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前進（章靜繪）

汪前進，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榮休二級教授。現兼任國家博物館輿圖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學術委員。在中國地圖學史、中外科技交流史、中國海洋科技史等領域耕耘有年。尤其是在地圖史研究方面，他先后師從地圖史家曹婉如先生和數學史家杜石然先生，對于中國古代地圖的測量與繪制有精深的研究，發表了不少具有創見的論文，為推進中國地圖學史的研究作出了顯著的貢獻。今年是鄭和下西洋六百二十周年，值此之際，《上海書評》圍繞《鄭和航海圖》對汪前進教授進行了專訪。

在這次專訪中，汪前進教授向讀者科普了《鄭和航海圖》的基本情況以及鄭和時代的航海技術；對于該圖所涉及的域外地理、海洋狀況、遠航技術以及地圖繪制方面留給后世的重要疑點問題，也向讀者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在他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中，“鄭和航海圖一百問”欄目所記下的問題已逾百個。他坦言這些問題是隨想隨記，有些問題經過深入思考發現本身不能成立；有些已做了初步研究，且向學界進行了報告；還有一些問題有待收集文獻進行認真琢磨與探討。總之，六個世紀之后，鄭和遠航于學者而言仍是一座知識與學術的富礦。

《武備志》中“鄭和航海圖”首頁

今年是鄭和下西洋六百二十周年，我們從《鄭和航海圖》談起吧。說《鄭和航海圖》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航海圖，所謂“現存最早”容易理解，何謂“最完整”，如何理解這個表述？

汪前進：先說這幅圖的名字。這幅圖原本有一個完整的名字——《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它收在明代茅元儀編的《武備志》中。學者發現這幅圖后就開展研究，看看這到底是幅什么地圖。歐洲學者戴文達（Duyvendak）疑即是“鄭和航海路線”，伯希和（Paul Pelliot）認為與“鄭和同時”，日本學者藤田豐八則直稱為“鄭和航海圖”，其所依據即是《武備志》卷二百四十圖前的敘言：“……明起于東，故文皇（永樂）帝航海之使不知幾十萬里，天實啟之，不可強也。當是時，臣為內豎鄭和，亦不辱命焉……。”向達先生對其進行了整理、研究，也以“鄭和航海圖”為名將其出版，此是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的《鄭和航海圖》，于是我們習慣稱之為“鄭和航海圖”。雖然稱之為“鄭和航海圖”比較簡單明了，但這有悖于中國歷史上的規矩，因為史書中很少發現有以一個官員的名字來命名表現國家活動的地圖的。

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中的《鄭和航海圖》，向達整理。

為什么說它是“完整”的呢？

第一，從區域范圍來看，這幅圖展現了從造船的地方（“寶船廠”）到出水的海關（“龍江關”），再到“外國諸番”；也就是說從最開始的地方畫起，途中經過的各國，一直到達非洲。以中國歷史上的航海范圍來說，基本也就這么大，別的航海圖都沒呈現這么大的范圍，從海域范圍上說這幅圖可謂是“完整”的。

《鄭和航海圖》中清晰的航線與針路（出海與返航）

第二，從導航的形式來講，它也很“完整”。首先，它有“地文導航”。什么叫地文導航？就是利用地貌作為標志物進行導航。它把陸地上和海上的地物都表現出來了，這種表現，一方面是可以看出船隊所走過的地方；另一方面從航海的角度來講，這些地物實際上就是重要標志，看到了什么，就知道到達了哪里。其次，它有“物理導航”（或直接稱“羅盤導航”）。圖上雖然沒有畫羅盤線（西方稱之為“玫瑰線”），可標注了針路（指南針所指引的路線）。圖中的虛線是船隊走的水路即航路，虛線旁的所寫的文字就是“針路”。這種“針路”包含幾個內容：一是起始點地名與到達點地名，即從哪里到哪里，二是走什么方位。針路不用“東、南、西、北”表示方位，而是用中國的八卦、天干、地支一起來表示方位，共二十四個方位（八個卦中的四個、十個天干中的八個、十二地支的全部：即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有了這套方位的記載，就說明用的是“羅盤導航”。其三，針路中還記載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的距離是多少“更”，這個“更”就是距離。過去用的不是今天的“海里”概念，而是“用時間表示空間”。將一天分為十更，針路記載的“更”就是一更（時間）所航行的路程。這就好比，你問人家從這里到哪里有多遠，人家告訴你用“一袋煙的工夫就到了”，就是這個意思。當然，你也有疑問，逆水順水、逆風順風又或者海上航行情形多變，航行速度肯定不是勻速的那怎么辦？那不管，取一個平均數就行了。所以，這是一個概數，不是完全準確的。“一更”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域，其數值是不一樣的，有四十五海里、五十海里與六十海里之別。

