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泰始年間，華歆的孫子華廙深受晉武帝器重，逐漸升任“都督河北諸軍事”。恰逢此時，華廙之父華表病逝——前途一片光明的華廙不得不致仕，回家為父親治喪。

守孝期間，華廙的連襟、鬲縣縣令袁毅被查出受賄。中書監荀勖曾向華廙求親不得，便趁機惡意檢舉，導致華廙牽連獲罪。晉武帝曾下令華廙治喪完畢后即刻復職，但華廙一直推辭不就，由此也忤逆了皇帝旨意。數罪并罰后，華廙被免官奪爵，淪為一介平民。

生活落寞的華廙一度靠養豬度日，并種植苜蓿為飼料。唐朝詩人溫庭筠寫過一首詩，感嘆這位英才落魄時的凄涼：

劉公春盡蕪菁色，華廙愁深苜蓿花。
月榭知君還悵望，碧霄煙闊雁行斜。

▲苜蓿。圖源：攝圖網授權

某日，晉武帝登上陵云臺，望見一片阡陌規整的苜蓿園。得知是華廙所種，晉武帝頗為驚訝，曾經的朝廷重臣竟淪落到如此地步，便有了起用華廙之意。

太康初年，晉武帝大赦天下，華廙重新踏上了仕途。

華廙或許永遠也不會知道，正是那片為了養豬而種植的苜蓿園，才讓他時來運轉。

1

苜蓿是豆科草本植物，屬于外來物種。原產于伊朗西北部、外高加索山區以及小亞細亞一帶，漢代時引入中國。而這一植物的東傳，與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有關。

公元前201年，韓王信變節投靠匈奴，漢高祖劉邦率軍親征。冒頓單于誘敵深入，將其圍困于白登山。幸得謀士陳平獻計，賄賂匈奴閼氏吹枕邊風。劉邦在獻資匈奴，并答應與之和親后，方從30余萬匈奴騎兵的包圍中脫困。

劉邦去世后，呂后又遭匈奴調戲。冒頓致信呂后：“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無。”然而，懾于匈奴騎兵戰力，呂后只能選擇隱忍：“年老氣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

漢初的開局之恥，只能留待后人去洗刷。而漢廷深知，對抗匈奴，關鍵在于騎兵和馬匹。

蓄養馬匹是文景之治的一項重要內容。漢文帝聽從御史大夫晁錯的建議，實行“馬復令”。即每家養一匹馬，官府免除三個人的徭役，鼓勵民間參與。漢景帝繼位后，沿襲父輩的蓄馬強軍政策，在漢朝北部地區開設了36所牧師苑，“始造苑馬以廣用”。

經過文景兩代的積累，漢朝“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但一些問題也隨之暴露。漢朝馬匹大多是廄養，除草料外，又需輔以豆、粟等精糧飼料。據統計，高峰時期，漢朝每年要為養馬支付至少6億錢的成本。由于消耗巨大，人馬爭食的矛盾十分突出。史載，后元二年（前142），因糧食歉收，漢景帝一度下令禁止以粟飼馬，凡有違令者，馬匹一律沒收充公。此外，中原馬較之匈奴馬，耐力與耐寒性都明顯不足，使漢軍騎兵戰力大打折扣。

文景二帝去世后，養馬與反擊匈奴的未解難題，遺留給了漢武帝。

建元二年（前139），漢武帝派遣張騫為首的外交團隊出使西域，以求“斷匈奴右臂”。張騫歷經十多年的磨難與奔波，雖未能完成最初的使命，卻意外地給漢武帝帶回了一則令人興趣盎然的見聞——“（大）宛別邑七十余城，多善馬”，而且“馬嗜苜蓿”。

▲張騫出使西域歸來。圖源：影視劇照

為得良馬，漢武帝不惜遣使遠赴大宛重金求購。怎料，大宛不但拒售，還唆使郁成王半路殺人越貨。漢武帝大怒，自太初元年（前104）起，派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兩度遠征。大宛陷入內亂，國王毋寡被殺，親漢的蟬封被擁立為新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此后，蟬封每年向漢朝進獻天馬（大宛馬）兩匹。

當時，漢使深信，苜蓿正是大宛馬出類拔萃的關鍵。于是在“得其馬”的同時，“漢使采蒲陶（葡萄）、目宿（苜蓿）種歸”。作為與西域良馬相配套的牧草，苜蓿自此開始了東傳之旅。

