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Nelson（1930-2025）是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奠基人，他與C. Freeman、N. Rosenberg等學者在20世紀70-80年代一起復興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也是“新熊彼特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曾擔任國際熊彼特學會終身榮譽主席。Nelson的創新研究始于對技術變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索，后來在企業創新、產業創新、國家創新系統和長期經濟增長等研究領域均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特別是從演化的視角深入闡釋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創新系統之間的關系。2025年1月，Richard Nelson教授與世長辭，享年95歲，國際學界紛紛舉行各種紀念活動。

7月6日，紀念Richard Nelson教授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來自京內外高校、研究機構、政策界的3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對Nelson教授的學術思想進行回顧，并圍繞工業、技術、創新、國家、市場、發展等等議題展開深度對話與跨界交流，共同追憶這位演化與創新經濟學家的卓越貢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路風教授、國家創新研究院盧周來研究員、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封凱棟、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眭紀剛研究員作主題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楊虎濤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和平與發展學院黃陽華教授作點評交流，其他青年學者回憶了與Nelson有關的往事。

路風教授首先回顧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期間與Nelson教授的交往經歷。Nelson不僅在學術上啟蒙了一代學人，帶給他關于正統經濟學的批判性思考，促使他從社會科學角度去理解技術進步等等，都極大地拓寬了他的視野，深刻影響了他的學習和科研經歷，Nelson那份溫和、關切、始終不吝贊美年輕人的人格魅力，也深深感染了在座的許多后輩。

在主題報告環節，路風教授以《技術突破、工業體系與中國經濟增長》為題，深刻剖析了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并強調了重新理解工業體系的重要性。他指出，“工業體系”本質上是由相互依存、具有供需關系的不同部門組成的經濟整體，它必須具備足夠多的工業部門以形成市場、提供生產設備和建設支撐性基礎設施。世界工業發展歷史經驗表明，任何重大的技術創新，都并非孤立地發生在某個領域，而是需要整個工業體系的協同支持，并最終通過工業體系的擴散效應，才能實現廣泛的社會經濟效益。從工業部門之間的關系來看，高新技術工業內生于工業體系，其發展可以帶動傳統工業升級，同時也離不開后者的支持，若忽視了基礎工業、設備工業和化學工業等傳統部門，所謂的“技術突破”將成為無源之水。因此，要避免將高技術產業與傳統工業對立起來的“二分法”思維，關注工業體系整體的增長，而非偏向極少數部門的發展。路風教授通過具體案例強調，要以更全面、更符合工業發展規律的思維，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對于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的競爭，同樣需要強大的工業體系作為支撐，其發展關鍵在于工業體系（規模、門類）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范圍。這要求我們以動態的、漸進的、演化的思維去布局工業體系升級，關注產業體系的內在聯系以及部門之間的互動關系，通過新工業的出現和已有工業的產品創新逐步帶動工業體系的升級。

盧周來研究員的報告《關于國家創新體系的再認識》，從Nelson等人建立的“國家創新體系”概念出發，對當前大國競爭背景下的機遇與挑戰進行了探討。他指出，隨著全球創新網絡重構和技術民族主義的全面回潮，以“國家”為主體的創新體系正強勢回歸，也表明Nelson提出的“國家創新系統”愈發凸顯前瞻性。盧周來研究員首先回顧了國家創新體系理論誕生的背景，自1980年代開始，技術全球主義高歌猛進，資本、產業鏈、供應鏈乃至創新鏈都不斷由中心國家向外圍國家延伸，這股思潮一度使得國家創新體系的邊界逐漸模糊化，全球化、市場化的創新模式被視為普適最優。然而歷史上的日本、德國和美國等發達工業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帶有技術民族主義色彩的行動，以保護本國創新和技術主權。信息與智能化時代的創新競爭遵循“報酬遞增”規律，即如果一項產品或技術偶然或巧妙地領先，便可鎖定市場，且用戶數量越多，邊際報酬越高，形成“正反饋機制”或“贏者通吃”效應。盡管美國在多數高科技領域是先行者，但其對中國采取的脫鉤和打壓策略，反而破壞了這一規律。從長遠來看，這為中國創造了高科技領域獨立發展的機會，迫使中國發展出自己的核心技術體系。盧周來研究員還詳細闡釋了“國家”在國家創新體系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包括創造并維護激勵創新的環境；整合創新資源，推動競爭前合作；以計劃、規劃和戰略確定創新方向；支撐市場擴張實現規?；?；直接或資助進行“種子研究”；對初創公司、創新機構及成果轉化進行國家投資；作為基礎網絡構造者等。最后，他對國家創新體系研究的未來議題進行展望，包括國家創新體系與全球創新網絡之間的協調，創新安全與效率之間的平衡，如何進行制度方面的“暗創新”，如何探索形成新的創新治理框架，以及如何推動形成中國創新研究學術共同體等問題。