航海羅盤與方位表現

第三，從畫法上看，《鄭和航海圖》是非常完整的。這幅圖是中國傳統繪畫技法，畫面從右至左呈“一字形”展開。那么，從地理方位上看，我們知道鄭和船隊從南京出發，是順江東下，過了崇明島出長江口便要往南行，可是這幅圖上并沒有畫一個彎；南行至馬六甲便要向西行，也沒有畫拐了一個大彎啊。那么，它的方位不就存在問題了嗎？其實，這幅圖與中國古代的長卷山水畫《清明上河圖》和《千里江山圖》的畫法是一樣的，用的是中國傳統“散點透視法”，有別于西方繪畫使用的“焦點透視法”。

第四，就是圖上的中外地名。從中國一路到外國，途經的地方都標注了地名，而且外國地名是根據當地語言音譯的，有的是中國歷代所譯，有的是當代所譯。所以，這幅圖中所有地名都是可考的。這些外國地名，在后來也基本上是沿用的，我們在文獻中都能查到。

總之，這幅地圖，既有廣闊的地域范圍、詳細的針路，還有清晰的航線、數量眾多的地名；不僅標識了導航方式，還可找到繪圖的透視方法，所以說，《鄭和航海圖》是一幅完整的、典型的、中國古典式的“航海圖”。

既然這幅圖是現存最早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差不多也是唯一的“航海圖”，那么說“《鄭和航海圖》是在繼承前人航海經驗的基礎上，以鄭和船隊遠航實踐為依據，經過整理加工而繪成的”，“整理加工”具體體現在哪里？

汪前進：多年前有部電視劇就叫《鄭和下西洋》，在開頭片花中展開了一幅畫卷，在這幅畫卷下墊底的畫面用的就是《鄭和航海圖》。但實際上，在鄭和下西洋的時候還沒有形成這幅地圖。

學者研究認為，這幅圖是鄭和第六次航海之后所繪制的，它體現的是鄭和航隊六次出海航行的信息【第一次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元1405年7月11日）、第二次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第三次永樂七年九月（公元1409年10月）、第四次永樂十年（公元1412年）十一月、第五次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十日（公元1416年12月28日）、第六次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公元1421年3月3日）、第七次宣德五年六月九日（公元1430年6月29日）】。怎么確認這一點的呢？因為跟隨鄭和航隊中有人留下了文獻（可惜航海醫生陳良紹《遐觀集》、匡愚《華夷勝覽》等隨船人員著作已失傳），比如馬歡的《瀛涯勝覽》【第一次就跟隨鄭和下西洋，即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后又于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和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共三次下西洋；為鄭和下西洋的第四、六、七次。】、費信的《星槎勝覽》【于永樂七年（1409年）、十年（公元1412年）、十三年（公元1415年）、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四次隨鄭和等下西洋】和鞏珍的《西洋番國志》【記錄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經過】，這些人是在不同時間跟隨鄭和出海航行的，所以這些文字記錄了他們參與的那一次的航海路線、地名、見聞等等。那么，兩相對照，我們就可以看出《鄭和航海圖》是綜合了前六次的信息，全部匯在一起。也有學者進一步研究，將七次航海路線信息分別開來，形成了《新編鄭和航海圖集》（海軍海洋測繪研究所等，1988年11月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這樣每一次的路線行程看得更清晰些。另一方面，它所疊加的信息還有出海和回航的路線。我們可以看到圖上針路的書寫方向有不同。所以，鄭和船隊第一次下西洋肯定有另外一幅圖，不是現存的這幅圖。因為既然是第一次，那圖上的針路肯定是在船隊完成航海后知道了怎么走而記錄下來的。