漢武帝時期，苜蓿既做飼料，也作觀賞用。隨著張騫鑿空西域，往來長安的外國使節越來越多，西域輸入的烏孫馬和大宛馬日益增多，漢武帝索性命人在各處離宮、別館與皇家園囿大面積種植苜蓿，營造出苜蓿遍野的景象。他的繼任者們又將苜蓿引種至樂游苑。每當風起時，樂游苑的苜蓿“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懷風，又名光風”。

關于苜蓿的實際引種者，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不言所攜來漢使之名”。在“每有功，必歸圣人”的傳統思維主導下，率先鑿空西域的張騫就成了苜蓿的最早引種者。也有人將這一“功績”記到遠征大宛的李廣利名下。

近代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作出了一個較為中肯的總結：“我們不能假定所有這些植物和種籽都是張騫自己隨身帶回來的，因為他游歷的時候需要非常小心，而且被匈奴囚禁了一年……但是張騫建立了關系，使得其后幾年里（漢使）能把栽培的植物傳到中國來。”

最早的引種者已不可考證，但苜蓿由其帶入中原后，恰似往平靜的水面擲入石子，隨即激起了陣陣漣漪，并觸發一系列的風云變化。

2

自從引種苜蓿后，中原政權從中獲益良多。

苜蓿適應性極強。因其根系發達，既耐旱，又抗寒，很快就融入了中國北方的地理環境。與其他西域傳來的植物一樣，苜蓿“植之秦中，后漸生東土”。

牧場與草料的多寡，直接決定了帝國養馬業的上限。在這一點上，漢朝可謂是積極有為。苜蓿從長安擴散后，逐漸播種于陜甘地區，為漢朝的官營馬場提供了充足的飼料供應。

西河郡鴻門縣（今屬陜西榆林）的天封苑，是西漢初期設置的牧師苑之一，相傳于漢景帝前元二年（前155）開辟。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榆林南郊發現一處漢墓，墓中出土的農作物種子，就包含了苜蓿籽。經過年代測定，大致推定為漢和帝在位期間（88—106）的產物。可以想見，整個漢代，榆林地區苜蓿遍野，漢帝國的馬匹正矗立于馬廄，津津有味地咀嚼牧草。

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苜蓿籽，則訴說著漢代敦煌苜蓿花開的盛況。作為西漢往來西域必經之路上的一處驛站，懸泉置既要承擔馬匹供應，又要為過往客商的坐騎提供飼料，苜蓿傳播至此，恰當其時。

▲1990年，懸泉置遺址發掘現場。圖源：網絡

在出土的懸泉漢簡中，殘缺不全地記錄了這樣一段文字：“習置又置前種目宿卌畝置北去置廿五里今年。”大意是說，這一年，懸泉置北部25里處種植了40畝苜蓿。

這些漢簡還記錄了兩宗苜蓿交易。漢成帝陽朔三年（前22）十一月某天，一個叫做“定”的廄嗇夫要為馬匹置辦草料，就近從效谷縣常利里一個叫做“馬君”的人手里購買了25石苜蓿。也許是所購草料不足額，五天之后，“定”又向敦煌縣新成里人“山譚”購買了85石苜蓿與茭。為此，“定”所攜帶8500錢的購置費，轉眼間就進了這個苜蓿販子的腰包。

兩宗苜蓿交易的背后，是敦煌郡充足的苜蓿供應。后來，唐朝人顏師古在給《漢書·西域傳》作注時說：“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苜蓿）者，皆漢時所種也。”

苜蓿為多年生植物。《齊民要術》曾言：“此物長生，種者一勞永逸。”意思是說，苜蓿壽命很長，僅一次播種便可多次收割，極其高產。更可貴的是，苜蓿的營養價值并不輸其他牧草。現代研究發現，其蛋白質、維生素和氨基酸含量相當豐富。尤其是蛋白質含量，比肩甚至超越了大豆。直到今日，民間還有一個比方：馬吃一口苜蓿，不亞于吃半塊豆餅。

