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抗戰時期群賢畢至的重慶，既是抗日戰爭的大后方，也是國共兩黨爭取人心的前沿陣地，在這個陣地上，周恩來領導八路軍辦事處（簡稱“八辦”）取得了完勝。可以說，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奠定了新中國的政治基礎。

01

中統給共產黨當“義務保鏢”

“七七事變”后，第二次國共合作展開，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國統區設立辦事處，便于兩黨兩軍之間的溝通。

1938年，武漢告急，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周恩來、葉劍英醞釀在重慶建立八路軍辦事處，之前，中共在重慶只有一個設在機房街的通訊處。1939年1月，八路軍辦事處在通訊處原址成立，中共南方局也秘密設在辦事處內，進行一切活動皆以八辦為名義，八辦的工作直接受南方局指導。甚至可以說，八辦和中共南方局只是對外和對內的兩種叫法，基本是一套人馬。二者都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

1939年5月的重慶大轟炸中，地處鬧市的機房街被炸毀。在此之前，周恩來未雨綢繆派人在城郊尋覓辦公地點，看中了紅巖嘴的大有農場，辦事處和南方局全體工作人員連夜搬了過去。紅巖嘴因地質成分主要為侏羅紀紅色頁巖而得名，簡稱“紅巖”。

大有農場的農場主饒國模是聞名四川的女實業家，她三個子女都加入了共產黨。她的哥哥饒國梁是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很受國民黨元老敬重，因此，大有農場背景夠硬，軍警特務也要禮讓三分。饒國模的小兒子、中共黨員劉圣化向母親提出，八路軍想在大有農場租地辦公，饒國模一口答應。

在國統區，共產黨不能公然建辦公樓，饒國模拿出自己的積蓄，以自建住房名義，按照中共提供的草圖開工。建成后在形式上租賃給八路軍辦事處，其實堅決不肯收房租。

紅巖距離市區十多里，戰時山城交通極為不便，來往費時費力。八辦另有一處辦公地，在城里的曾家巖50號，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名義租賃，人稱周公館，用于接待民主人士和外國記者。周恩來白天在曾家巖開會應酬，做地上工作；晚上回紅巖安排地下工作。

周公館屹立于懸崖之上，背面大陽臺可俯瞰嘉陵江，正面是特務為監視中共專門開設的茶館，右側是戴笠公館，左側是警察局派出所。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周公館魚龍混雜，特務難以識別來客到底是去找誰的，盯梢容易跟丟。

從紅巖到曾家巖，沿途十余里常年蹲守七八十個特務，城內主干道也遍布“崗哨”。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特務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抓捕中共工作人員和有名望的文化人，只能沒完沒了地跟著。時間長了，互相都認得，每天心照不宣，形影不離。中統特務自己都說，我們是給共產黨義務保鏢的。

02

話劇舞臺上的國共對決

紅巖村遠居山地，周公館背水環敵，八路軍辦事處看上去是國統區的紅色孤島，其實，朋友遍天下。周恩來多次跟工作人員說，統一戰線工作就是交朋友，盡量多交朋友。

周恩來在文藝界交友可謂來者不拒，這一方面是因為周恩來重視文藝工作，文藝能夠最廣泛地聯系群眾，誰領導文藝，誰就抓住了人心；另一方面，文藝是周恩來的個人愛好，尤其是話劇。

皖南事變后，中共領導的文化活動幾乎停滯，八路軍辦事處決定以戲劇作為突破口。1941年10月，陽翰笙牽頭，組織中華劇藝社。周恩來從辦事處經費中秘密撥了3000元作為啟動資金。這些錢辦劇社遠遠不夠，演出時演員不夠，就到中央電影攝影場及中國電影制片廠借電影明星。中國電影制片廠的著名導演史東山、鄭君里、石凌鶴，演員舒繡文、石羽、周峰等，大多數是上海淪陷后轉入大后方的進步文藝工作者，表面上隸屬于國民黨領導的單位，在實際工作中接受中共的政治領導。