從左至右依次為：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

《新編鄭和航海圖集》中鄭和七次下西洋所達之地和航線圖

至于說，在鄭和航海之前，他們能看到什么樣的資料，是不是有近海一點的航海經驗或者海圖，我想這是有可能的。宋代有一部書叫《諸番志》，這是當時來華的外國人到了海關，就要備案，講自己從哪里來之類的，這些信息就留在了《諸番志》中【作者趙汝適（1170年4月12日—1231年8月11日），南宋宗室，宋太宗趙炅八世孫，宋寧宗嘉定（1208—1224）末至宋理宗寶慶（1225--1227）初，初任泉州市舶司提舉時于“暇日閱諸蕃圖”并“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理之聯屬，山擇之蓄產，譯以華言。”】。到了元代，汪大淵寫了一部書叫《島夷志略》【元代民間航海家汪大淵于至正九年（1349年）撰寫。該書基于作者1330年、1337年兩次隨商船航海的親歷見聞，系統記錄了亞、非、澳三洲二百二十余個地區的山川、物產及社會風俗，涵蓋澎湖、爪哇、東非等地。】，就是他乘別人的船去航海，從泉州出發，經交趾、占城，游歷所及東南亞、印度洋等地，其中記載的外國地名，很多是與《鄭和航海圖》相同的，可見當時已有遠洋航行。只是以地圖的形式流傳并保存下來的文獻，我們還沒有看到。《鄭和航海圖》已經是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了。元代的《海道經》（前有明嘉靖中應良序，疑為元初人所撰，而后人增修之。現存只有明版。）倒是有附圖（即《海道指南圖》，原圖沒有注明作者與出版時間，專家推斷可能也是繪于明永樂年間刻書之時，但其圖是明人根據元人底稿繪制的。），但其內容是中國人記錄漕運貿易。因為元代內河經常出問題，于是漕運改走海上，從杭州一直到大都，但它是近海航行，完全可以看海岸地物而行，沒有針路，與遠航大不相同。明朝初年洪武二十三年，也就是在永樂皇帝之前便有一幅中國人繪制的世界地圖流傳下來了，這幅圖居然將非洲與歐洲表現出來了。

羅盤導航和針路具體是什么關系？請您進一步做個解釋。

汪前進：羅盤就是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最先是在陸地上使用，主要用于看風水。那么，羅盤是怎么從陸地到海上的呢？我們知道江西特別信風水，有風水門派，擅做羅盤。有學者研究說，江西人的風水羅盤后來傳到福建，而福建沿海人出海多，于是他們把羅盤帶到了海上。但是在遠洋航行中，用于導航的羅盤不必像陸上使用的那般精確，它只用于在船行駛中校正大致方向。一般在海上，羅盤有十二個方位就夠了，最多再取夾角，形成二十四個方位。但是也不排除在某些特別的地方，要說明更精確的方向，那么就在這二十四個方位的夾角中再分，怎么分呢？就是用“線”，從中心點將夾角再根據需要分出二、三、四等份，一份就叫一線（《順風相送》一書上便有記錄）。這是特殊情況下的用法。這個用法傳承了很久，可以說是一個“活的”的傳統。其呈現形式與《鄭和航海圖》上的針路差不多。在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都收藏有“更路簿”（或者叫“針路簿”）。近些年在海南省潭門鎮漁民手中也有發現，這些我們現在都能看到，也就是說在幾十年前沿海的老漁民去南沙、西沙，就是照著這個針路簿記載的航線走的（見《中國歷代海路針經》，陳佳榮、朱鑒秋主編，2016年廣東科技出版社出版）。這些針路簿與《鄭和航海圖》不同的是，它沒有具體的圖，或者只有極少的圖，主要是文字記載的針路。也就是說，這樣的航海技術在鄭和時代已經很成熟了，而且世世代代在流傳、使用，在現代無線電導航大規模使用以前，漁民還是在用這樣的航海技術進行遠洋航海。