只有優質高產的牧草，才能養出更為膘肥體壯的牲畜。據《漢書》記載，漢朝人同樣以苜蓿養牛。時間一長，人們驚奇地發現，凡是以苜蓿為飼料的牛，體能都有了顯著提升。原本需要兩牛才能拉動的車輛，如今只需一頭即可，就連牛肉質感也大為改觀，史載其“細嫩、具紋，烙餅牛羹，膏脂潤香”。

苜蓿與良馬的完美組合，使得漢軍騎兵逐漸實現了質的飛躍。這一變化，也推動亞洲的攻守易勢，漢朝統治者開始有信心放眼域外的世界。

馬邑之謀后，漢匈戰爭已不可避免。為洗刷漢初的開局之恥，自元光六年（前129）起，漢武帝舉全國之力，對匈奴發起全面反擊。在這場國力較量中，衛青與霍去病等名將率領的漢軍所向披靡，相繼取得河南、漠南與漠北之戰的勝利，將帝國的界碑插到河西與大漠之中。

在苜蓿與良馬的后勤支持下，漢軍追擊匈奴所展現的遠程打擊能力，也令西域各國心驚膽戰并逐漸臣服。漢宣帝地節二年（前68），鄭吉受命屯田車師（今吐魯番西北），八年后（前60），西域都護府建立，西域自此納入中國版圖。

▲西漢時期的西域都護府。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時間進入東漢后，苜蓿與良馬徹底重塑了漢軍騎兵戰力。恰逢匈奴分裂，漢明帝決定對北匈奴發起全面反擊。永平十六年（73），大將竇固與耿忠率軍長途奔襲天山，成功擊敗北匈奴呼衍王。此后，漢軍不斷遠征，與匈奴人決戰于阿爾泰山。永元三年（91），北匈奴單于大敗，遠遁西遷。

漢匈百年戰爭，最終以漢朝的勝利宣告結束。這一戰果，后世常有人追憶，唐代人王維在《送劉司直赴安西》一詩中有云：

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
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
苜蓿隨天馬，蒲萄逐漢臣。
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

馬，決定了帝國版圖的上限；而苜蓿，則決定了馬的上限。

3

王夫之說過：“漢唐之所以能張者，皆唯畜牧之盛也。”在沒有機械動力的年代，畜力是維系帝國運轉的重要動力源。

跟漢朝一樣，唐朝對馬政建設也十分上心，且成果斐然。自唐太宗貞觀年間至唐高宗麟德年間，唐朝在四十多年時間里，共蓄養70.6萬匹馬。“天可汗”與盛唐氣象的背后，離不開這些畜力的支持。

而馬政則與苜蓿種植相輔相成。開元年間，唐玄宗李隆基設置馬政“八坊”，又配置了1230頃官田，招募百姓專植牧草，為“八坊”的馬匹提供苜蓿等飼料。

高句麗人王毛仲是李隆基的家奴。李隆基登基后，王毛仲受封霍國公，兼任監牧使。唐朝馬政深受侵占草場、盜竊飼料等以公謀私行為的困擾，王毛仲到任后，不避權貴，“兩營萬騎功臣、閑廄官吏皆懼其威”，不法行為得到遏止。在其管理下，“苑中營田草萊常收，率皆豐溢”，再無歉收與虧空。

▲王毛仲。圖源：影視劇照

在隴右，王毛仲積極發展苜蓿種植。在他的督促下，隴右地區共開辟出1900多頃的官營料場，大量種植茼麥和苜蓿。隴右馬場有了足夠的越冬青儲，馬匹數量從最初的24萬匹飆升至43萬匹。開元十三年（725），名相張說為紀念這一成果，特意撰寫了《隴右監牧頌德碑》一文。

同年（725）十一月，唐玄宗泰山封禪，王毛仲從馬場中挑選出駿馬數萬匹跟隨。按顏色不同，王毛仲將其分列為多個方陣。萬馬奔騰的壯闊景象，狠狠地給領導造了一波勢。

可惜的是，安史之亂爆發后，吐蕃趁虛而入，占領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王毛仲的苜蓿飼馬成果不復存在。此后，唐朝被迫另擇他處，開辟新的馬場與料場。

早在懸泉漢簡的記載中，苜蓿就已經是一種稅草。到了唐代，苜蓿成為主流飼料，朝廷也向民間和地方征收此物，“以給諸閑”。朝廷規定，殿中所和太仆所蓄養的馬匹，飼料由長安與洛陽方圓五百里的地區供應。隨著苜蓿產區的不斷擴大，稅草征收做了相應的調整：

