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兄妹四個，父親在我小學時就去世了。

那個年代太窮了，父親和母親也是在68年逃荒到東北，我大哥被留在姥姥家。

那時候還沒我，母親帶著二哥和大姐一路跑到黑龍江，在一個偏遠的小山村落了腳。

那時候到一個村子里很難落戶的，父親在生產隊起早貪黑的干活，由于父親能吃苦干活還快，父親不久就升為隊長。

這時候我們家算是安頓下來，一家人靠父親掙公分，日子雖窮卻過的很有勁頭。

二年后我出生了，那時候大姐7歲，二哥4歲，我記憶中都是大姐看我，父親母親起早貪黑的干活。

轉眼過了到了80年，由于父親在村里干活好人也踏實，父親還是轉業軍人、黨員，公社認命父親為村里書記。

那個時候姐姐學習不好，村里正好衛生所需要人，父親就把姐姐安排到衛生所，當時叫赤腳醫生。

那時候大姐很吃香的，因為誰家有病都得找大姐，尤其走不動的還得上門打針，所以大姐在村里很受人尊重。

沒想到的是89年父親病逝，我的家庭一下落到谷底，二哥放棄了學業挑起了家里的大梁。

我很慶幸那個年代我考上了中專，可是學費又犯了愁。那時候一個月100元的伙食費都拿不出來。

那時候大姐已經嫁去鄰村了，嫁給了村主任的兒子，日子過得比我們家寬裕不少。

我記得我去中專報到前，母親拉著大姐的手求她借點錢，大姐當時皺著眉說：“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我婆家這兒也不寬裕，再說弟弟是男娃，吃點苦咋了？”最后還是二哥開三輪車去換豆油，湊夠了我第一個月的伙食費。

這幾年母親身子骨一直不算硬朗，畢竟年輕時太苦，落下不少病根。

前陣子她總說頭暈，走路發飄，我尋思著不對勁，趕緊請了假帶她去縣醫院查。

片子一拍出來，醫生指著片子說：“腦里有個血塊，得住院溶栓，再晚點可能就癱了。”我拿著診斷書的手直抖，住院押金就得五千，我剛換了工作，手里就兩千來塊錢。

第一個念頭就是給大姐打電話。電話接通時，她那邊挺吵，像是在打麻將。“姐，媽查出來了，腦子有血塊，得住院，你看……”

“啥血塊？”她聲音懶洋洋的，“人上了年紀，誰沒點毛病？我前陣子還腰疼呢，貼兩貼膏藥就好了。媽那就是老毛病犯了，別聽醫生瞎咋呼，凈想騙錢。”

我火氣一下就上來了：“騙錢？醫生說再拖就癱了！你忘了小時候媽帶你逃荒，自己啃樹皮給你留窩頭？忘了爸走后，媽起早貪黑供你去衛生所學習？你現在倒好，媽住院你說這話？”

“你喊啥？”她也拔高了嗓門，“我當年在衛生所容易嗎？天天給人打針，手都扎破了！再說我現在過得好，是我自己掙的，跟你們有啥關系？媽有你和二哥呢，憑啥就找我？”

“憑你是她閨女！”我手攥得死死的，指甲掐進肉里，“當年你去衛生所，是爸求著公社書記才進去的！你出嫁時，媽把壓箱底的那塊花布都給你了，那是她當年逃荒時從老家帶出來的，舍不得穿一次！你現在說這話，良心過得去嗎？”

“你少跟我翻舊賬！”她不耐煩地打斷我，“我沒錢，也沒空，你自己想辦法吧。”說完“啪”地掛了電話。

聽著聽筒里的忙音，我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母親在病房外的長椅上坐著，估計是聽見了，慢慢走過來拉我的手，她手冰涼：“別跟你姐吵了，她……她也不容易。”

我抹了把臉，突然就想通了。我掏出手機給二哥打過去，他在工地干活，聲音喘著粗氣：“弟，咋了？”

“哥，媽得住院，我這錢不夠，你那方便不？”

“多少？”二哥沒多問。

“押金五千，我有兩千，還差三千。”

“我這剛發了工錢，三千有，我現在就給你轉過去，你先交上，我連夜趕回去。”

掛了二哥的電話，我看著母親，她眼里噙著淚。我蹲下來，握住她的手：“媽，別擔心，有我和二哥呢。”

那一刻我做了個決定：媽這病，我和二哥管到底。

大姐那邊，她愿意來就來，不愿意就算了。親情這東西，不是靠嘴說的，是靠心暖的。她忘了當年的苦，我沒忘，二哥也沒忘。只要我和二哥在，就不能讓媽受委屈。

我站起身，扶著母親往病房走，陽光從走廊窗戶照進來，落在母親的白發上，我突然覺得，再難的坎，只要一家人齊心，總能邁過去。至于那些涼薄的人，隨她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