封凱棟教授的報告《Nelson視野中的創新市場機制》深入探討了Nelson關于市場機制作為創新發展“發動機”的觀點，為理解現代經濟體系的復雜性提供了重要視角。他首先批判了傳統上政府和市場“二分法”的簡單邏輯，并從Nelson的觀點引申指出，“即使在市場制度占主導的領域，也幾乎總是存在著重要的非市場性制度，而許多最重要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提供更多體現的是非市場性制度的核心作用，市場制度處于次要地位”。其中，“市場性制度”主要為創新競爭提供創新激勵，通過專利、商業秘密和領先者優勢帶來的熊彼特租金；而“非市場性制度”則構建了國家和社會層面的創新能力，包括競爭者技術在產業共同體內的社會性轉化、公私部門的科研合作、政府資助的科研活動以及人力資源培養等等，各類主體共同促進了知識的擴散和轉化，在后續創新競爭的發展構建起一個穩定成長的“通用知識庫”，避免創新由于“創造性破壞”效應而導致市場結構走向過度集中。正是在市場性制度與非市場性制度的協同支撐下，通過一個社會化的、半“自動化”的系統維持著創新激勵效應和能力積累效應，市場經濟體制才能作為可持續的創新“進步發動機”，構建起一套良好有效的國家創新體系。封凱棟教授強調，政策討論的核心應當跳出簡單的“市場失靈”或“政府失靈”，因為創新過程本質上就是不完美和不完全的，我們更應當關注的是政府及其他非市場性制度參與者在“有組織的市場”中如何防止“系統失靈”或“演進失靈”。最后，封凱棟教授基于對現實的關切，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從基礎科研領域來看，90年代之后的美國基礎科研在“去工業化”、金融市場影響和軍事科技退潮等因素的影響下，對產業創新的貢獻變得“模糊”，也因此受到沖擊。隨后，他將視角轉向中國，認為中國有必要進行一場更為深刻的“科學大討論”，對科研體制改革進行再審視，應從“國家能力建構”維度重塑科研組織體系，建立面向長周期積累、公共性保障與系統協同的國家創新機制。

眭紀剛研究員的報告《Nelson的創新發展思想與政策啟示》系統梳理了Nelson的學術經歷與創新發展思想，并探討了其對我國創新發展理論研究與政策制定帶來的重要啟示。他指出，從學術思想的發展脈絡來看，Nelson經歷了從新古典框架到演化框架的重大轉折。在早期研究中，Nelson雖然還未完全脫離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他發現新古典經濟學在解釋經濟變遷和創新動力方面存在諸多不足，最終選擇轉向構建一個更貼近歷史與現實的演化經濟學分析框架。眭紀剛研究員從企業、產業和國家三個層面對Nelson的創新發展思想進行了闡釋。其中，企業是創新發展的微觀載體，正是企業為了追求利潤而產生的創新競爭，構成創新發展的原動力；產業則是一個不斷演化的系統，新企業的進入和退出、主導設計的形成以及技術變革對現有企業能力的影響，共同塑造了產業結構變遷過程；國家層面的創新集中體現在“國家創新系統”概念中，即一個由多元創新主體及支撐其互動的制度構成的復雜網絡。眭紀剛研究員特別分析了Nelson思想中“技術與制度協同演化”這一驅動創新發展的動力機制，指出這是理解長期經濟變遷的鑰匙。最后，眭紀剛研究員總結了Nelson創新思想對中國創新發展理論研究與政策制定帶來的啟示。他指出，創新發展不僅僅是簡單的研發投入、專利產出、成果轉化等問題，而是技術與制度能否協同、良性互動并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問題。只有將技術創新置于更廣闊的制度和社會背景下，才能真正實現其潛在價值，并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當前我國尚未形成成熟的創新發展理論范式，要想更有效地支撐創新發展政策制定并指導創新發展實踐，亟需加強創新發展的理論研究。中國學者應當抓住中國發展實踐的良好機遇，主動探索、構建自主的創新發展理論版圖。