“諸屯每年所收雜子，雜用以外，皆即隨便貯納。去京近者，送納司農。三百里外者，納隨近州縣。若行水路之處，亦納司農。”

根據唐史專家杜文玉的考證，唐朝所征收的“雜子”指的是“各種子類糧食作物”，苜蓿子也包括在內。

苜蓿產區的擴張，還緣于唐朝的驛傳制度。為溝通管理遼闊的疆域，統御四方，朝廷對交通郵驛建設不遺余力。《大唐六典》記載，唐朝規定每隔三十里就需要設置驛站，全國驛站數量最多時達1639所。而驛站蓄養的驛馬和傳馬，則是帝國人員、物資和信息傳遞的主要動力與工具。

為了供養這些牲畜，需要就近配屬草場料田。開元年間，因任務強度的不同，驛馬可獲地40畝，而傳馬可獲地20畝。如果有需要應急承直的馬匹，每匹還可增加4畝。《天圣令·廄牧令》記載，這些唐代官田被限定專植苜蓿，地方縣官需時時監督，不可棄耕撂荒，田中出產的苜蓿，“非給傳馬，不得浪用”。苜蓿花借此開遍了大江南北。

與唐朝驛站相關的事件，最有名者莫過于“荔枝配送”。唐玄宗時期，楊貴妃酷愛吃荔枝。為討得美人歡心，唐玄宗不恤人力、物力，要求荔枝產地不遠千里配送京師。奈何荔枝“三日而味變”，唐朝的騎手們只能在沿途驛站不停換馬，趕在荔枝變味前送抵長安。

▲唐朝“騎手”快馬運送荔枝。圖源：影視劇照

唐朝人鮑防曾作詩《雜感》，提到了這一鮮果速運事件：

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
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
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
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先過林邑山。
甘泉御果垂仙閣，日暮無人香自落。
遠物皆重近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

好一句“天馬常銜苜蓿花”！可以想見，當年荔枝千里奔長安的背后，既離不開騎手和驛馬的星夜兼程，也離不開苜蓿這一優質牧草的無聲助力。

4

苜蓿與良馬構建的漢唐氣象，至兩宋時卻未能再復刻。

宋朝建立后，一度致力于恢復華北與西北的疆土。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趙光義率軍親征北漢，一舉擊敗來援的遼軍，迫降北漢皇帝劉繼元。這時，殿前都虞侯崔翰主張趁熱打鐵：“此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宋太宗深以為然，不顧宋軍疲憊，貿然進軍燕云十六州。同年，幽州大戰爆發，宋遼兩軍戰于高梁河。

最終，遼將耶律斜軫與耶律休哥率領的遼軍逆轉局勢，大敗宋軍。混亂中，宋太宗腿部中箭，無法騎馬，只能改乘驢車從小路狼狽逃走。雍熙三年（986），不服輸的宋太宗再度攻遼。結果，宋軍再敗。經此數戰，宋太宗蔫了，再不提北伐之事。

▲燕云十六州示意圖。圖源：錦繡人文地理

而在西北，黨項人也與宋朝漸行漸遠。至道二年（996），李繼遷起兵圍攻靈州（今寧夏靈武），到了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其孫李元昊正式宣布脫宋自立。

李氏裂土，大宋群情激憤，朝臣紛紛主戰。宋夏之間由此多次爆發戰爭。然而，宋軍始終未能平叛與制服黨項人，西夏脫宋已然成為定局。

種種努力失敗后，宋朝失去了華北與西北的軍馬基地。更糟糕的是，原產于中亞的苜蓿喜干旱、怕潮濕、忌水淹，中原與南方受制于農耕需要與自然條件，也不適宜大規模養馬與種植苜蓿。因為存在感不強，宋代不再設置類似東漢苜蓿苑、隋唐苜蓿丞等專職機構。

失去了優質馬場，北宋養馬業日漸凋敝，軍事日頹，直至靖康之禍。

至南宋時，情況更為糟糕。南宋偏安一隅，“故凡戰馬，悉仰秦、川、廣三邊焉”。宋軍要想獲得足夠的軍馬，既要花費重金，又時常被人卡脖子。在蒙古騎兵的攻勢下，逐漸走向敗亡。

