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2日凌晨四點半，凍得直哆嗦的王連長悄聲問：‘老孫，回得來嗎？’”孫玉國把鋼盔往下一拉，只甩出一句：“回不來，也得把島留給咱們。”一句話，把巡邏小隊的血脈全點著了。

那天的烏蘇里江靜得嚇人，月亮像刀片，冰面一腳下去咔嚓直響。蘇軍把珍寶島視作切割中國的楔子，早在1964年就往邊境推來一個整師。雙方扳手腕整整五年，終于在零下三十度的凌晨爆了火。島不過0.74平方公里，卻成了中蘇戰略對峙的引信。

槍聲響起之前，孫玉國只是虎饒邊防站的普通站長。他1941年生在丹東郊區，五歲沒了父親，靠母親賣苞米面撐大。少年時他聽解放軍廣播，最大的夢想就是穿上那身綠。“要是有把槍，我一定敢豁命。”這是他15歲對同學說的話。1958年，他從沈陽冶金機械廠遞了入伍申請，三年后終于批下來，給遼寧公安總隊補了缺員，一路挪到炮兵連。1963年冬，他調黑龍江，蹲進了那片比爐口還冷的邊界。

所謂站長，并不體面：房頂是石棉瓦，取暖靠鐵爐子，電話線常被風扯斷。可站里幾十號人都服他，因為這小伙子嗓門亮、遇事不慌。蘇軍慣愛用“貓抓老鼠”的小動作挑釁——砸漁船、卸槍栓、放狼狗——他多次硬扛下來，憑的是鐵尺一樣的紀律：先記號，后反制，絕不單兵情緒化。

事情拖到1969年，火藥桶終于炸裂。3月2日，蘇軍兩路八十多人包夾，沖鋒槍一梭子打來，雪粉直飄。孫玉國拔出那支五四式，邊打邊吼“散開壓前沿”。八分鐘，蘇軍先頭組被拉平；剩下的縮在冰坎后，想靠裝甲車頂上來。冰層咔嚓連響，三十噸重的鐵家伙開到江心被我軍75炮打癱，一個火球把夜色照得通紅。蘇軍撤時扔下四十多具尸體，島上多出一股焦油味。

兩周后，3月15日，敵人卷土重來，火力翻番，甚至把最新的T-62坦克抬出來秀肌肉。孫玉國臨戰提議：“不要戀戰，先放他進圍子。”于是巡邏分隊佯動后撤，把坦克引到港汊薄冰處，再突然用定向爆破敲掉履帶。一個小時，珍寶島上響了兩百多發迫擊炮。后來那輛被繳獲的T-62，仍靜靜停在北京的軍事博物館里——很多游客站在車跟前，都不知道當年指揮布陣的人是一個三級連職干部。

勝利讓中央注意到了他。九大開幕前，毛主席點名讓前線英雄列席。孫玉國第一次走進人民大會堂，他的戰斗服上還沾著油漬。輪到發言，他只說了三分鐘，全場兩次鼓掌。休會間隙周總理語重心長：“主席起身時，英雄要向主席敬禮，大方一點，別怕。”再上臺，他真就大步走去，敬了那記脊背筆直的軍禮。毛主席笑著握他雙手，說：“破除迷信，靠勇敢。”

榮譽像火車頭，推著他一路加速。1969年底，他由正連跨到副團。1973年，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的任命電報飛來，年僅三十三歲，調進省軍區機關大樓。軍裝換了大校銜，會議、報告、接待排得滿滿當當。掌聲多的時候，人容易飄——這是后來他自己承認的教訓。基層去得少了，文件看得慢了，批評更聽不進去了。1977年，中紀委和總政對他作調查，停職反省，原因外界眾說紛紜，他自己只留一句話：“沒管住自己，怪不了別人。”

1982年，處分塵埃落定：黨內嚴重警告、按正團轉業。四十二歲，他拉著一個帆布旅行包坐進沈陽郊區的兵工廠通勤車，坐在最后排沒人認得出來。新廠長上任，月工資一百多塊，吃在食堂、住集體宿舍。第一周夜里下暴雨，車間屋頂漏水，他率先爬上彩鋼板。工人看呆了，才知道這位“玉國廠長”真不會端架子。此后“打老K”“喝兩盅”的邀請他幾乎不推；有人調侃：“英雄也得接地氣。”他回嘴：“不上地，哪來氣？”

有意思的是，十年后他又把軍旅經驗搬到談判桌。1991年，沈陽金城集團想做對俄易貨貿易，急缺一個既懂軍事又懂邊貿的人，多方一查，找到了孫玉國。那時他已啃下《孫子兵法》“行軍篇”，常把“迂回包抄”改成“價格圍點打援”。俄方代表一次席間開價過高，他笑說：“你們這是T-62的標價，可我要買的只是履帶。”對方愣住，場面緩下來，最后合同價比對方底線低了百分之二十。靠這一單，集團一年凈賺一千多萬，大伙戲稱“老孫又打下一座島”。

1998年，金城集團并入地方國企，他獲批副師級轉業，檔案依舊留在沈陽軍區大院。退休以后，他愛早起去渾河釣魚；鉤子沒拋出，話題已被陌生人拉到珍寶島。每逢此刻，他擺擺手：“那仗是集體打的，我只是趕巧領頭。”說完便提竿，不肯再多一句。

今年他八十多歲。家里墻上只掛兩樣：一張1969年的合影，另一個是金城集團的舊廠徽。有人問他成敗得失，他抿口烈酒：“有陣風大，有陣風小，船別翻，就值了。”說完哈哈大笑，依舊像那個寒夜里握著五四式的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