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1日，韓國前總統尹錫悅在首爾拘留所通過社交媒體發聲，面對叛亂罪指控，他再度宣稱：“我的判斷是否正確，戒嚴是否是正確的決定，最終要由歷史來評判。”尹錫悅如今身陷囹圄，試圖以“歷史評判”為盾，捍衛自己當初的決策。然而，這一聲明是否能改變已然定局的歷史進程，只是一次垂死掙扎？尹錫悅的辯解究竟是否有意義，還是在逃避現實的責任？

尹錫悅的命運與“12·3事件”緊密相連。2023年12月3日，尹錫悅在一場被迅速宣布并草草收場的戒嚴事件中，決定以“鏟除親北勢力”為名，采取非常措施。然而，這一決策并未如他所愿得到應有的效果。6小時后，戒嚴命令被撤銷，局勢迅速平息。盡管尹錫悅自認為這是一個充滿政治智慧的豪賭，但他未曾料到這一事件將會對他的政治生涯產生深遠的影響。

此次事件后，尹錫悅從總統寶座跌入了被告席，成為了韓國歷史上少數幾位因涉嫌叛亂而被起訴的領導人之一。特檢組對尹錫悅展開調查，指控他涉嫌濫用職權，甚至發起叛亂。盡管如此，尹錫悅一直堅稱自己并未做錯，反而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才做出如此激烈的決定。

尹錫悅的聲明看似堅定，實則充滿辯解。他堅稱：“我要證明掌握最高權力的總統發動謀反篡奪權力的指控有多么荒謬。”作為前檢察官，尹錫悅似乎希望通過言辭上的辯護，重現他曾經作為政治領導人的魅力和能力。但面對已經堆積如山的證據和特檢組的起訴，他的言辭顯得有些無力。即便如此，尹錫悅仍然拒絕配合調查，甚至缺席了審判，似乎依然抱有“歷史會為我清白”的幻想。

他的辯解并沒有成功改變人們對事件的看法。韓國國會在事件發生后，迅速通過了解除戒嚴的決議，而尹錫悅的執政黨內部也開始出現分裂，連曾經的盟友韓東勛都公開表示反對。這種局面讓尹錫悅處于更加孤立的境地，而他此時卻選擇將責任推給“無辜人員”，這一做法讓人感到十分矛盾。尹錫悅本應站出來承擔責任，但他卻選擇了“歷史評判”作為盾牌，希望通過拖延時間、博取輿論的支持，暫時擺脫眼前的困境。

尹錫悅在聲明中不僅為自己辯解，還試圖通過“無辜人員”的“深情喊話”來爭取公眾同情。他提到：“許多奉上級合法命令的人員，正被特別檢察官和法院傳喚，遭受苦難。”他把責任推給了執行命令的下屬，擺出一副“我只是下命令的領導”的姿態，試圖讓公眾理解，這一切只是執行上的失誤，并非出于惡意。此舉不僅讓人質疑他的領導責任，也凸顯了尹錫悅為了自保不擇手段的政治手腕。

這種“推卸責任”的做法在政治中并不罕見，尤其是在政權即將垮臺的情況下。尹錫悅的做法無非是將責任從自己身上轉移到下屬身上，以期通過為無辜者辯護，獲得一些保守派的支持。然而，韓國民眾已經看透了這一手段，尹錫悅的“歷史評判”看似能贏得些許同情，卻無法改變他失去民心的現實。

特檢組已經明確指出，尹錫悅的行為嚴重違反了憲法和法律。證據顯示，尹錫悅在宣布戒嚴后，根本沒有準備充分的法律依據和應對措施，而這一系列冒險行為，最終只給韓國政壇帶來了巨大的混亂。與此同時，尹錫悅的“豪賭”還讓韓國的國際形象受到影響，外界對韓國民主制度和法治的質疑聲也愈加高漲。

最為關鍵的是，尹錫悅的政治支持已然崩塌。盡管他在聲明中繼續高呼“歷史評判”，但法律的審判才是當前最為緊迫的任務。2025年4月，韓國憲法法院以8比0的投票結果一致通過了彈劾決議，尹錫悅成為韓國史上第二位被彈劾的總統。這一決定不僅是政治上的重大挫敗，更是法律對他行為的無情回應。

尹錫悅如今身陷囹圄，依然在強調與韓國人民同在，然而現實卻是韓國人民早已通過抗議、彈劾等方式清楚表達了他們的態度。從去年12月3日的事件到今天，尹錫悅的政治遺產幾乎已被徹底抹去。在公眾眼中，他不再是一個歷史的見證者，而是一個逃避責任的政治人物。

尹錫悅堅持自己的判斷，并將其作為“歷史的最終評判”，但他忽視了一個事實：歷史從不會僅僅為少數人辯護，尤其是在集體利益與法治的面前。當一位總統選擇以個人意志挑戰法治與民主時，歷史最終會如何評判，他又是否能夠承受得住這一切，將是他不得不面對的真正問題。

尹錫悅的聲明，不僅是一場精心編排的政治辯解，更是一種極度自信與自欺的體現。在面臨叛亂罪和濫用職權的指控時，他依然堅信自己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并將責任歸咎于“無辜的執行者”。這種言辭既顯得悲壯，又充滿了逃避責任的意味。尹錫悅作為曾經的檢察官，試圖通過法律語言來為自己辯護，但從特檢組遞交的證據來看，他的辯解顯得無力且充滿漏洞。特檢組的追加起訴，證明了尹錫悅的“歷史評判”并非終極裁決，而是被現實的法庭審判所取代。

尹錫悅的策略可能暫時贏得了一些保守派支持者的同情，但這種“甩鍋”式的辯解無疑削弱了公眾對他政治能力的信任。特別是在國會和政黨內部紛紛倒戈之后，尹錫悅想通過歷史的名義來為自己翻盤，顯得愈加徒勞。韓國民眾對他的不滿早已積重難返，盡管他不斷喊出“與人民同在”，但現實卻是人民早已通過抗議和彈劾行動給出了答案，尹錫悅的政治生涯和歷史定位已基本定型。

尹錫悅的命運已經無法通過“歷史評判”來改變。從他宣布戒嚴至今，韓國政壇的劇變已經讓他的政治生涯走到了盡頭。盡管他堅信自己當時的判斷是正確的，但在法律和歷史的雙重審視下，他的辯解顯得愈加蒼白無力。韓國民眾的反應、國會的彈劾，以及法院的最終裁定，已經徹底封印了尹錫悅的歷史地位。無論他如何高喊“與人民同在”，現實已將他孤立在一個無法挽回的境地中。尹錫悅的“歷史評判”，終究難以掩蓋他在歷史和法律面前的失誤與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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