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號稱孝義“黑三郎”，但在法律上他卻和父親斷絕了父子關系。

斷絕父子關系的操作有壞處，當然也有好處。

當宋江殺害閻婆惜后躲在家中，但因為他們已經斷絕了父子關系，所以宋太公對宋江的藏匿包庇不適用“親親相隱”原則。

“親親相隱”是指一定范圍內的親屬間相互隱瞞犯罪事實，不應受法律制裁。

這一原則出自《論語》：“孔子曰：‘黨吾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儒家自來不主張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的辦法，而提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做法。親屬之間有互相隱瞞罪行的義務，封建法律禁止親屬互相告訐，違犯即構成干犯名義罪，懲罰輕重按親等。

如唐律規定告祖父母、父母者斬，期親徒二年，大功徒一年半，小功、緦麻徒一年。

揭發親屬罪行被認為是有違人倫的行為，不被傳統禮教所容，尤其嚴格制裁子孫告發長輩罪行的行為，因此歷代法律都規定子女不可狀告父母。

宋太公作為宋江的父親，屬于至親，至親間的容隱本身是合乎情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法律庇護的。但是同時至親犯罪,親屬也要負連帶責任。

在古代，家庭具有較強的凝聚力，國家統治未能在各個方面完全延伸到家庭內的每一個成員。

古代的法律視家庭為一個獨立的責任主體，并授予家長以一定程度的監管權，包括對子孫的教令權、懲戒權等。

與家長權相聯系，家長向國家承擔著比其他家庭成員更多的法律義務。家庭內部成員犯罪，法律不考慮具體的行為人是誰，而只是將家庭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罰。

如武松醉酒打昏當地機密，逃走他鄉一年有余，官府就常召武松哥哥武大到衙門聽候審理，李逵殺人官府也是叫李逵的哥哥李達披枷帶鎖代他受罰。

所以宋江殺人后，知縣便派人去宋家村捉拿宋江，宋太公則道：“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

可是宋江和宋太公在法律上已經脫離了父子關系，因此在法律上宋太公對宋江的犯罪行為不必承擔責任。

在法律上斷絕父子關系一方面保護了宋太公不受累于宋江，但同時也剝奪了他作為親屬替兒子容隱的權利。所以在法律層面上，宋太公包庇宋江應該受到懲處，因為宋江的藏匿不能適用“親親相隱”原則。

中國現代刑法對于親屬間相互包庇與普通包庇罪并未進行區別，并且還提倡“大義滅親”，這就常常出現倫理和法律之間的碰撞，如明星滿文軍揭發妻子涉毒一案，雖然滿文軍的做法在法律上是提倡的，但卻遭到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因此近些年法律專家主張部分恢復“親親相隱”制度的呼聲漸高，但是仍未得到立法部門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