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組織坦白

1955年3月下旬，毛主席在七屆四中全會后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號召所有同高、饒反黨聯盟中有過某種聯系或有所牽連的干部，以及本人歷史上有什么問題需要交代的，都應該主動向黨中央報告！潘漢年受到很大震動。

1955年4月，全國代表會議間隙，潘漢年先找陳毅談了解相關情況，當時陳毅是華東組的組長，他隨即寫了一個私見汪精衛未匯報的材料，委托陳毅交給黨中央、毛主席。

陳毅 潘漢年

陳毅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當天晚上便到中南海直接將材料給了毛主席。

楊尚昆在其撰寫的《黨的文獻》中，寫到：“毛主席看到材料后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并做出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

而在潘漢年被捕后，王明迅速叛逃蘇聯，終身未歸，二者是否有聯系，眾說紛紜。

1963年1月9日，潘漢年被最高人民法院以“內奸”、“特務”、“反革命”等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二、回國后的秘密任務。

1935年遵義會議后，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和政治上逐漸擺脫被動局面，但仍面臨著嚴峻的形勢。由于長征期間，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失去聯絡，急需派人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說明國內情況，恢復中斷的通訊聯絡。

而潘漢年在情報戰線和文化戰線都有著卓越的表現，對國內外形勢有著深刻洞察，成為了承擔此重任的不二人選。

潘漢年

1935年9月下旬，潘漢年歷經千難萬險抵達莫斯科，他此行除了匯報遵義會議決議以外，還要到共產國際的有關部門學習新編密碼辦法，以便回國后轉交給黨中央通訊機要部門，恢復雙方的通訊聯絡。他憑借著超強的記憶力，將密碼全部默記下來。

1936年初，著名記者胡愈之也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路程，此行他的任務是擔任張學良的特使與共產國際建立聯系，匯報張學良聯共抗日的情況。

胡愈之（中間）

而在胡愈之尚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時，王明（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給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寫了一封密信，信的內容是：胡掌握并希望傳達張學良共同抗日的愿望，因此請您通過聯共（布）中央的有關機構取得讓他來訪的許可，從胡那里可以了解更多國內的情況，特別是與近日抗日事態的發展和抗日統一戰線的有關情況?！庇纱丝梢姡敃r對于胡愈之到莫斯科是相當重視的。

胡愈之后來在《我的回憶》中寫到：“到達莫斯科后，唯一來車站接我的就是潘漢年同志。我在那里沒有熟人”潘漢年就此也介入西安事變中。

胡愈之在完成任務后，王明要求潘漢年陪同其一起回國。而后，兩人踏上了回國的路程，先乘坐國際列車抵達法國巴黎，后乘車到達馬賽，在馬賽乘船抵達香港。

在潘漢年回國前，王明找到他并給他安排了兩項任務。一是，回國后單獨完成與國民黨南京政府直接聯絡談判的任務。二是，回國后設法找到陜北的中共中央，將新編密碼安全轉交，以便恢復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自長征開始后就已中斷的通訊聯系。

這兩項任務的輕重緩急一目了然，在當時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絡已經很久，恢復聯系迫在眉睫，雙方急需立即建立電臺聯絡互通有無，這關乎中共中央決策方針的制訂和下一步斗爭的方向，而前項任務只是雙方在莫斯科的繼續，需耗時日從長計議。

因此，按照常理，潘漢年回國后應該火速前往延安，將密碼交給中共中央以免夜長夢多。

然而，在潘漢年在回國后一直在香港和上海間輾轉多日，并未立即趕赴延安。在《潘漢年傳》一書中寫到：潘漢年在香港停留期間拜訪和會見了多位香港各方面人士，積極宣傳中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與實踐的步驟，同時等待南京方面的回信和上海當時的情況反饋。

而耗費數日的抗日宣傳，并不在此次回國的任務當中，更何況當時宋慶齡已經與陜北建立了秘密聯絡，據時任宋慶齡秘書的李云回憶：“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馮雪峰見了宋慶齡，首先感謝她的幫助，使得黨中央很快與上海黨組織恢復了聯系。”

而潘漢年沒有立即趕赴陜北尋找中共中央，也沒有去找宋慶齡尋得幫助北上延安。

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潘漢年還有一項秘密任務，此任務只能由其單獨、且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這就迫使其不得不展開各種抗日宣傳來掩飾其在上海和香港間停留的真實目的，這項任務竟然比將密碼交給延安更為重要。

