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個物理學故事，告訴你歧視文科為什么是種最深的愚蠢。

各位好，昨天寫了《“你能舉出一個值得尊重的黑人知識分子么？”——能！》一文，是為了回答一些讀者讓我舉出一個“可敬的黑人知識分子”以打破他們的種族偏見的。我舉了美國黑人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家索維爾的例子。

不過那篇文章下方有讀者留言說：“小西，你這樣舉例是沒用的，持這種觀點的人一般也普遍鄙視文科生。他們眼中只有理工科知識分子才算是知識分子。你舉一個經濟學家做例子，他們只會覺得這種“半文科”太水，加深他們對文科生的歧視。”

我想，是了，中國人對“文科生”這三個字歧視有多嚴重，我想在國內受過教育的人都有深刻體會。

就拿我自己來說，雖然我高考理綜和數學加起來一共才扣了幾分，是語文和英語拖后腿才選擇去了復旦。更雖然直到今天，你讓我刷個微積分，我也有信心完爆大部分口口聲聲“文科無用論”的家伙。

但是就因為我大學因為自己的興趣愛好轉去學了歷史。好像這就構成了不少人用以鄙視我的“罪證”。

文科這個東西，在國內有些人眼中，真的跟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的黑皮膚一樣，甭管你個人素質到底如何，你只要沾上，就有一幫（且尤其是這一幫）其實自己理科學的非常垃圾的家伙借此鄙視你。宛如自己其實也不是“高貴純種雅利安人”的希特勒先生最喜歡鄙視其實非常優秀的猶太人。

那這種鄙視到底是怎么來的，又到底合不合理呢？今天我就花一篇文章的功夫為你講清——以后再遇到類似的鄙視，你可以把這篇文章甩到那些家伙臉上去。

1、阿爾辛杰夫的烙印

中國人對文科生普遍鄙視的這種情緒，大約是從蘇聯傳染過來的。

有一個今天大家都并不怎么提，但實則對中國現當代大學教育影響至關重要的蘇聯人名字，叫阿爾辛杰夫。此公是蘇聯教育學家，1950年受命來華援建，我國1952年院系大調整的總體方案，就是在他給的藍圖上制定。

阿爾辛杰夫說過一句話，叫“你們中國暫時不需要人文科學學者”，因為他考察后認為新中國最重要的是進行工業發展，需要的是理工科來教育工農從事更高效的勞動，所以（理科）科學家是需要的、醫生也需要一點、尤其應當培養大量工程師，但文科就基本不需要搞了，只是可能他也考慮到在大學教育階段徹底砍掉文科阻力實在太大，所以才同意保留一點。

在阿爾辛杰夫方案的指導下，1952年院系大調整中中國文科遭遇了嚴重而慘痛的倒退，文科、財經、政法這三個科類合起來的學生數比例從1949年33.1%，驟降到了1957年院系調整完畢之后的僅剩8%。邏輯學科被取消、心理學科被取消、文學、哲學、法學、經濟學、政治學多久被大規模縮減，社會學從原來的20多個，驟降到只有兩個大學開。人類學則被削到了只剩復旦一個學校開，還只教生理人類學，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和考古人類學都被認為是太文，而徹底砍掉了。

可以說，阿爾辛杰夫的“只要理工科”的思想，伴隨那個時代深深的刻到了每個中國人腦子里。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一度成為了全世界文科教育比重最小的國家，沒有之一。

是的，沒有之一，連阿爾辛杰夫的祖國、老大哥蘇聯也沒有當時的中國那么“重理輕文”。

“造就人類靈魂比造坦克更難，而您們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您們值得特殊的敬意。”這是“慈父”斯大林同志的名言。而他說這句話的對象，也不是后來普遍誤認為的教師，他是在蘇聯某一次作協舞會上作上述祝酒詞的。

當然，斯大林說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首先神學院畢業，只在《真理報》干了幾天半吊子編輯的斯大林同志自己對人文學科的理解就特別膚淺，他把“文科”簡單的等同于“文學”，沒有認識到在文字的背后還有復雜的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哲學等等等等系統學科。