《順風相送》原件，藏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

除了地文導航、羅盤導航，關于鄭和航海中的其他導航形式，您還提到了水文導航、氣象導航、人文導航等，可以請您講講這些導航形式具體是如何應用的？

汪前進：“水文導航”，比如根據水的顏色、水面浮游物來進行導航。在長江口、黃河口，一邊是淡水一邊是海水，水質不同，那么，是可以看到區別的，如所謂的“涇渭分明”，大家都可以理解。即使不在河口，在外海，這個水質的區別也是可以看出來的。再舉一例，古書所講的“黑水洋”是琉球群島和臺灣島之間的一片海域。為什么叫“黑水”，因為二者之間有一個特別深的溝，那么，海溝越深，看起來水色更深。有這樣的觀察，它就形成了一個地標，這不就具有導航性質了嘛。水文中還有潮汐和洋流。再以琉球為例，在臺灣島邊上有個自南而北的洋流，船行至此，很容易被洋流帶走。所以歷史上有“大琉球”（琉球群島）、“小琉球”（臺灣島），有的人會有疑問，怎么臺灣島那么大會被稱為“小琉球”呢？其實就與航海中遇到洋流有關，洋流把船帶到了更遠處，那么大島遠看起來也變小了，而因為船離琉球群島更近，那么小島也變大了。再者，如果船員對生物有足夠的了解，那么也可以利用生物導航，不同水域的魚、海鳥也有不同，這些在鄭和航海的相關文獻中都可以看到，只是圖上沒有表現出來。

臺灣島附近的洋流示意圖

再說“氣象導航”，上面提到的《海道經》中就記載了很多海上預測氣象的方式，看風、看雨、看天氣等等的歌訣與諺語。比如我們東亞是季風性氣候，印度洋也有季風氣候，那么，什么季節刮什么風也有一定導航作用。

《海道經》中的“海道指南圖”首頁

所謂“人文導航”，其實這也是地文導航的一種吧。如果我們仔細地將陸地上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分開來，比如中國沿岸的塔、廟，那么就算人文導航的標志物。

以上這些導航方式可能只是在某種情形下使用，不是最主要使用的方式。真正會航海的人，他會綜合利用各方面的信息。

《鄭和航海圖》包含了四幅牽星圖，屬天文導航。阿拉伯人航海、西方人航海也使用天文導航。二者是否存在聯系？

汪前進：我們先來看《鄭和航海圖》中的牽星圖，基本都是在印度洋海域范圍內。能看到陸地上的一個點是忽魯謨斯，也就是阿拉伯半島。為什么在這里用牽星圖？因為鄭和船隊沒有沿印度半島近海岸走，那樣的話路程就遠多了，穿過印度洋向西到達非洲最近。但是在浩渺的海上航行靠什么導航呢？沒有地物參照，羅盤雖然可以用，但是古人已經發現羅盤的磁方位不是真地理方位，地磁極是在不斷變化的，它與地理北極不相重合。那就只能靠星星。北極點上沒有星，但附近有北極星，故將北極星當成北極，這中間雖然有點距離，但對于航海而言，這個誤差還是可以接受的。《鄭和航海圖》后附有四幅牽星圖，每一幅都從四個方向觀察星星，這就是天文導航。此前，史書上并沒有明確的相關記載，今人也不了解此種技術。那么，這種牽星術是中國傳統故有的呢，還是域外傳進來的？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

《鄭和航海圖》中的“牽星”數據信息（如阿丹處“北辰五指”）

鄭和船隊到達的印度洋并不是中國人常去的地方，這里是阿拉伯人熟悉的海域。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術很厲害，我們都知道，所以有學者就認為牽星圖這個導航技術可能來自阿拉伯。后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的嚴敦杰先生在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一“周髀算尺”中發現一段文字說：“蘇州馬懷德牽星板一副十二片，烏木為之，自小漸大。大者長七寸余，標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細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塊，長二尺，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顛倒相向，蓋周髀算尺也。”他認為，回民多姓馬，它與“牽星圖”又相似，那么，這個東西可能是來自阿拉伯的。而且，我們都知道鄭和是回民，他在航海之前，還專門去過西安，那里的清真寺聚集有阿拉伯人或懂阿拉伯語言文化的人，像鄭和航隊中的通事馬歡就是回民，他在航隊中就是翻譯。所以，學者們認為這個技術是來自阿拉伯的。

金秋鵬先生復原的牽星板

牽星板用法示意圖

阿拉伯牽星板用于觀測恒星高度示意圖，康格里夫繪于1850年。

上世紀七十年代，華南師范大學地理系劉南威教授在做航海天文研究時發現，“牽星圖”在表達星星高度時用到“指”的計量單位在中國早期的古書中也能找到，據此，他說牽星技術不是來自外國，而是中國古代已有之。但也有學者認為這些文獻是戰國秦漢時期的，這也太早了一點，很可能同一個字表達的意思已經變化了。另外，廈門大學的做海洋考古的學者也發表過文章，認為中國古代有這種方法。