1936年8月9日，潘漢年抵達延安，完成了密碼傳達的任務。而張魁堂在《黨的文獻》一文中，講述潘漢年在8月初先是到達西安停留幾日，張學良與潘漢年幾乎每晚都要見面，無話不談，就連前線的軍事情報張都會給潘看。

后來有一種說法，潘漢年在港滬停留期間，是為了完成張學良的秘密代表莫德惠密赴莫斯科，而這項任務很可能只有他和王明知道，因為在7月1日，潘漢年曾給王明發過一份秘密電報，這份電報沒有使用與共產國際的直通電臺，而是用密碼信單獨向王明匯報，這件事中央很可能并不知情，因為沒有任何材料表明潘漢年將這件事向中央匯報過，張學良更沒有向中共中央透露過他的代表已經秘密到達莫斯科。

莫德惠秘密赴蘇對中共中央造成嚴重威脅，潘漢年又始終保持沉默。中共中央對蘇聯新政策的真實態度以及與張學良頻繁互動的重要情報，就開始源源不斷地流向莫斯科，其后果之嚴重顯而易見。

三、抗戰期間與汪精衛秘密會見。

潘漢年在1955年向中央坦白的事發生在1943年在南京見了汪精衛，其實見汪精衛只是個意外。他去見汪偽實際上是受華中局書記饒漱石的命令。

饒漱石

1943年4月，日本計劃對新四軍根據地進行“大掃蕩”，饒漱石讓潘漢年立即去上海搞情報，目的是搞清楚這次日軍的“掃蕩”的計劃，以便我們有所應對。于是，潘漢年經過鎮江抵達上海，胡均鶴接待潘漢年，并帶潘來到了南京，見到了李士群。

李士群

李士群說汪精衛想見他，這可不是小事。汪精衛那時候是漢奸頭子，跟他見面風險太高，但潘漢年琢磨了一下，覺得要是能從汪精衛那兒套出日偽的核心情報，值這個險。

汪精衛

其實，汪精衛和潘漢年的談話沒什么實際內容，汪精衛不可能拉潘漢年入伙，因為潘漢年沒什么決策權，也不可能談什么具體合作，其內容僅僅是汪精衛讓潘漢年帶個話，別跟老蔣合作了，其后李士群又給潘漢年引薦了自己的軍事顧問日軍華中派遣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

此次會談的核心，只要新四軍不在津浦路南段搞破壞，日軍就愿意和新四軍有一個緩沖地帶。

而時隔12年，潘漢年都沒有跟中央匯報這件事。

四、潘漢年與胡均鶴

在1963年對潘漢年審判中，有一項罪名是“內奸”罪，指出潘漢年通過國民黨的秘密潛伏電臺為臺灣提供情報，這事兒與胡均鶴有關。

胡均鶴

1950年2月6日，敗退臺灣的蔣介石下令對大陸進行轟炸，地點選擇上海。這次轟炸造成上海眾多公共設施被炸毀，大量人員傷亡，史稱“二六轟炸”。而當時新中國剛剛建立，這次轟炸給新生的上海造成了巨大沖擊，有人提出，國民黨飛機之所以能夠精確的實施轟炸，是有人向臺灣傳遞情報，而矛頭直指胡均鶴。

胡均鶴，1907年生于浙江鎮海的一個富裕家庭，年僅16歲便獨自一人赴上海求學。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18歲的胡均鶴便加入到街頭抗議游行的隊伍中，因表現活躍被吸納為共青團員，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其后的大革命浪潮中，胡均鶴展現出過人的組織能力，他被派往江蘇南通開展農民運動，短短三個月便從開始十幾個人的農會發展到上萬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冒著生命危險穿梭于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擔任共青團中央委員，負責地下交通工作。

1931年，因叛徒出賣，胡均鶴被捕入獄。在獄中，胡均鶴在嚴刑拷打中始終未暴露組織秘密，兩年后經組織營救獲釋。這段充滿熱血與犧牲的經歷，本應讓他成為革命史上的正面人物，但他卻在歷史的岔路口中走向了歧途。

1934年，胡均鶴被派往福建蘇區工作，而那時正逢紅軍長征，福建蘇區陷入混亂之中。在一次反國民黨圍剿突圍中，胡均鶴與組織失去聯系，他輾轉回到上海，因長期生活困頓，竟在1935年接受國民黨中統招安，成為了一名特務。

