學怎么端茶、走路，坐姿也要“像個格格”。

她從沒見過銀錢長啥樣，更沒碰過油煙和掃帚，那個時候，她以為自己這輩子都會這樣過下去。

可她不知道，宮外的世界，早已換了天。

1924年，馮玉祥一聲令下，清室被逐出紫禁城。

那年她十一歲，跟著哥哥溥儀一道收拾細軟，被士兵押著離開了從小生活的宮殿。

紫禁城的大門在她身后關上，咔噠一聲，像是命運上了鎖。

出了皇宮之后，他們一度在天津落腳，后來又輾轉到了東北。

成年后的韞穎，嫁給了婉容的弟弟潤麒，婚禮簡單，卻被溥儀稱作“皇室最后的體面”。

新婚不到一個月，丈夫被送往日本學習騎兵戰術，韞穎也一同前往。她以為是出國深造，結果到了日本才明白，她是去當花瓶的。

她被安上“婦女會會長”的頭銜，跟日本貴婦打交道、出席活動，但一舉一動都被監視著。丈夫每天訓練摔得遍體鱗傷，她則像關在籠里的金絲雀。

她給溥儀寫信說：“我想回家，我不是他們的玩偶。”

后來，隨著偽滿洲國成立，她才以“探親”名義回國，與丈夫團聚。但那不過是從一個籠子，換到另一個籠子。

在偽滿洲國的幾年，她穿著錦緞，卻再沒有過自由。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偽滿洲國土崩瓦解。

溥儀和潤麒都被蘇聯紅軍帶走，作為戰犯押往西伯利亞，而韞穎，帶著三個孩子，留在了滿目瘡痍的東北。

她沒有錢，沒有人脈，更不會養家，她賣掉僅剩的珠寶首飾，開始在人群中擺攤。

有人認出她的身份，罵她“賣國賊的老婆”“清朝的走狗”，她只能收攤躲避，再換個地方重來。

但三個孩子還在長大，病了得吃藥，餓了得吃飯。

她沒別的本事，只好打碎骨頭咽下去，學著怎么當一個普通女人：洗衣、縫補、討價還價。

最后，她學會了賣煙。

最開始生意不好，她一狠心，把整包煙拆開，一根根賣。

有人看她不像個小販，她說：“為了孩子，我什么都能做。”

1955年春天的某個清晨，章士釗在東城菜市場走了一圈，忽然在煙攤前停住了腳。他看了幾眼那個坐著的中年女人，開口問：

“你是愛新覺羅·韞穎？”

韞穎抬起頭，眼里滿是驚訝。

那天，他們在攤前聊了很久，章士釗回去之后，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隨信還附上了韞穎寫的自述和一本記錄舊宮生活的《滿宮殘照記》。

主席讀完后，只說了一句話：“她是個有志氣的人。”

很快，周總理親自安排，給她在街道辦找了一份文員的工作。

韞穎站在那張聘書前，半天沒說話。她后來回憶：“那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溫暖。”

在街道辦，韞穎一干就是幾十年。

她幫人調解糾紛，宣講新婚姻法，誰家有困難她都第一個趕到，沒人再叫她格格，大家都喊她“韞姐”。

她從不炫耀身份，直到丈夫潤麒從戰犯監獄被特赦，兩人團聚，她仍然過著樸素的生活，住在老北京的一條胡同里。

有一年春節，周總理和鄧穎超請他們夫妻來中南海吃飯。周總理笑著說：“你現在是我們的同事。”

飯桌上，韞穎低頭笑了沒有珠釵，沒有宮裝，卻比當年更動人了。

她晚年常說：“要不是國家幫我，我可能早死在街頭，是共產黨讓我重新做人。”

1992年，她安然離世，丈夫潤麒把她的遺像擺在家里，一直沒動過。

韞穎從一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格格，變成了街頭賣煙的小販，再變成了人民的辦事員。

她這一生，是從歷史的高墻里走出來，真正走進了人民里。

這，或許比當一輩子的格格更難，也更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