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從1644年到1912年,一共出了114位狀元。這些人,可以說是當(dāng)時全天下讀書人的天花板。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要么成了朝廷重臣,像翁同龢,兩代帝師;要么成了地方能員,造福一方;再不濟,也能憑著學(xué)問和名望,安安穩(wěn)穩(wěn)地當(dāng)個富家翁,青史留名。
但凡事總有例外。就有這么一位狀元,他官至一品,當(dāng)過兵部、吏部、禮部的尚書,最后還進(jìn)了軍機處,掛著協(xié)辦大學(xué)士的頭銜,權(quán)勢熏天。可他死后,朝廷連個象征性的謚號都懶得給,負(fù)責(zé)修史的史官們更是像商量好了一樣,集體當(dāng)他不存在,翻遍《清史稿》,你都找不到他的正式傳記。
這個人,就是同治元年的狀元,徐郙(fǔ)。
一個狀元郎,混到“死后查無此人”的地步,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也難有來者了。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天怒人怨的事,能讓整個朝廷都這么嫌棄他?這事兒,咱們得從頭說起。
徐郙這個人,你得承認(rèn),他是個天才。
他1838年出生在江蘇嘉定,這地方文風(fēng)鼎盛,是狀元窩。可徐郙家里窮,是真正的寒門。但這難不倒他,據(jù)說這哥們兒腦子實在太好使,十五歲中秀才,十九歲中舉人,一路開掛。到了1862年,二十四歲的他,站在了紫禁城太和殿里,參加決定命運的殿試。
在清代,二十四歲考狀元,絕對是鳳毛麟角,算得上是少年得志的頂配了。
殿試這東西,考的不僅僅是文章。皇帝(看的是你的綜合素質(zhì),包括你的書法、儀態(tài),以及你回答問題時的機靈勁兒。
當(dāng)時殿試的卷子批下來,徐郙本來排在二甲。這已經(jīng)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了,但他不甘心。在最后由皇帝親自面試的環(huán)節(jié),輪到徐郙時,戲劇性的一幕發(fā)生了。
聊到治國安邦的話題時,徐郙突然“撲通”一聲跪倒在地,聲淚俱下,從袖子里掏出半塊黑乎乎、硬邦邦的發(fā)霉糠餅,哭著說自己小時候家里窮,親眼見過災(zāi)民餓到“易子而食”的慘狀,這塊糠餅就是他當(dāng)年用來活命的,他一直帶在身上,為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百姓的苦難。
這一通操作,把滿朝文武和兩位太后都給整懵了。在那個講究“溫良恭儉讓”的時代,一個頂級讀書人在如此莊重的場合,搞出這么一出“行為藝術(shù)”,簡直是驚世駭俗。
但效果出奇地好。慈禧太后當(dāng)場就被感動了,覺得這年輕人不僅有才華,還有一顆“赤子之心”,知道民間疾苦,將來肯定是個為國為民的好官。于是,大筆一揮,直接把他從二甲提為一甲第一名,欽點為狀元。
這事兒在當(dāng)時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后來的軍機大臣、另一位狀元翁同龢就在他的日記里毫不客氣地痛罵,說徐郙這種在殿試上揣著糠餅博眼球的做派,真是“千古未有之無恥”。
你看,徐郙從一開始,就展現(xiàn)出了他與眾不同的“為官之道”——實力是基礎(chǔ),但表演是捷徑。他太懂得如何精準(zhǔn)地搔到掌權(quán)者的癢處。這一招,他用了一輩子。
中了狀元,徐郙的仕途就跟坐了火箭一樣。他先是在翰林院當(dāng)修撰,這是狀元的標(biāo)配。但他跟別的翰林不一樣,別人忙著做學(xué)問、寫文章,他忙著練字。
為啥?因為他發(fā)現(xiàn),當(dāng)時真正掌權(quán)的老佛爺慈禧,就喜歡這個。
徐郙的書法功底極好,一手館閣體寫得是爐火純青,溫潤漂亮。慈禧晚年特別喜歡畫畫,但她自己畫的那些畫,說實話,水平很一般。可畫完總得題字落款吧?她自己的字又拿不出手。這時候,徐郙的機會就來了。
慈禧每次畫完畫,就把徐郙叫來,讓他代筆題字。一來二去,徐郙就成了慈禧身邊離不開的“御用筆桿子”。光是靠著這一手絕活,他就深得慈禧的寵信,官位也是節(jié)節(jié)高升,從侍郎、尚書,一直干到協(xié)辦大學(xué)士,進(jìn)入了權(quán)力的核心圈。
他這個人,在政務(wù)上是出了名的懶。當(dāng)時官場流傳著一副對聯(lián),就是專門諷刺他的:“閣部監(jiān)齋,處處不到;酒色財氣,種種俱全。”
“閣部”是說他身為內(nèi)閣大學(xué)士和各部尚書,“監(jiān)齋”指的是他兼任國子監(jiān)祭酒(相當(dāng)于國立大學(xué)校長),這些可都是清要的職位。但這副對聯(lián)說他,該他管的事兒,哪兒都看不見他的人影;反倒是吃喝嫖賭這些烏七八糟的事,他樣樣精通。
他懶到什么程度?按規(guī)矩,京官每天要“點卯”,就是簽到上班。徐郙是常年遲到早退,甚至干脆不去。就算去了,也是在衙門里喝茶看報,啥正事不干。他的邏輯很簡單:我的一切都是老佛爺給的,我只需要伺候好老佛爺一個人就行了,別的事,與我何干?