對這個問題，我也有思考，提了一些問題，未成定論。

首先，“牽星圖”上使用的星座名是中國的星宿名——北辰星、織女星、燈籠星等。而阿拉伯人的星座與歐洲人的一樣、但與中國的星宿不是一一對應的。如果鄭和船隊用阿拉伯的星座導航，再轉換成中國的星宿。這中間的轉換，不只是星名的轉換，還有方位距離的換算，這如何解決？其次，阿拉伯人航海用的主要是星盤，這個用起來更方便，而且測得更準。星盤在元代時已傳入中國，在《元史》中就有記載，如果當時已經被中國人接受了，那為什么鄭和航海時不用呢？這有可能說明，星盤沒有被中國人接受。阿拉伯人的坐標體系和中國人的坐標體系是不同的，他們是地平坐標，中國是赤道坐標。若用歐洲的星盤，他們用的則是黃道坐標。這三種坐標體系是不相吻合的。再則中國人用的是牽星板，有學者根據相關記載對其進行了復原，說有十二個板子，每個板子上有刻度，一格即一指。這個工具用起來很麻煩，實際中會這么用嗎？

所以，對于這個問題的兩種觀點，說它是來自阿拉伯的，我表示懷疑；說它是中國固有的，僅可備一說。但也不是沒問題，須仔細琢磨。

中西方科學碰撞中一個重要的知識領域就是地理，具體的呈現就在地圖。您剛才提到中西方不同的坐標體系，能否進一步講講中西方天地觀的差異在制圖上的具體影響？

汪前進：比較中西海圖，最大的差異在于大地觀。西方人是地圓思想，中國人是“天圓地方”思想。盡管漢代張衡的“渾天說”說“地如雞子黃”，即天是圓的，地也是圓的。但這只是一家之言。并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官方天文學家基本上是認為天是圓的、地是方的，所以畫地圖的時候從來不考慮地球的曲率，故也不需要用地圖投影。其實，中國人畫星圖是有投影的，因為天是圓的嘛。這個認識是根深蒂固的。

有人會說僧一行的大地測量，但“大地測量”是我們后來給它的名字。僧一行測的是北極高度，史書記載中稱為“北極高”或“北極出地”，從沒稱之為“緯度”。也沒有“經度”的概念，也就不會去測量“經度”。但是，中國古人畫星圖是有坐標的，一個是去極度，一個是入宿度，這兩個就相當于緯度和經度。中國什么時候在表達地理位置的時候用到經緯度的概念？是在元代。成吉思汗請做天文工作的專家到撒馬爾罕學習，他們與阿拉伯天文學家有緊密的接觸，在討論月食時，發現不同的地方看到月食的時間是不一樣的。這是什么原因？因為有“里差”，即東西兩地有很大的距離。這個“里差”就是經度差。可惜當時還不叫“經度”，等意大利人利瑪竇來華后，才稱之為“經度”。

“地圓說”傳入中國的歷史很早，只是一直沒有被中國人所接受。以前認為外國“地圓說”是元朝時傳入中國的，因為《元史》“天文志”中記載阿拉伯人帶來了一個地球儀。后來發現唐代一部叫《開元占經》的書（印度來華天文學家所編，大部分是抄中國本身的材料），在講到印度人計算月食時要求一個“阿修量”，即“地影”的半徑。什么才有半徑，當然是圓形的東西。既然如此，這不就說明地球是圓的嗎？！還有，僧一行也或明或暗地提到了地球是圓的。甚至更早，從北魏到隋唐時期，中國北方一些墓葬中發現了東羅馬金幣，有的金幣上就有圖像——一個國王或女神手里托著一個球，球上有十字架。古錢幣學者研究，這個圖案的寓意就是“天主教統治全世界”。那么也就是說，地圓的形象在當時已經傳到中國了。事情就是這么奇怪，地圓思想在中國人的頭腦里真正扎下根來還要到十九世紀。