1938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此人又反蔣投汪，隨汪精衛投靠日本，擔任日本特工總部南京區區長，他的手上沾滿了抗日志士的鮮血。

汪偽時期的胡均鶴，并非單純的漢奸特務。他游走在日偽、國民黨中統和中共三方勢力之間，試圖為自己日后留一條退路。1939年，他通過秘密渠道與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系，提供一些不痛不癢的情報，試探我方的反應。直到1940年，潘漢年通過一次關鍵的救助，才真正撬動他與中共的合作。

1945年抗戰勝利后，胡均鶴迅速轉身，以“潛伏英雄”的名義回歸國民黨中統，搖身一變成為其上海地區的負責人！而在這一時期，他向中共提供的情報變得更加重要。1946年，他透露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部署，1947年提前通報國民黨將查封《文匯報》，1948年提供特務潛伏名單......這些情報多次幫助中共地下黨化險為夷。

在國民黨撤退臺灣前夕，他將國民黨在吳淞口的布防圖和特務潛伏的電臺位置交給潘漢年，為解放軍順利接管上海提供了重要幫助。

上海解放后，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在向上級匯報后，力主留用胡均鶴。在潘漢年的安排下，胡均鶴擔任上海市公安局情報顧問，主要負責分辨特務照片、分析敵特網絡結構。

但胡均鶴的身份特殊，有著極其復雜的歷史過往，這項任命始終存在爭議。1950年初，上海發生多起特務破壞，有人質疑胡均鶴是否暗中配合，要求將其逮捕審查。潘漢年頂住壓力，提出“用其所長、控其所短”的原則，繼續讓其參與情報工作，但加強對其監督。

1955年，潘漢年因歷史問題被審查，胡均鶴作為與其有秘密聯系的人物，隨機被逮捕。

對于胡均鶴指控有三點：一是早年叛變革命，投靠國民黨和日偽；二是建國后利用職務之便，掩護潛伏特務；三是向臺灣傳遞情報，導致上海被炸。

在這些指控中，叛變革命和投靠日偽是確鑿的歷史事實。但關于“掩護特務”和“傳遞情報”的指控，卻缺乏實質證據。從現存檔案來看，胡均鶴確實沒有主動為敵特提供情報行為，1950年上海轟炸的情報來源，最終被證實為另一個潛伏特務小組所為，與胡均鶴無關。

五、陳云推動潘漢年案平反

1978年12月，中央紀委恢復重建，陳云擔任第一書記，開始著手糾正冤假錯案，潘漢年案件成為重中之重。陳云曾與潘漢年在中央特科共事多年，對其情況十分了解，認為潘漢年的“罪名”并不成立。

潘漢年主要有三條“罪名”，分別是1936國共談判中向國民黨低頭、抗戰期間與汪精衛會面成為漢奸、上海解放后向臺灣提供情報。陳云針對這三條“罪名”進行了分析，指出；潘漢年與國民民黨接觸是受共產國際指令；若其為漢奸，必定會出賣上海和香港的組織，但這些直到解放都未受損；

至于說上海“二六”轟炸是他利用國民黨的秘密潛伏電臺提供的情報，陳云同志說，那是連起碼的常識都不顧了，國民黨在上海統治那么多年，連楊樹浦發電廠在哪兒都不清楚？還用你給他指目標啊！

1980年11月，廖承志在討論歷史問題決議的一次會議上提出：我與劉曉商量過，我們認為潘漢年問題可以說是個冤案。我正式嚴肅地建議，中央對潘漢年一案重新審查！如果說潘漢年是漢奸，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完全可以將上海、香港的組織出賣干凈。但是，直到全國解放，我所了解到香港的電臺、組織，一概毫無損失。上海方面，我問過劉曉同志，也同樣一無損失或遭到破壞。“如果他是“漢奸”，你見過不出賣部下的內奸？”

1981年3月，中紀委對潘漢年案進行全面復查，認為潘漢年“內奸”的結論不能成立。1982年8月，《關于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指出：把潘漢年定為“內奸”，并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應予徹底糾正。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撤銷1963年的原判，宣告潘漢年無罪。

潘漢年冤不冤？從功勞上看，冤。從紀律上看，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