其次，在當時的蘇聯，真要論“人類靈魂的總工程師”，斯大林若敢說他不想當，恐怕沒人敢當（不然克格勃的子彈也不同意），所以在蘇聯時代，蘇聯人文學者繼續當這個“工程師”前提一定是服從“總工程師”領導和指揮的。不然，同樣的，克格勃的子彈也不會同意。

但饒是如此，畢竟有被慈父欽定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塊金字招牌在，所以莫斯科大學即便是在最嚴重的時候，其文科生的比重依然在20%左右。

那么阿爾辛杰夫為什么要建議中國徹底砍掉文科呢？是這位蘇聯專家存心使壞么？

倒也未必，這應該跟蘇聯當時對“世界革命”的整體規劃有關。在當時的蘇聯人眼中，共產主義陣營的所有國家都應該服從蘇聯的整體戰略規劃。像哲學、經濟學、社會學這樣高端的東西，他們蘇聯人自己研究一點就可以了。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歐洲可以研究一點，亞洲的小兄弟，基本就等翻譯和學習蘇聯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相關著作就可以了。

這種分配方式其實非常蘇式計劃經濟，你可以看出，其實在蘇聯人的眼中，文科反而是非常高端的東西，只不過，本著計劃經濟中央指導一切的原則，文科只要搞得“少而精”，蘇聯人他們自己來搞可以了。這跟被我們陰差陽錯誤認的“文科無用”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也是因為這層原因，文科在中國“探底反彈”，反而是在1960年中蘇鬧翻、搞大論戰的時候——一旦上升到理論爭論，被斯大林欽點的那些蘇聯“靈魂工程師”們一出馬，我們才認識到咱好像上了阿爾辛杰夫的套了，文科還是要搞一點。

但必須指出的是，即便其實還算“重視文科”，只是本著“少而精”的原則搞了一點的蘇聯，最終居然也沒有搞出什么好結果。蘇聯輸掉冷戰的本質，是不僅僅在人文科學上、商業金融上，更在其最重視的，省出“搞文科”的精力搞了半天的工業和農業上完全被美國為首西方世界所甩開。

有個生動的故事，說葉利欽上世紀八十年代到美國去訪問，美國人領他去當時美國司空見慣的普通超市參觀。面對超市里琳瑯滿目的工農業制品，葉利欽驚愕說不出話來，指著一臺小巧的半導體收音機，問售貨員在哪里。

陪同的美國人告訴他沒有售貨員看著，您拿著收音機到柜臺去結賬就可以了。

葉利欽沖出超市，躲到小汽車里痛哭流涕，哀嚎到“我們失敗了。”

那么一心一意搞理工科的蘇聯人，到底為什么最終連再工農業生產上也被同期人文科學規模擴張了三倍有余的西方世界甩的這么遠呢？

考慮到很多國人是真的鄙視，講再多歷史或社會學的例子他們也聽不進去。好吧，那我就打一個物理學的、純理工科的比方，去說明這個問題。

接下來的故事對一部分讀者有些燒腦，請耐心看完。

2、麥克斯韋妖之喻

物理學上有個著名的定理，叫做熱力學第二定律。該定律的經典克勞修斯表述是：熱不可能自發地、不付代價地從低溫物體傳至高溫物體中。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現在有半瓶80度的熱水（或氣體，下同），和半瓶10度的涼水，將兩者混合到同一個瓶子里，我們將得到一瓶溫水。但在不向這系統輸入能量的情況下，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再將這半瓶熱水和半瓶涼水重新重新分開了。因為“熱不可能自發地、不付代價地從低溫物體傳至高溫物體中。”瓶中的溫水不可能自己重新分離，半瓶冰冷、半瓶滾燙。

熱力學第二定律決定了任何封閉系統都處于一個永恒的“熵增”狀態中，生命、文明作為“逆熵”，是宇宙長河中小小的逆流，終將消逝，歸于宇宙的熱寂。這讓這條定律聽上去很富有哲理。以至于有了“文科生不懂熱力學第二定律，就像理科生沒讀過紅樓夢”的說法。