因為地圓思想，所以西方的海圖除了使用玫瑰線外更多是使用地圖投影，而中國航海圖則仍以針路表達。

地圖投影按性質分有三種類型——等形投影、等距投影、等向投影。西方常用于航海圖的投影即是等向投影，最為著名的就是“麥卡托投影”。這種投影圖上的方向不變形，照著圖的方向走就不會錯。在麥卡托之后，這種投影又進一步被完善，不斷有新的圖出現。今天，在星際導航中使用的也是麥卡托投影。

除投影方式不同外，中國的航海圖大多是航線圖，有沿著海岸線走的（如《海道經》），有沿著深海航線走（如《鄭和航海圖》），而西方的航海圖更多是海域圖。

今天我還帶來一幅圖——《塞爾登地圖》（收藏于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這是一幅海域圖，其范圍北邊到中國北部，南邊到了馬來西亞、東帝汶等。著名漢學家卜正民研究過這個圖，出過一本書，其他學者也有研究。這幅圖很妙，內容以中國為主，但是又有西方的要素——在圖上可以看到西式羅盤、可以看到西方地圖上會出現的比例尺，還可以看到中國的針路。那么，這幅圖究竟是誰畫的呢？一定是個既了解西方，也熟悉中國的人。那么學者討論認為，可能這幅圖是在東南亞的華人所繪制的。

《塞爾登地圖》，英國人塞爾登（Johan Selden）私人藏品，1654年入藏。現藏于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編號：MS.Selden supra 105）

《塞爾登地圖》局部（西式羅盤與比例尺）

這幅圖中還有一個關鍵點，從中國出海往南，是靠海岸走，但是翌年回程順風而行就是遠離海岸在更東邊走，其中途經的一個地方就是黃巖島。國際上關于黃巖島問題，有人說這個島離中國兩千多海里，離菲律賓只有兩百海里，為什么說是中國的？這幅圖就可以說明這一問題，中國人下南洋返航的時候一定會經過這里，而且我們首先進行了命名。在國際海洋法上有幾個原則：誰最先發現、誰最先命名、誰最先使用、誰最先管轄，就屬于誰。那么，在黃巖島問題上，至少可以說明我們首先發現、首先命名，有圖為證。

順著這幅圖繼續講，無獨有偶，在《塞爾登地圖》之前，有兩幅康熙時期的地圖，一幅題為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編繪，一幅題為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編繪，均呈報給皇帝的，如今都藏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那兩幅圖的涉及海域沒有《塞爾登地圖》這么大，但也是海域圖，即南海海域；也有西式羅盤。所以，可見西方航海圖或者說西方航海技術在知識上的應用跟中國人或者說跟更南方的中國人是有聯系的。

《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編繪。

《東洋南洋海道圖》，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編繪。

再講一點，關于航海圖上的水深。西方航海圖上有等深線，歐洲人到達一個海域以后，就把周圍地方的水深都量一量，畫出等深線。在這一點上呢，中國人更實用主義，只在圖上標注可以停泊航船的位置和水深。中國人也測水深，用一條繩子打上結，下面墜著重物，然后放到水下探底，拉上來看水深多少。這個結怎么打呢，基本是一個人臂展，一臂展叫一托，所以中國的古籍或航海圖上會記載打水多少托。由此可知，水深的概念中西方都有，只是表現形式不同。

我們講鄭和下西洋，將其視為天朝上國宣揚國威、和平外交的一種行為，感覺上是缺少“探險”色彩。綜合各種資料來看，您認為鄭和遠航對于時人的知識世界是否產生了沖擊呢？

汪前進：我們不知道鄭和早期拿的是什么樣的圖，我想他肯定是有一定概念的。在鄭和下西洋之前，洪武年間的《大明混一圖》已經畫出了非洲，也畫出了歐洲，但陸地形象或者說面積大小是有問題的，但方位是沒有問題。《大明混一圖》沒有畫出印度，畫了一個看起來更小的地方。復旦大學史地所姚大力教授就認為這有問題。因為古代中國對印度是非常了解的，宋朝即有《西土五印之圖》，那怎么這幅圖里居然沒有把印度畫出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明混一圖》（佚名，公元1389年繪制）

