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俄羅斯RT》7月24日報道，烏克蘭多地爆發大規模抗議，數千人走上街頭，高喊“恥辱”，以抗議總統澤連斯基試圖修改法律，削弱國家反腐機構的獨立性。

此事的起因是，烏克蘭議會在澤連斯基的推動下，以戰時應急為由火速通過法案，將國家反腐局（NABU）和特別反腐檢察官辦公室（SAPO）劃歸總檢察長管理，而該職位長期由澤連斯基親信出任。

這等于讓本應獨立調查腐敗的機構，變成總統辦公室的下屬單位。

也就是說，西方監視澤連斯基的機構，被澤連斯基管理了，堪稱倒反天罡。

隨后，西方多國紛紛發聲，甚至威脅不準烏克蘭加入歐盟，馮德萊恩還專門打了個電話，要求澤連斯基解釋清楚。

這場改革的導火索，是澤連斯基試圖擺脫西方監管的深層意圖。自2014年“顏色革命”以來，烏克蘭的反腐體系便由西方資金、NGO網絡和外派顧問深度介入，形成了一套“嵌入式監督”機制。

例如，NABU的調查程序需經國際專家審核，SAPO的重大案件需向歐盟駐烏代表團報備。這種“體外循環”的監督體系雖名義上打擊腐敗，實則成為西方干預烏克蘭內政的制度性抓手。

改革引發的連鎖反應迅速發酵。法案通過當晚，數千名抗議者聚集基輔獨立廣場，高舉“恥辱”標語，要求恢復反腐機構獨立性。利沃夫、敖德薩等城市也出現聲援示威，這是自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烏克蘭首次大規模反政府抗議。

抗議者的訴求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反貪腐”，而是要求維護外國支持的監督體系——這種訴求本質上是特定利益集團對總統集權的反擊。

西方的反應堪稱激烈。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緊急致電澤連斯基，要求“作出解釋”；德國外長明確警告“限制反腐機構將阻礙烏克蘭入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更發信警示，改革將損害烏克蘭國際聲譽，影響重建投資。

這種“外交總動員”背后，是西方對烏克蘭戰略價值的重新評估：若失去對反腐機構的控制，西方將難以通過“民主條件”捆綁烏克蘭的戰后重建進程。

這場抗議運動呈現出典型的“顏色革命”特征，與2004年“橙色革命”和2013年“親歐盟示威”如出一轍。從動員策略看，抗議者統一佩戴藍黃絲帶（歐盟旗幟顏色），通過Telegram群組精準調度示威路線，社交媒體上#SaveOurNABU話題迅速登上熱搜，這些操作手法與當年“橙色革命”中使用的“非暴力抗爭手冊”高度相似。

外部勢力的介入痕跡清晰可辨。歐盟通過“歐洲民主基金”向烏克蘭公民社會組織注入資金，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則為抗議者提供應急通訊設備。

前總統波羅申科的殘余勢力深度參與其中——其控制的“歐洲團結黨”成員在議會投票時集體棄權，為法案通過制造程序瑕疵，隨后又在街頭煽動民眾情緒。這種“議會-街頭”的雙軌操作，正是2014年推翻亞努科維奇政權的經典套路。

與歷史案例相比，此次干預更具針對性。2014年“顏色革命”的目標是政權更替，而本次運動旨在重構制度安排。通過恢復西方主導的反腐體系，外部勢力試圖在烏克蘭建立“永久監督機制”，確保戰后重建資金流向符合西方利益。這種“制度殖民”策略，比單純更換領導人更具隱蔽性和持久性。

值得關注的是，俄羅斯的反應耐人尋味。俄內務部早在5月就將澤連斯基和波羅申科列入通緝名單，指控其“在頓巴斯地區犯有反人類罪”。

這種法律層面的“精準打擊”，既是對烏克蘭政局動蕩的回應，也為未來可能的政治博弈埋下伏筆。

這場政治風暴暴露了烏克蘭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澤連斯基試圖通過“戰時集權”鞏固統治，但其權力基礎正面臨多重侵蝕：戰場失利導致支持率從2022年的78%跌至2025年的57%，議會內“人民公仆黨”席位縮水至38%，地方寡頭借反腐改革之名挑戰中央權威。

另一方面，西方的“民主條件”與烏克蘭國家利益日益沖突——歐盟要求烏方在入盟談判中開放能源市場，美國則以軍援為籌碼索要50%稀土礦開采權。

經濟困境加劇了政治脆弱性。俄烏沖突已造成烏克蘭7749億美元直接損失，國債從戰前227億美元飆升至2300億美元，36%人口需人道主義援助。

澤連斯基的反腐改革本意是整合資源應對危機，卻因觸動西方利益引發反噬。更嚴峻的是，西方承諾的“馬歇爾計劃”至今未見蹤影，烏克蘭正淪為大國博弈的“經濟殖民地”。

未來局勢的演變存在多重變量。若澤連斯基堅持改革，可能引發西方進一步制裁，甚至失去軍援支持；若妥協退讓，則將喪失戰時集權的合法性，為波羅申科等反對派重返政壇鋪路。俄羅斯則可能利用這一契機，通過“法律戰”和輿論戰分化烏克蘭社會，為推動停火談判創造條件。

這場政治風暴本質上是烏克蘭主權危機的集中爆發。在大國角力的夾縫中，烏克蘭能否在“自主治理”與“外部依賴”間找到平衡，將決定其能否避免重蹈“顏色革命”的覆轍。

在全球化時代，單純依附外部勢力的“民主轉型”，往往淪為大國棋局中的犧牲品。

參考資料：烏克蘭多地抗議

三年多來首次，烏克蘭為何爆發大規模反政府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