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20日11時06分，帶穩！”押解民警一句低聲吆喝，鐵鏈隨之碰撞，張君眼神平靜地邁出臺階，陽光在灰墻上打出一條刺目的光痕。圍觀人群屏息，連蟬鳴都像被按下了暫停鍵。

從押解車到刑場只有百來米，他卻走得極慢，鞋底摩擦水泥地，“嗒、嗒”極有節奏。幾分鐘前，在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里，他簽下最后那頁死刑復核書，筆尖一頓，眼圈微紅，又馬上恢復木然。有人說，這是這個悍匪第一次顯露情緒。

外界對張君的記憶，大多停在常德“9·1”劫案：七條人命，子彈殼撒了一地，運鈔車鑰匙卡在鎖眼半截斷裂，驚呼聲與警鈴交織，現場像一段被反復回放的噩夢。實際上，那只是終點沖刺。這條血路，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埋下隱雷。

1966年8月5日，湖南安鄉一個靠湖吃飯的小村迎來一個瘦弱嬰兒。家里七個孩子，父親靠捕魚，母親常年抱病，炊煙里多是南瓜藤和紅薯葉。張君從小就明白：拳頭能搶到的東西，比課堂上得到的掌聲更直接。十四歲，他把課本當柴火，跟縣里的地痞混作一團。

17歲那年，他因打群架進少管所。按理三年管教足夠把人磨平，可他在里面學到的卻是另一套“生存學”：誰先出手，誰就活；想立足，得有家伙。1990年，他揣著這點“心得”走出看守大門，迎面的烈日像一只火鉗，把他的野心烤得作響。

槍成了最先要解決的工具問題。正規渠道買不到，他干脆自己造：偷雞賣錢，換鋼材；再偷，再賣，再換。1991年6月，他提著自制短槍去津市試火，子彈擦過店老板額角，血珠四濺的那一刻，張君體會到手握生死的快感。自此，回頭路徹底斷掉。

槍支越攢越多，胃口隨之裂變。1993年，他拉上同在少管所混過的劉保剛，試圖“雙人組隊”搞票大的。可一次行動中劉腿部中彈，暴露風險。張君不愿賭未來，第二天把劉騙到郊外，用鐵錘和麻繩解決掉唯一的伙伴。第一次親手滅口，他僅用三分鐘，過程冷靜得像拆快遞。

1994年至1999年，張君的足跡橫跨湘、鄂、桂、滇、渝。搶劫、敲詐、買賣槍支，案件串成一張龜裂的地圖。為了擴編，他在夜總會物色了嚴敏、全泓燕等人，并定下“沾血”規矩：想進圈子，必須親手殺人。人心一旦捆上共同罪行，就像砌墻潑上水泥，再難拆分。

2000年8月31日晚上，常德江北支行門口燈光昏黃。張君坐在出租車后座，遠遠盯著運鈔車的反光車標。18時03分，槍聲撕破悶熱，四十五秒內，五人中槍倒地，張君奪得沖鋒槍兩支，皮包里卻只找到幾百元零鈔。失算讓他暴躁，逃離時又連開三槍，兩名路人無辜殞命。

劫案驚動公安部。川、湘、渝三地專案組聯手，利用剛剛鋪開的全國機動車信息網排查涉案車輛，一張無形大網迅速收緊。2001年1月12日凌晨，張君在重慶沙坪壩一處出租屋被捕，床頭還擱著一把上膛的五四式。民警回憶：“他沒掙扎，只問了一句——‘能抽支煙不？’”

4月14日，重慶市中院開庭。面對長達十幾頁起訴書，張君自辯說：“活著太難，我只能這樣。”旁聽席上，有受害者家屬怒吼，也有記者記錄下他“請求速死”的聲音。死刑判決落槌那瞬間，他輕輕點頭，好像終于把某種擔子挪開。

行刑前，他留下最后一句話給兩個孩子：“路邊的錢，別彎腰。”簡單六個字，像隔著深淵的自嘲。12時整，槍聲低沉，塵土被震起又緩緩落下，這名馳騁十年的悍匪，生命定格在三十五歲零九個月。

案卷已歸檔，子彈殼也被編號，但有人仍好奇：貧窮、暴力、走私槍支網、社會治安空檔，到底哪一個節點最致命？我以為，這不是一道單選題。若缺少任何一道防線，裂縫都可能擴大。張君倒下了，卻給后來者提了個醒——任何制度漏洞，都可能被膽大者當作臺階。

槍聲停后，常德北站那棵梧桐依舊年年落葉。街坊說，晚上偶爾還能聽見警鈴幻響，那是城市的記憶在提醒行人：合法與非法，有時只隔一把槍的距離，抑或只隔一次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