國民黨中宣部設立了“劇本審查委員會”，演出之前劇本必須送審，想以此控制中共的戲劇運動，這種手段起不到太大作用。中華劇藝社的《天國春秋》送審后，被要求刪掉“大敵當前不該自相殘殺”這句臺詞。劇社表面照作了，但準演證一到手，該怎么演還是怎么演。

1942年，西南聯大教授陳銓的劇本《野玫瑰》傳到重慶。這是個戲劇沖突很強烈的故事：女主角夏艷華是國民政府女特工，代號“野玫瑰”，周旋于淪陷區偽主席與偽警察廳長之間，利用他們的迷戀引發二人內訌，完成鋤奸任務。美女、諜戰、三角戀，集合了觀眾喜聞樂見的元素，在云南上演時場面火爆。劇本拿到重慶本地演，再次取得了轟動效果，演出16場，一票難求。《野玫瑰》搶占了重慶話劇舞臺的半壁江山，扭轉了“共軍”一統天下的局面。

幾乎與此同時，郭沫若推出他的戲劇巔峰之作《屈原》。楚國政治腐敗黑暗，楚王殘害忠良，大臣出賣祖國，借古諷今，政治目的明確。劇本創作一氣呵成。周恩來將白楊、張瑞芳等主要演員請到八路軍辦事處說：“你們要下苦功，好好排練，要知道，這就是斗爭！”《屈原》在重慶首次公演17天也是場場客滿，票房超越《野玫瑰》。

《野玫瑰》與《屈原》打起了擂臺戲，恰在此時，國民黨中央審查委員會宣布，劇本從審查到演出都需要經過審批，還增加了上演時隨場檢查的程序。國民黨一方面收緊文化政策，一方面給《野玫瑰》頒獎，鼓勵各地巡演，一手打壓異己，一手樹立標桿。這種文化專制行為激怒了文藝界，左翼文化戰線幾乎全體加入戰斗，重慶戲劇界文化界200余人聯名上書要求撤銷為《野玫瑰》頒發的獎項。這場舞臺大對決以《野玫瑰》全面敗退而告終。

03

皖南事變引發連鎖反應

皖南事變爆發后是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最艱難危急的一段時光。國共關系有全面破裂危險，周恩來緊急疏散了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1/3的干部，僅留下少數人員繼續工作。

1941年1月17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番號。《新華日報》欲發表有關皖南事變的報道被新聞檢查所扣壓，周恩來指示，開天窗的部分以他的題詞和挽詩替代，即著名的“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報社工作人員將報紙藏在籮筐里，掖在衣服和腰包里，偷運進城。1月18日清晨，5000多份《新華日報》突然出現在重慶大街小巷，周恩來親自上街賣報。軍警愈是沒收撕毀報紙，追打報童，愈是激起人們閱讀欲望。1月19日，傳單《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撒遍全城，連何應欽的辦公桌上也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傳單，國民黨要員大罵特務機關和宣傳檢查機關無能。

皖南事變使中間黨派人人自危，連共產黨軍隊都可能被突然圍剿，手無寸鐵的小黨感到需要抱團取暖。1941年3月，在周恩來建議和組織下，張瀾、沈鈞儒、章伯鈞、黃炎培、許德珩、梁漱溟等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推張瀾為主席。

中共給予了民盟精神和物質上的多重支持。民盟在香港辦報，中共南方局以“南洋富商”名義交給梁漱溟5000元經費。

民盟的成立是一個標志性事件，自此，中共與中間黨派聯合起來，站在了國民黨的對立面。以民盟作為中介，重慶八辦與西南的地方實力派結成更為牢固的統一戰線。

當時，西南的地方實力派其實也倍感壓力，為避免被國民黨吞并，急需政治同盟。1942年2月，在劉文輝老部下、民盟中央委員張志和的安排下，“西康王”劉文輝到重慶與周恩來進行深夜秘談，會談后，中共在西康省府雅安設立了秘密電臺。同一時段，中共在四川潘文華、鄧錫侯，云南龍云等處也設立了電臺，與延安保持直接聯系。

據《國家人文歷史》李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