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德科導讀：你即將閱讀的是綠城商地董事周錦虹先生的專欄——《場景進化論》，今天這篇討論的是一個很小眾的話題——「負面建筑遺產」。它是城市的記憶傷疤。在城市更新過程中，如何面對這樣的記憶傷疤？無論是對于城市決策部門還是對于建筑師，這都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如何處理殘存在建筑中的悲傷記憶

從杭州泗水新邨談負面建筑遺產的更新保護

文︱周錦虹

大約在2018年，因參與杭州湖濱思鑫坊前期研究的關系，上城區湖濱街道帶我去考察了一個位于將軍路的項目，這個毗鄰解放路百貨商店繁華鬧市、其貌不揚的三層平房建筑叫泗水新邨，曾經擁有過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傷歷史——侵華日軍杭州慰安婦所。

這是目前「杭州市內能確定的唯一保存的慰安所舊址」（方舒，2014），面對這樣一個項目，城市更新應如何展開？是將歷史的傷口血淋淋地揭開，將舊址辟為一座供市民游客參觀的歷史紀念館？還是抹去不堪往事另辟蹊徑，尋求打造一種更具意義的新場所？

在沒找到一個能凝聚更多共識的空間方案下，政府選擇先維持現狀，顯然，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但這一難題也始終困擾政府與業界至今。

▲泗水新邨現狀，杭州，將軍路

困擾不僅于泗水新邨，也在世界各地。

1960年，一個叫梶山弘子的16歲女孩去世，在日本引發了一場社會活動。她死于急性白血病，是15年前廣島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人們在她死前一年（1959年8月6日）的日記中發現，她寫過這樣一句話：「只有那令人痛苦的產業振興館才能永遠提醒世人原子彈爆炸的恐怖。」

1945年8月6日上午，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核彈在「廣島產業振興館」以東150米的地方爆炸，半徑2公里范圍之內的建筑幾乎瞬間全毀。但廣島產業振興館的框架外墻，及其圓頂部分奇跡般地并未完全毀壞，成為爆炸中心區少數在沖擊波肆虐之后沒有倒下的建筑物。梶山弘子家就在振興館的附近，她每天進出家門都能看到那個殘敗的圓頂。

▲核彈爆炸后的廣島產業振興館，圖片來源：華盛頓郵報

戰后，廣島開始在焦土上重建，廢墟上的殘留圓頂在城市中顯得格外顯眼，它被人稱為「原爆穹頂」（Genbaku Dome），似一個苦難符碼在城市中搖搖欲墜，又倔強屹立。由于擔心它會引起公眾噩夢般的記憶，是否保存這個殘存的建筑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公共話題。

爆炸發生后，一位英國中校建議保留十三處包括原爆穹頂屋在內的原爆遺址，遭到廣島市市長、廣島縣知事和廣島大學校長等一眾人士的強烈反對。在整個五六十年代，是拆除它向前看，還是保留它并永遠警醒后世，兩派意見一直處于針尖對麥芒的激烈爭執中。

1948年10月10日，《夕刊廣島》發文評論：「廣島市民必須摒棄那種炫耀自己苦難以引起同情的貧窮心態」。但1949年8月6日核爆四周年時，市長濱井信三推出《廣島和平紀念都市建設法》，使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的構想開始確立。

1955年，由丹下健三設計的廣島和平紀念公園開工。公園設計以原爆穹頂為北起點，將原爆死難者慰靈碑和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在南北方向上直線排列，突顯原爆穹頂的象征性。但到了1960年代，由于建筑物的風化加劇，崩塌的危險增加，部分對此持有根深蒂固意見的市民認為每次看到原爆穹頂都會回憶起原爆時的慘狀，主張拆除原爆穹頂的論調又起。

▲丹下健三：廣島和平紀念公園，1963年8月6日紀念原子彈襲擊18周年紀念儀式。廣場中軸北側正對原爆穹頂。圖片來源：美聯社

梶山弘子日記的出現改變了局勢，她那句關于振興館的話引起全社會的共情，和平運動者和「廣島折紙會」等很多社會組織跟進發起了保存原爆穹頂的運動，終于在1966年得到廣島市議會的永久保存決議。

1992年，日本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同年9月，廣島市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將原爆穹頂列入國家世界遺產候選名單。但日本政府顧慮重重，以世界遺產必須是文化財（指依據日本《文化財保護法》確立的文化遺產），而原爆穹頂歷史較短，無法指定為文化財為由，反對將其列入世界遺產。

這還只是面上的推脫理由，日本政府更深的政治顧慮是擔心此舉會刺激與美國、中國、韓國的外交關系。廣島人不管這些，為此在日本全國征集簽名支持，1994年，附有超過165萬份簽名的國會請愿案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全體會議上通過。