兩宋的歷史短板，恰好是元代的優勢所在。《元史·兵志》有言：“元起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蓋其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仆之馬，殆不可以數計，亦一代之盛哉。”

在苜蓿東傳的一千多年里，其價值早已得到歷史的驗證。蒙元政權靠駿馬奪得天下，對養馬極為重視，自然不會錯過這一優質牧草。

中統四年（1263），元朝人劉郁跟隨轉運使常德出使伊利汗國，將一路見聞寫成了《西使記》。在行至瑪勒城與諾爾桑城（今新疆西部與阿富汗一帶）時，只見當地“草皆苜蓿，藩籬以柏”，可見苜蓿是當地牧民的首選牧草。

至元七年（1270），元世祖忽必烈頒布農桑之制十四條，督促農事生產，“仍仰隨社布種苜蓿”，為馬匹提供飼料。至元二十四年（1287），設置上林署。除了給皇家供應花卉、水果和煤炭之外，上林署還開辟苜蓿園，由三名提領“掌種苜蓿，以飼馬駝膳羊”。

政策推動的背后，亦有技術的支持。在教民種植苜蓿時，元朝司農司在《齊民要術》等古籍的基礎上，于至元十年（1273）編成了農書《農桑輯要》。書中指出，苜蓿每年七月便可播種，方法與開挖菜畦種植韭菜一樣，及時澆水即可。而《大元通制條格》中又特別強調頭茬苜蓿要留種，“初年不須割刈，次年收到種子，轉轉俵散，務要廣種”。

▲忽必烈畫像。圖源：網絡

在政府的推廣下，元朝的都邑負郭遍植苜蓿。而在大都，圍繞著苜蓿地，還發生過一則廉政事件。

忽必烈在位期間，尚書左丞馬紹是著名的廉吏。當時，大都周邊分散著大片苜蓿地，朝廷要分發給百姓，但朝中權貴紛紛搶先據為己有。有人打算讓出一份討好馬紹，被馬紹拒絕了：“我并無足夠才能，卻身居政府要職，常常擔心無法盡到責任，又怎么敢謀求非分的福分，招致罪過呢？

于是，權貴們轉向了位高權重的尚書右丞相桑哥。后來，桑哥被政敵彈劾垮臺，后悔不已：“如果當初我早聽馬左丞的話，一定不會有今天的禍事。”

忽必烈按照行賄賬本，開始清查涉案人員。從頭到尾未看到馬紹的名字，忽必烈很高興：“馬左丞忠誠廉潔，令人尊重，馬上讓他官復原職。”

5

時間進入明清后，苜蓿仍是帝國畜牧業的最優選。

與元大都一樣，明代北京城周邊同樣廣種苜蓿。史載，為保障御馬飼料供應，明王朝在北京九門外預留了一百多頃的土地，專門用于苜蓿種植。可隨著管理的松懈，這些苜蓿地逐漸被人覬覦惦記，挪作私用。

成化二十三年（1487）七月，東廠太監羅祥向明憲宗秘密報告了一則情況：“正陽等九門外舊有苜蓿地一百余頃，遞年種租以飼御馬，今皆為御馬太監李良、都督李玉等占種。”

明憲宗隨即命司禮監、戶部、郎中、給事中與御史等多個部門主官聯合調查。經查，御馬太監李良、任秀、都督李玉、錦衣衛指揮劉紀、彭麟等人均牽涉其中。他們放任及伙同他人圈占苜蓿地，用以建造廟宇和墳墓。明憲宗當即下旨處理：李玉、彭麟等被停俸三月，任秀與劉紀則被捉拿問罪。唯獨李良得到了皇帝的原諒，未受到任何實質性的處罰。

▲明憲宗、成化皇帝朱見深。圖源：網絡

明憲宗終究是個心軟之人，沒有繼續深究。不多時，所有涉案人員均得到了豁免。苜蓿地上的無主墳和寺廟也未被強拆，剩余的土地則交由御馬監，“督令官軍仍種苜蓿飼馬”。

到了明世宗時期，九門苜蓿地剩余一百一十頃。嘉靖皇帝仍照例“分撥東、西、南、北四門，每門把總一員，官軍一百名，給領御馬監銀一十七兩，賃牛傭耕，按月采辦，苜蓿以供芻牧”。很快，戶部右侍郎王軏就發現了一些問題。