這種人在官場上,按理說是最招人恨的。可徐郙就是個“不倒翁”,因為他把所有的寶都押在了慈禧身上。他的人生信條就是:只要慈禧開心,我就能過得比誰都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修頤和園。當(dāng)時甲午戰(zhàn)爭戰(zhàn)敗,國庫空虛,海軍連買炮彈的錢都沒有。可慈禧非要挪用海軍軍費,重修頤和園給自己過六十大壽。這事兒引得朝野上下,從光緒皇帝到普通御史,一片反對之聲。
這時候,徐郙站了出來。他不僅舉雙手贊成,還寫了一篇文采飛揚的《頤和園賦》,把這園子夸得是天上有地下無。別人是上書勸諫,他是上書“勸進(jìn)”,把慈禧哄得心花怒放。至于海軍有沒有錢,國家會不會亡,那不是他關(guān)心的事。
如果說懶政和諂媚只是職業(yè)道德問題,那徐郙在個人品德上,更是爛到了底。
他貪財,是明目張膽地貪。仗著慈禧的寵信,他公然索賄。外地的官員來京城辦事,想見他?可以,先拿銀子來。有的封疆大吏,比如李鴻章、張之洞這種級別的,看不起他的做派,不主動“孝敬”。徐郙也不生氣,他就直接派人上門去“借”。
說是借,其實就是勒索,誰敢不給?給了也別指望他還。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徐相國”這個毛病,只好捏著鼻子認(rèn)了。
他不僅貪財,還好色,而且是毫無底線的好色。根據(jù)一些晚清的筆記小說記載,徐郙晚年的時候,都六七十歲的人了,還經(jīng)常穿著便服,偷偷溜出家門逛八大胡同。他甚至把妓院當(dāng)成了自己的第二個辦公室,有些想求他辦事的人,知道去衙門或者他家府上都找不到他,就直接去妓院堵他,在那里跟他討價還價,商量“辦事”的價碼。
一個堂堂的狀元、一品的大學(xué)士,混到這個份上,連最基本的體面都不要了。這在整個清朝官場,都算是一朵“奇葩”。
他的這些行為,讓當(dāng)時的同僚們都極為不齒。正直一點的官員,像翁同龢,壓根就不跟他來往。就連一些沒那么“干凈”的官員,私下里提起他,也是滿臉的鄙夷。可以說,徐郙在官場上,幾乎沒什么朋友,他被所有人孤立了。
但他不在乎。他有慈禧這個最大的靠山,誰也動不了他。
1907年,徐郙病死,終年70歲。
按照清朝的制度,像徐郙這樣官居一品、翰林出身的大臣,死后朝廷要根據(jù)他的生平功過,賜一個謚號,比如“文正”、“文忠”之類的。這不僅是榮譽,更是對其一生事業(yè)的官方蓋章認(rèn)定。
可是,徐郙死后,禮部壓根就沒動靜。滿朝文武,包括他的那些門生故吏,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按照程序為他向朝廷請求謚號。他的家人不甘心,去禮部鬧了幾次,結(jié)果都是無功而返。
最終,徐郙成了清代114位狀元里,極少數(shù)死后沒有謚號的人之一。而其他沒謚號的,大多是卷入了謀反之類的大案,徐郙純粹是因為人品太差,大家從心里就瞧不上他,懶得給他這個榮譽。
更絕的還在后面。清朝滅亡后,民國時期組織人編修《清史稿》。史館的官員們翻遍了檔案,給同時期的狀元、榜眼、探花都寫了傳記,唯獨到了徐郙這里,大家犯了難。
寫他什么呢?寫他怎么靠一塊糠餅騙來狀元?寫他怎么給慈禧當(dāng)“筆桿子”?還是寫他怎么懶政、怎么貪財、怎么逛窯子?這些事寫進(jìn)“正史”,那不是把整個清朝的臉都給丟盡了?
最后,史官們達(dá)成了一個默契的共識:不給他立傳。就這樣,徐郙堂堂一個狀元宰輔,在正史里,徹底“蒸發(fā)”了。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今天聊起他,總覺得他像個官場里的“幽靈”。他的故事,大多流傳在各種野史、筆記和人們的口耳相傳里,充滿了諷刺和挖苦。
你說他沒本事嗎?他能從寒門一路考到狀元,文章、書法樣樣頂尖,腦子絕對是第一流的。但可惜,他把所有的聰明才智,都用在了走捷徑和討好上級上。
他被正史除名,被同僚唾棄,死后連個名分都沒有,這或許就是歷史對他最公正的裁決。
參考文獻(xiàn):
- 《翁同龢日記》,中華書局
- 《清史稿》,中華書局
- 《南亭筆記》,(清)李伯元
- 《清代名人傳略》,(美)恒慕義
- 《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王凱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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