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新辦近日發布的“十四五”時期知識產權強國建設成績單顯示，五年來，我國知識產權事業實現了從數量積累向質量引領的戰略轉型，多項核心指標提前達標，為創新驅動發展和新質生產力培育提供了堅實保障。數據顯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滿意度從2020年的80.05分提升至2024年的82.36分，整體步入“良好”階段。這一提升背后，是一場深刻的制度變革與技術賦能的雙重革命，標志著中國特色知識產權治理體系逐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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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知識產權創造大國轉變

“十四五”時期，知識產權事業實現穩中求進、高質量發展，知識產權強國建設邁出堅實步伐，取得一系列新進展新成效。在創新創造方面，全球創新指數排名躍升至第11位，穩居中等收入經濟體之首；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提前達標，戰略性新興產業專利實現翻番。在轉化運用方面，企業專利產業化率突破53%，創歷史新高；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完成專利法全面修改，建立高標準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推進商標法修訂，有效遏制惡意搶注和囤積行為。地理標志產品年產值超9600億元，實現“五連增”；品牌價值達1.76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市場價值加速釋放。在服務優化方面，實現全鏈條業務“一網通辦”，審查周期達國際最快水平；構建覆蓋84國的專利審查高速路，幫助出海企業挽回損失380億元；110個中國地理標志產品獲得國際保護，開放合作邁上新臺階。

亮眼成績單彰顯我國加快從知識產權引進大國向創造大國轉變，工作重心從追求數量轉向提高質量。跨越式的進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方面所作的努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萬勇表示，“十四五”時期，我國根據新形勢、新發展對知識產權領域的基礎性法律、法規作了進一步修改。目前，已經建立完備的、符合國際規則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此外，我國通過大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宣傳教育，在全社會牢固樹立起“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的理念，為未來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知識產權是保護創新的重要抓手，而專利產業化率是衡量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效能的關鍵指標。武漢大學知識產權與競爭法研究所研究員寧立志表示，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的大幅提高將推動產業向高附加值生態轉型。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的專利產業化平均收益顯著高于傳統領域，激勵企業加大相關領域的研發投入，形成創新、轉化再到收益的良性循環，推動產業鏈重心從低端加工向研發設計等高附加值鏈端延伸，倒逼企業重視專利質量而非數量。高產業化率促使企業為提升產業化收益重視專利質量，減少非正常專利申請，轉而通過關鍵技術專利布局搶占市場競爭優勢，實現創新資源高效配置。隨著專利產業化率的提高，越來越多科技成果跨越“死亡之谷”從實驗室走向市場，極大激發了產學研協作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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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設計優化知識產權服務

在“十四五”期間，我國完成了專利法新一輪全面修改，建立了高標準的懲罰性賠償、“專利權期限補償”“藥品專利糾紛早期解決機制”（“專利鏈接”）、“開放許可”等制度，增加了鼓勵對職務發明創造的發明人或者設計人實行產權激勵、促進專利轉化應用的規范，同時全面提升了對外觀設計的保護水平。在2013年、2019年兩次修正的基礎上，推進了商標法新一輪全面修改，著力從制度層面解決商標惡意搶注、囤積、無效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我國法治建設，特別是知識產權法治建設持續完善，這對于進一步提升知識產權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李順德提出，以懲罰性賠償制度為例，202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明確規定了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標志著該制度在知識產權領域實現了“全覆蓋”。這一舉措也促使我國知識產權領域全面增設懲罰性賠償制度，該制度已覆蓋或正在拓展至專利、版權、反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地理標志、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等各個領域，在全球范圍內是前所未有的，充分彰顯了我國對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高度重視和堅定決心。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袁嘉表示，配套出臺《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辦法》等細則，填補了新業態保護的空白。未來需進一步關注新業態規則的細化，推動知識產權保護機制不斷升級。

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務將顯著縮短維權周期，而全流程鏈條打造有利于資源整合，推動跨部門協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明舉例道，江蘇省構建的“1+13+N”快速協同保護體系就是非常好的嘗試，通過打造一站式糾紛解決平臺，實現調解、監管、司法之間的良性聯動。同時，保護中心和快速維權中心積極推動先進技術在維權工作中的運用。例如，大數據、區塊鏈技術在當事人取證、固證中的應用，直接提升了證據效力、節約了當事人的成本。2024年11月正式上線的武漢區塊鏈知識產權保護平臺，為知識產權人提供在線存證、取證、驗真一站式服務，旨在破解知識產權領域舉證存證難的痛點。此外，知識產權保護中心一站式綜合服務實現了跨部門協同，推動快速處理機制的有效運行，不僅有利于機制創新，也將大幅提升糾紛處理效率。浙江省依托浙江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建立和推行專利侵權糾紛行政裁決簡易程序，就是這方面的有益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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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畫知識產權強國藍圖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對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的完善提出了更多需求和更高要求。袁嘉認為，面對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挑戰，我國需要構建一套符合技術創新規律又能有效保障權益的知識產權治理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法時可增設“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條款，保護條件應聚焦于“人類創造性控制”的程度。在AI訓練數據方面，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合理使用”條款中增設“文本與數據挖掘例外”，確保利益平衡。專利制度也需要相應調整，明確人類發明人的“實質性貢獻”標準，優化審查機制，建立AI專利分類體系。

談到如何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治理體系，楊明建議，應構建不同層次的區域協作機制，優化資源配置。例如在技術轉移領域，通過打造跨區域合作的技術交易平臺，推動技術轉移與產業協同。要通過制度和政策創新，不斷完善新興領域的知識產權規則，實體法與程序法并重，優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機制。要打造優良的營商環境，推動知識產權公共服務發展，實現司法機制、市場機制與行業自治的協調共治。在雙邊和多邊經貿體系中，構建、協調相應的國際合作網絡與機制。尤其是針對中小企業，建立全鏈條海外維權服務網絡。

關于怎樣提升我國品牌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問題，清華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蔣舸認為，產品是根本，商譽是表象。對于有打造全球商譽抱負的品牌來說，最為核心的是創造真正的價值，將消費者利益置于首位，堅持與產業鏈上下游實現合作共贏。培育商標意識、宣傳品牌文化以及普及商標法固然重要，但對于百年老店或者國際馳名商標而言，修煉核心能力、改進產品、秉持長期主義、避免短視投資才是更為重要的任務。

為實現2035年知識產權強國目標，南開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副院長陳兵認為，一方面，需深化質量導向的政策指引，突破“重數量輕質量、重創造輕運用”的路徑依賴，強化對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關鍵共性技術專利的精準培育與布局。另一方面，需要提升我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積極參與甚至主導前沿技術領域的國際規則和標準的制定，培養高端涉外知識產權人才，為我國企業出海提供完善的知識產權服務。同時，還需要加速構建全國統一的數據要素資源知識產權登記與交易平臺，推進數據要素資源市場化配置走深走實。

“十四五”時期，中國知識產權事業完成了從“保護網”到“創新引擎”的功能躍遷，不僅保障了創新安全，更激活了產業動能，知識產權已成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支柱。學者表示，面向“十五五”，需進一步深化知識產權治理現代化，在數據知識產權規則、國際標準制定、科技成果轉化機制等領域實現突破，推動知識產權制度更好服務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與全球創新共同體建設。中國知識產權的進階之路，正是創新驅動發展范式的生動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