但有趣的是，在它提出后不久，抬杠的人就來了。

抬杠者名叫麥克斯韋。

英國物理學家詹姆斯·麥克斯韋是法拉第之后偉大的電學大師，他用簡潔優美的麥克斯韋方程組幫助不懂數學的法拉第大師說明白了電磁感應的原理，并預言了電磁波的存在。但在熱力學方面，麥克斯韋扮演了一個“杠精”。對于上述那個闡述熱二定律的經典例子，麥克斯韋就抬杠了，他說為什么不能這樣呢？

還是剛才說的那個密閉且絕對絕熱的瓶子，一半的熱氣和一半的冷氣彼此混合，形成溫和、均勻的氣體。無法分開了，是吧？

但我現在在瓶子中央樹立一個絕對隔熱的隔板，把瓶子分為AB兩部分。再在這個隔板的中央開一個只允許一個氣體分子通過的小孔，這個小孔上站著一個“妖精”（其實就是一個控制器）。這個妖精（控制器）有一個怪脾氣，他只允許速度大于一定臨界值的氣體分子定向通過，從A部到達瓶子的B部的；也只允許小于這個臨界值的氣體分子定向通過，從B部前往瓶子的A部。

物理學四大神獸：芝諾的烏龜，拉普拉斯獸、麥克斯韋妖、薛定諤的貓——將來有機會我們都講講。

而我們知道，在流體當中，溫度的本質其實就是分子在以一定平均速度作無規則的布朗運動。但溫度描述的只是分子的“平均速度”，事實上這些分子的速度是有快有慢的。

那么，在“麥克斯韋妖”存在的情況下，這個瓶子最終會發生什么呢？

顯而易見的，就是A部的瓶中慢速氣體分子越來越多，B部的快速分子越來越多，宏觀表現就是，A部的溫度冷了下來，B部則慢慢變燙了。

我的天！這樣以來熱力學第二定律不就被打破了么？而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憑空產生的溫差，驅動熱機做功。那這個裝著麥克斯韋妖的瓶子，豈不是成為了一個（第二類）永動機？

而物理學常識又告訴我們，永動機，甭管第一類還是第二類，都是不可能制成的。如果你居然覺得自己能制成了，別猶豫，一定是你哪里想錯了。

那這個麥克斯韋妖的假設，到底錯在哪里呢？

讓我們重新檢測這個思維實驗，你會發現，我們其實忽略掉了那個站在隔板孔洞中間、擔任分揀任務的麥克斯韋妖的“需求”，作為擔任分揀不同速度分子的“處理器”，它本身一定也是需要耗能的。而如果瓶子內部處于高熵的“熱寂”狀態。這個“麥克斯韋妖”就需要外接一個系統外的能量源，才能完成工作——就像你要讓你的手機接受信息，就需要用電一樣。

而重新計算后你會發現，“麥克斯韋妖”用于甄別、分揀不同速度分子所需要消耗的這部分能量，總是大于或（在現實不可達成絕對理想狀態下）等于瓶中氣體重分冷熱之后進行熱交換熱機所做的功。也就是說，算上給麥克斯韋妖供能的那個能量源，整個系統依然處于一個熵增的狀態——熱力學第二定律依然統治著這個小小的“宇宙”。

處理信息是需要耗能的，甚至“熵”的本質，、也可以表述為一個系統中每條消息中所包含的信息的平均量。麥克斯韋妖的這個悖論，直到1948年才被美國學者香農解釋清楚。

克勞德·香農——把麥克斯韋妖放出瓶子的人。

并且從對這個悖論的解釋開始，香農構建了他所創建的信息論——嗯，信息論，這又是一個蘇聯人……很不幸，壓根就聽不懂或曰不屑一顧的學問。

簡單的講，信息論讓人類意識到，人類認知這個世界本身，也是需要不斷付出代價的。過去，工業時代的人們只是淺薄的意識到，人類改變物質的空間位置、化學結構需要逆熵——也就是付出有效的勞動。立足于這種認知的哲學觀，很容易只把工業、農業和指導工農業進行生產的自然科學視為有效勞動。而把商業、金融、人文、藝術等一切其他活動看作冗余的乃至是腐朽的無效勞動。蘇聯式的“重理輕文”或“重理精文”的傳統，就是這樣來的。