嘉靖七年（1528）七月，王軏調查發現，九門苜蓿地“地多遺利，軍多曠役”，土地產能與勞動力嚴重過剩。他向嘉靖皇帝建議，每門僅保留土地十頃，兵丁三十人，即可滿足苜蓿的生產需要。其余土地則租予佃農耕種，按照土質貧瘠程度收取租金，多余兵丁則悉數退回軍隊服役。這一提案得到戶部其他官員的贊同，嘉靖也答應實行。

6

從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可知，明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寒冷期，氣候異常，糧食作物時常面臨著減產絕收。這時，苜蓿與番薯、玉米、土豆一齊登上救荒的歷史舞臺。

▲南北朝至晚清氣溫變化圖。圖源：網絡

元初，忽必烈積極推廣苜蓿的另一個目的，就是“以防饑年”。到了明清時期，苜蓿救荒的案例并不罕見。

明末清初，天災再現。據《惠民縣志》記載，這一年，糧食歉收，饑荒襲來。當地大戶馮應晉到自家地里查看收成，只見到兩百多畝苜蓿長勢良好。于是，他向家人提出了一個滿是善意的想法：“當此急荒，胡不令人采食？”

家人初聽，覺得有些荒唐，怎么能拿牲畜飼料給人吃？馮應晉有些生氣：“吾忍以畜故，饑我鄉里邪？”隨即，他召集饑民，任其自由取食。不多時，兩百多畝苜蓿被全部吃光，馮應晉又讓人開倉賑濟，幫助饑民度過難關。

在連年的饑荒中，馮家救活了五十多戶災民。后來，馮氏子孫連續登科及第，人們都說，這是當年馮應晉賑災義舉的福報。

實際上，早在南北朝時期，《齊民要術》就指出了苜蓿的吃法：“春初既中生啖，為羹甚香。”此后數百年，苜蓿除了喂養牲口，另一潛在用處就是作為中國人的食物補充。明代鮑山在《野菜博錄》記錄了一種吃法：采摘苜蓿的嫩葉，清洗干凈后，進行油炸，用鹽調味即可食之。

面對頻頻發生的災情，人們不僅利用苜蓿活命，也利用苜蓿助力農業增產。

苜蓿常被用于治理鹽堿地。乾隆年間，浙江人盛百二赴山東任職。為官期間，偶然得到孫宅揆攥寫的《教稼書》，但又覺得篇幅內容有些欠缺。于是他遍訪民間，學習農業知識，花費六年時間，終于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寫成了《增訂教稼書》。在書中，他自言“苜蓿法”是從一名滄州老農處學來。

據盛百二所言，每逢鹽堿地，可先全部種上苜蓿，每年收割地表植株，四年之后，再鏟除其根須。這時再“改種五谷蔬果，無不發矣”。盛百二認為，這是“苜蓿能暖地”的結果。

作為豆科植物，苜蓿本身就具有較強的固氮能力，明清時期，人們常常將其充當綠肥。據《鹿邑縣志》記載，光緒年間，河南鹿邑的農民遇到貧瘠的土地，往往會先種上三年苜蓿，等到“積葉壞爛肥地，墾種谷必倍”。

▲苜蓿。圖源：攝圖網授權

苜蓿之于人畜，歷史功益甚多。兩千多年前，“漢使”之舉可以說是利在千秋。

在中國人引入域外物種一事上，美國東方學家勞費爾曾給予極高的評價：

“中國人的經濟政策有遠大眼光，采納許多有用的外國植物以為己用，并把它們并入自己完整的農業體系中去，這是值得欽佩的。中國人是熟思、通達事理、心胸開豁的民族，向來樂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在植物經濟方面，他們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權威。中國有另一獨特之處：宇宙間一切有用的植物，在那里都有栽培。”

無論是張騫鑿空西域，亦或是全球地理大發現，中國人都以一種包容的心態，去積極面對和利用域外傳入的農作物。

時光流轉，苜蓿的紫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它曾托起漢唐鐵騎的雷霆萬鈞，也曾見證宋明疆域的無奈收縮；它滋養過御苑的良駒，也救活了饑民的性命；它改良過鹽堿的瘠土，更沉淀為農耕智慧的一部分。

它卑微地匍匐于大地，卻照見了歷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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