在隨后的點評交流環節，楊虎濤研究員和黃陽華教授等與會學者從理論延展到現實關照，進一步豐富了對Nelson學術貢獻的理解。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王芳研究員則分享了她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學期間師從Nelson的切身感受，Nelson以其溫暖的人文關懷和深厚的學術底蘊，深刻影響了她的訪學生活和研究工作。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孫喜副教授回憶了2010年Nelson訪華期間的幾次座談會，感慨于Nelson在鮐背之年仍然奮戰在學術一線的斗爭精神，認為這種極其豐富、極大跨度的學術生命是Nelson留給青年學者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楊虎濤研究員圍繞工業化發展模式、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的聯動關系展開點評。他指出，去工業化過程呈現“倒U型”曲線特征，其峰值速度與衰退速度需區分研判；中國通過供給側改革調控鋼鐵、石化等規模敏感型產業，有效延緩了工業衰退，而成本敏感型產業（如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因全球成本差異更易快速轉移。針對“技術突破未改善生活”的悖論，研究揭示其根源在于勞動生產率—就業—收入積累之間的非同步性、創新“成果”被中間環節或壟斷機制吸收、高新技術的結構性替代效應的“三要素平行增長”。在創新體系構建方面，美國制造業案例表明政府需強化基礎科研投入與跨部門協調（尤其技術前沿領域），中國新型舉國體制應聚焦科研生態建設而非簡單產業干預。演化經濟學模型（如Nelson-Winter框架）為產業轉型提供了關鍵啟示：轉型依賴現有能力積累，需通過“產品空間臨近度”推進相關多元化，避免盲目跨領域跳躍。最后，他警示學術生態的范式偏見可能抑制創新多樣性，呼吁建立更包容的研究評價體系。

黃陽華教授則圍繞中國工業化進程與創新體系建設展開了深入研討。他通過自身經歷和理論反思，指出當前中國在產業政策、制造業基礎能力、新興技術轉化以及創新體系建設等方面面臨的結構性挑戰。首先，他回顧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在工業政策上的路徑演變，指出在部分地區“去工業化”思潮泛起，一些地方甚至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這種轉向不僅削弱了中國制造業的長期競爭力，也使科研與實際應用之間的斷裂更加突出。通過對比英國和美國的工業退化路徑，強調我國必須防止“未完成工業化即轉向服務化”的戰略誤判，保持制造業在創新驅動發展中的基礎地位。其次，在理論層面，他強調，應突破新古典經濟學對“均衡”與“理性人”的過度依賴，重新關注創新經濟學中關于“規模經濟”“制度激勵”和“知識積累”的基本問題。他提到Nelson等經典理論視角，認為工業化的兩個核心在于規?；e累與效率提升，創新的實現離不開制度、組織與產業協同。他還指出當前科技創新實踐中的“創新鏈條斷裂”問題，即大量新技術仍停留在發明層面，尚未實現有效產業化，背后反映的是缺乏系統性制度配套與轉化機制。最后，他呼吁加強對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研究，打破學科壁壘，推動從“分析型研究”向“問題導向型研究”轉型，構建涵蓋科研、教育、產業和政策的系統化創新生態。

本次研討會以學術交流形式，表達了中國學者對Richard Nelson教授的深切緬懷。Nelson以其深邃的理論眼光和溫厚的人格魅力，啟迪了一代又一代學者，吾輩皆受惠于其不朽功業！他未竟的思想征途，如同一顆星辰，照耀著后來人探索未來理論研究與創新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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