我覺得鄭和航海應該還是有一些“探險”成分的。因為他去的區域還是很大的，這些地方不一定以前都去過，而且有些地方并不在通常的航線上。并且，鄭和在航海途中也有派出一些小船隊往周圍不同方向上去看看，有些小船隊，有的人回來了，有的人就沒有回來。為什么沒回來？是遇難了，還是有什么別的情形，我們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是，鄭和航海相比于元代對于世界，特別是東南亞、南亞地區的了解肯定是更多了。何謂“探險”，第一是涉足未知地點吧。我們把《鄭和航海圖》中的地名和元代《島夷志略》中所載地名作一比較，多出來的地方就是以前沒去過的地方。第二說“險”。鄭和下西洋船隊很大，抗風險能力強，那跟歐洲人幾條船去探險的情況自然不同，就顯得不那么“險”。

鄭和航海對時人以及后世的影響，我想可以從幾個點來說。

鄭和航海這件事，除了曾參與航海的馬歡、費信、鞏珍等寫了并流傳下來以外，還有一部書，叫《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對于這部書，中國人從文學層面做的研究比較多，有位德國學者叫普塔克，他對這部書的研究認為，這個故事是根據鄭和下西洋的一些材料寫成的，其中一些具體的細節都可以得到印證，比如寶船有多大，是怎么樣，細節上的描述可以跟史實相印證。有人寫這樣一部文學作品，這是鄭和航海的一個影響吧。從傳播角度來講，它在后世一直流傳、出版，這也是影響。當然這不是鄭和航海的一手資料，一手資料可能很多但未必流傳出來，它藏于檔案中，我們也知道檔案后來被燒毀了。明代的黃省曾纂修了一部地理志文獻——《西洋朝貢典錄》，這部書中又收集了鄭和航海的一些資料。還有向達先生在牛津大學圖書館發現了兩本書，中華書局將其出版，即《順風相送》《指南正法》。《順風相送》記載的航路也是來自鄭和航海的路線，那說明鄭和航海對航海人是有影響的，肯定是因為鄭和的路線更好才會被選擇。后來有一些海圖是根據鄭和航海圖或者其他材料再繪制的。這方面的相關情況可以去閱讀、參考山東大學鄭鶴聲、鄭一鈞編的《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

鄭和航海在朝廷、在讀書人、在航海人層面當然是有影響的，但隨著后來的海禁政策，這也成了故事。所以，我們要歷史地去討論這個問題。

【附錄】：《鄭和航海圖》所附四幅牽星圖及牽星數據信息：

1.[丁得把昔到忽魯謨斯]過洋牽星圖

指，過洋看北辰星十一指，燈籠骨星四指半，看東邊織女星七指為母，看西南布司星九指，看西北布司星十一指，丁得把昔開到忽魯謨斯看北辰星十四指

東邊織女星七指平水

南門雙星六指平水

丁得把昔過洋牽北辰星七指平水

丁得把昔過洋燈籠骨星八指半平水

到沙馬姑山看北辰星十四指平水

到沙馬姑山 燈籠骨星四指半平水

西北布司星十一指平水西南布司星九指平水

2.錫蘭山回蘇門答剌過洋牽星圖

時月正回南巫里洋，牽華蓋星八指，北辰星一指，燈籠骨星十四指半，南門雙星十五指，西北布司星四指為母，東北織女星十一指平兒山

東北織女星十一指平水

華蓋星八指

南門雙星平十五指平水

北辰星一指平水

燈籠骨星正十四指半平水

西北布司星四指平水

西南布司星四指平水

3.龍涎嶼往錫蘭山過洋牽星圖

看東西南北高低遠近四面星，收錫蘭山。時月往忽魯[謨斯]，別羅里開洋，牽北斗雙星三指，看西南邊水平星五指一角，正路看東南邊燈籠骨星下雙星七指，正路看西邊七星五指半平

北斗頭雙星平三指一角平水

燈籠星七指平水

北辰星第一小星平三指一角平水

西南水平星五指一角平水

西邊七星五指半平水

4.忽魯謨斯回古里國過洋牽星圖

忽魯謨斯回來，沙姑馬開洋，看北辰星十一指，看東織女星七指為母，看西南布司星八指平丁得把昔，看北辰星七指，看東邊織女星七指為母，看西北布司星八指沙姑馬開洋，看北辰星十一指平水

東邊織女星七指平水

骨星八指半平水

丁得把昔過洋，看北辰星七指平水

北辰星十一指平水

西北布司星八指平水

西南布司星九指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