1995年3月，文部省修訂了基于文化財保護法的史跡、名勝和天然紀念物指定標準，并在同年6月將原爆穹頂館指定為國家史跡（日本文化財類別之一）。隨后，日本政府于同年9月申請將原爆穹頂列入世界遺產。

1996年12月5日，在墨西哥梅里達舉行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美國果然對原爆穹頂的申請表示強烈反對，并要求刪除調查報告中的「世界上首次使用的核武」一詞。我國認為該遺產可能被用來否認日本的戰爭罪行，因此在審議時投了棄權票。但議案最終獲得通過。

▲原爆穹頂現狀，1996年獲選世界文化遺產，來源：flickr

把不愉快的記憶忘掉，通常是心理學寬慰人們擺脫困境的靈藥。我們即使無法完全忘記那些悲傷記憶，也盡可能希望自己將它們拋之腦后或深埋心底。

荻野昌弘在《遺產》一書中說，我們對于負面記憶的態度，總是希望保持緘默，并希望能夠消除引發負面記憶的物體或遺跡。東德和西德統一時，人們首先拆除了柏林墻這一象征分裂的建筑物。

但也正是從柏林墻倒塌的20世紀90年代開始，人們對于負面歷史遺產的保護，開始逐漸重視，「保存時代」（Age of Preservation）的崛起，推動人們不斷地、忠實地去記錄與保存有形的負面證據。在日語中，這些因對外發動戰爭所導致的相關紀念碑或紀念物，以及其他具有負面意義的遺址（例如因為環境污染或工業事故而被廢棄的礦山），統稱為日本的負面遺產。

在歐美，滕布里奇JE Tunbridge、艾許沃什GJ Ashworth在1996年提出「不和諧遺產」（Dissonant Heritage）概念。這一概念最初用來討論與屠殺、暴行、死亡和疾病相關的遺產旅游，例如納粹集中營、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等等。這些遺產地點不僅具有歷史意義，還可能引發強烈的情感反應和復雜的記憶問題。

2009年，沙倫·麥克唐納Sharon MacDonald將此類建筑遺產稱為「困難遺產」（difficult heritage），指的就是「當今認為有其意義，卻又難以讓當代社會產生正面、自我肯定和認同的過往歷史遺留物」。

在臺灣，那些在威權時代（尤其指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大規模侵犯人權事件的遺留舊址也有一個專用名詞：「不義遺址。」

▲2024年2月，臺灣「不義遺址」揭牌儀式，圖片來源：中評社

我國官方目前對此類遺產尚無正式的定義，本文且先稱之為「負面記憶建筑遺產」或「負面歷史遺址」。由于負面建筑遺產涉及復雜的情感與觀念沖突，荻野昌弘曾提出四個保護難題。

一是沉默與保存的兩難。面對負面記憶，經歷者通常會在堅定地保存和完全忘卻之間搖擺不定并分成兩派：保持沉默的群體；試圖證明他們有過負面經歷的群體。無論是原爆穹頂、德國達豪集中營的遺產保護實踐中，都歷經了「沉默派」與「保存派」反復的理念碰撞與觀念對立。在這種長時間的觀念碰撞中，大量負面歷史建筑被拆毀，比如眾所周知的柏林墻，還有著名的1978年世界遺產波蘭華沙復建（在二戰廢墟中重建）。

二是展覽的表達技巧。遺產的保護傾向于對人們的經歷進行概括，然而「概括」容易喪失差異性與豐滿度。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中一輛燒焦的三輪車旁邊的解說是：

當炸彈落下時，三歲十一個月大的鐵谷申一在他位于東白島町的家門前騎著他的三輪車。他被炸彈灼傷，并在當天晚上死去。他的父親伸男無法將他的遺體火化，只好將他與他的三輪車一起埋葬。

相較于只展示一輛燒焦的三輪車，這樣的陳列方式給出了物品所有者的姓名，使得該三輪車不僅僅只是一個「在原子彈爆炸中留存下來的物品」，而是成為「某個個體突然經歷了某個特殊事件」的象征。

說回到杭州泗水新邨，由于涉及性的話題一直是中國文化中諱莫如深的領域，如何在公共空間將涉及身體交易的場景展覽表達控制在真實、合適與容易被人接受的程度？

三是「敘事」（Narrative）的構成和轉變。負面記憶在產生瞬間與保護歷程中經歷的觀念轉變會影響到事實的構成與變化，也很可能會涉及集體記憶的修改。在人們被要求就某個事件或經歷做出陳述時，由于觀點或年齡的差異，他們陳述的隱含內容可能會發生變化。他們的證詞并不總是公正的，而可能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受到特定意識形態的影響。

