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的頭版同時聚焦特朗普政府的一項重大決策:撤銷 2019 年對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有害認定,并大幅削減氣候監測預算。
這一被科學界斥為 “政治凌駕于科學” 的舉動,標志著全球氣候治理進入關鍵轉折點。
美國政策轉向的連鎖反應
特朗普政府以 “重振制造業” 為名,重啟 “drill baby drill” 口號,將傳統化石能源利益置于氣候責任之上。
其核心手段包括:第一,通過最高法院干預科學認定,將二氧化碳從 “有害污染物” 名單剔除,為化石燃料擴張掃清法律障礙;
第二,大幅削減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預算,關閉夏威夷莫納羅亞天文臺等關鍵監測站點,導致全球碳數據鏈面臨斷裂風險。
這種 “數據斷供” 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尤為嚴重 ——非洲國家因財政匱乏無力自建監測網絡,太平洋島國在核污水危機中更難獲得氣候預警支持。
科學界對此發出強烈警告。美國國家科學院報告指出,撤銷溫室氣體認定將使全球升溫預測模型誤差擴大 30%,而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 數據中斷可能導致臺風路徑預測準確率下降 40%。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美國曾主導的全球氣候數據共享體系正在瓦解。2024 年,依賴美國數據的非洲氣候研究論文數量銳減 65%,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的話語權進一步削弱。
這種 “數據霸權” 的崩塌,使全球氣候治理陷入 “盲人摸象” 的困境。
中國治理經驗
在這場全球博弈中,中國的治理實踐提供了獨特范式。
丁仲禮院士在 2010 年的著名訪談中早已指出:“碳排放權本質是發展權”。中國通過 “全國統籌 + 地方試點” 模式,將減排目標分解到省、市、企業,形成 “責任閉環”。
截至 2025 年,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占比達 52%,新能源汽車銷量占全球 65%,單位 GDP 能耗較 2012 年下降 26%。
這些成就背后,是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理念的系統性落地 —— 從塞罕壩林場的生態修復到長三角綠色電力交易市場的建立,中國用行動證明: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可以并行不悖。
丁仲禮院士在 2025 年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上進一步強調:“中國的治理優勢在于政策連續性” 相較于美國的 “四年政策周期”,中國的 “五年規劃” 體系確保了減排目標的長期執行。
這種制度韌性在應對跨國環境問題時尤為關鍵 ——2025 年春季,中國與蒙古國合作實施的 “綠色長城” 項目,通過種植 300 萬公頃防風林,將沙塵暴南下頻率降低 50%,惠及兩國 2 億人口。
全球治理重構
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后,全球氣候治理出現權力真空。
歐盟雖推出碳邊境調節機制,但其 “綠色保護主義” 傾向引發發展中國家不滿。
在此背景下,中國通過南南合作機制填補空白:截至 2025 年,中國已向 42 個國家提供 1770 億元氣候資金,支持非洲 “光帶計劃” 為 5 萬戶家庭提供太陽能照明,在東南亞建立 12 個可再生能源技術轉移中心。
這些項目不僅提升了發展中國家的適應能力,更推動了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的實踐。
然而,挑戰依然嚴峻。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數據顯示,發展中國家每年氣候適應資金缺口高達 3660 億美元,而發達國家承諾的 1000 億美元年援助尚未到位。
與此同時,西方媒體的議題設置權仍主導輿論—— 當中國沙漠治理成果被國際衛星監測證實時,某些機構卻炒作 “中國光伏產能過剩”,試圖將綠色技術政治化。
對此,中國通過 “螞蟻森林” 等數字化平臺,將公眾參與轉化為國際傳播軟實力,2025 年該項目吸引全球 3 億用戶參與,在 海外抖音等平臺形成 “綠色生活” 話題熱潮。
氣候變化沒有國界,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
美國的政策倒退雖短期沖擊全球治理,但中國的實踐證明:通過技術創新、制度韌性與南南合作,人類仍有機會扭轉危局。
正如丁仲禮院士所言:“我們不能等待別國行動,必須先做好自己的事?!?/p>
當夏威夷的二氧化碳監測站因預算削減而停止運轉時,中國青海的瓦里關全球大氣本底站仍在持續記錄數據;
當西方媒體炒作 “氣候威脅論” 時,中國工程師正在非洲建設的太陽能電站已點亮千萬盞明燈。
這些行動共同指向一個真理:只有摒棄政治私利,構建包容性的全球治理體系,人類才能守護共同的藍色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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