芭芭拉·亞當Barbara E. Adam說，「過去在現在的基礎上被不斷地重新創造成一個不同的過去」。某種可能的解讀會預先假定一系列被認為重要的事件，而那些被視為不重要的事件則會在出現新的解讀時變得重要。過去可以被重新引入，并且「像未來一樣被假設」。 因此，歷史無法捕捉到單一、客觀的過去。無論我們采取何種立場，我們都會根據我們目前的觀點重新構建過去。

在杭州泗水新邨的保護上，我們與合作設計團隊gad公司曾有過專門討論，在負面記憶難以表達的情況下，設計師張微曾提出一個觀念：「與其回頭看，不如往前看。」

泗水新邨在物質空間上，其建筑形制、材料工藝并無獨特的保護價值，重點是其空間承載的獨特的歷史記憶。我們保留這個遺產，重要的是在屈辱不堪的歷史中以史為鑒，將消極空間轉換為積極空間，比如更新后將遺址轉換為國際婦女友好中心（該慰安婦所2/3以上為朝鮮及日本女性），融合國際婦女交流、婦女扶貧與就業、職業技能與文化展覽等功能。歷史需要保存、記錄與表達，但讓空間發揮更加積極與美好的一面，也并非是對歷史的背叛。

還有一種更復雜的情況，正面記憶與負面記憶共存一體的歷史遺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圓明園遺址公園，它曾經是集中西文化大成之中國古典園林巔峰之作，但又于1860年被英法聯軍焚毀，1900年再遭八國聯軍劫掠，是中國近代史屈辱的實證。

但是重建還是保留廢墟的爭議，百多年來未曾停歇，「重建派」認為重建圓明園能「弘揚文化與歷史，彰顯民族自信」，有助于重鑄民族榮光，療愈歷史創傷，極具教育意義。「廢墟派」極力反對重建，認為由于資料與考證有限，即使重建也難以恢復其原有的歷史文化底蘊，且殘存的斷壁與歷史的見證、國恥的印記緊密相連，更能警醒后人、傳承歷史。

2000年《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提出了一個「恢復10%古建」的折中方案，但遲遲沒有得到執行。隨著負面記憶建筑遺產觀念的興起，越來越多民眾的觀點傾向于廢墟保護。

杭州也有類似但更棘手的例子。2022年，我們團隊有機會介入杭州南宋皇宮的遺產保護研究。陳寅恪說華夏文化造極于趙宋之世，南宋皇宮更是全體國人對中國古典建筑園林終極的美好想象。梁思成在《中國建筑史》評價，「高宗定都臨安，以園苑論，實得山川之助，繼艮岳之態，造成庭園建筑之佳例」。但翻閱歷史你會發現：

一切的美好在1276年（德祐二年）戛然而止。

元軍在這一年攻入臨安城后，大內遭劫，后又失火致大內宮殿損毀大半。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江淮總攝、元僧楊璉真迦奏請在南宋皇城廢墟之上修建藏傳佛教五寺一塔，分別在毀塌的垂拱殿上建報國寺、芙蓉殿上建興元寺、和寧門上建般若寺、延和殿上鎮仙林寺，福寧殿上鎮尊勝寺，一塔為鎮南塔（饅頭山，一說尊勝寺塔）——「以去南宋之精神。」

在歷史時而血腥時而黯然的千年變幻中，同一片空間場域在不同的時間呈現完全不同的樣貌，先是皇宮，后是寺廟，再是廢墟，最后漸漸湮沒于地底，成為如今饅頭山的萬家燈火。假定重現皇宮是一個選項，基于歷史真實性的考證復原依據何在？元朝「去南宋精神」的歷史如何表達？五寺一塔屬于負面記憶還是歷史現實？

▲杭州南宋皇城推測效果圖　圖片來源：浙江省古建筑設計研究院

考古學家鄭嘉勵先生指，南宋皇城的全面考古挖掘可能會是一個長達百年的持續過程，其中僅三大殿的挖掘預估就需要10年左右。無論南宋皇城遺址以何面貌呈現，都須建立在考古挖掘所掌握的較為完整信息和歷史檔案的基礎之上。

2024年，杭州啟動湖濱片區新一輪城市更新，與解百面對面的泗水新邨正處其中。這處獨特的負面記憶歷史建筑是繼續維持現狀，還是會走向何種全新的場景，拭目以待。

主要參考文獻：

1.《遺產—多學科視角與方法》，荻野昌弘著，韋雪霽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版。

2.《歷史建筑的重生》，光井涉著，張慧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3.修復圓明園的爭論與困境，長安亂彈，2025年6月百度百家號

4.圓明園重建爭議：文化傳承與經濟利益的平衡湘崽雷達，2025年5月百度百家號

5.基于世界文化遺產標準的杭州南宋皇城遺址公園保護研究，周錦虹 荊璐 蘭翃 周銘

6.維基百科：廣島原爆穹頂、達豪集中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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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何玲 影像總監-費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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