但是實際上，當我們帶入信息論的視角去重新審視這個問題，你就會發現，商業、金融、人文、藝術等等這一切活動，它們雖然不像理工科那樣直接改變物質的空間位置或化學結構，但是它們負責處理的正是“麥克斯韋妖”的那個工作——通過甄別、區分和交流信息，將

人類世界從冗雜變得井然。

3、哈耶克的警告

明晰了上述道理，我們再重新審視蘇聯計劃經濟失敗的過程，你就會發現，整個蘇聯計劃經濟史的本質，其實就是一個巨大而注定失敗的“麥克斯韋妖實驗”。

由于不懂信息論、又對自己的構想懷有過度的自信，所以蘇聯鄙視商業、金融、人文、藝術等活動所產生的價值，選擇了重理輕文，或曰“重理精文”的發展路徑。其造成的后果則是全方位且災難性的。

在社會層面，由于文學和新聞學發展嚴重滯后，高校并不培養足夠的相關專業合格人才，報刊、廣播、電視等媒體只承擔宣傳的任務而放棄了輿論監督的職能。所以蘇聯伸向會社基層的神經末梢是麻木乃至壞死的。

又由于蘇聯的法學研究也嚴重滯后，大量的社會矛盾在無法上達的同時也無法通過司法手段完成消解，導致了這種壓力的加劇。

在上層，雖然蘇聯號稱執行的是“科學的”高度精密的計劃經濟，但是計劃經濟對生產做出指導的必要條件，首先是必須絕對精確的獲得所有生產部門和需求人口實時更新的動態數據，并進行迅速、準確的計算——且不論這個經濟學上烏托邦究竟是否有萬分之一的可能達成，如前所述，蘇聯伸向基層社會的輿論、司法神經末梢本來就處于麻木和壞死狀態，這導致蘇聯的國家計劃經濟委員會在制定經濟政策前根本無從了解社會上真實在發生什么，其所獲得的永遠是通過官僚體系層層傳達、層層失真，最終已經被扭曲的不成樣子的數據。所以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定者們本質上其實是在“跟空氣斗智斗勇”。

再加上由于政治學和經濟學在整體上已經被認為“大廈已經建成”，蘇聯的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只承擔為大廈“添磚加瓦”的任務，而不能動承重墻。所以上述問題在理論上也是無法進行修正和更改的。

于是所有這些原因最終造成了蘇聯的發展陷入死局——20世紀70年代后半葉，蘇聯的生產效率和投資收益比降低到了即便連數據瞞報也無法遮掩的程度。蘇聯高層從這個時候開始才意識到問題嚴重性。并下令克格勃進行秘密調查（主持者是安德羅波夫），調查的最初方向是懷疑“帝國主義間諜的蓄意破壞”，

但是最終，大面積存在的現象與海量的證據讓克格勃自己推翻了這個猜測。他們不得不承認，這種潰爛是蘇聯全社會自發且廣泛的——工廠里存在著驚人生產資料浪費、對生活狀態不滿又無從宣泄的工人消極怠工、偷竊原材料、機械、甚至蓄意破壞生產設備。類似的情況在合作社遍布的農村也同樣存在。巨量社會信息的溝通不暢和錯誤處理，最終堆積出了蘇聯工農業體系無法修正也無法補救的“屎山”，而蘇聯各級計劃組織所能做的，僅僅是裝作仍在進行精確控制，實則“屎上雕花”。

這就是蘇聯計劃經濟的終局，也是那個國家最終走向失敗和解體的真實原因。蘇聯人曾經夢想過，依靠他們所掌握的“最終真理”、或者決策者英明睿斷，建立一個完全不耗能，或者極少耗能的“麥克斯韋妖”，讓其站在那個分揀分子的關鍵關口上，以便建成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第二類永動機，但是這種嘗試最終遭遇了極慘痛的失敗。事實證明，這樣建立的“麥克斯韋妖”不僅自身耗能巨大，而且更無法完成信息甄別、分揀任務。

偉大的經濟學家哈耶克說過一句話，“我們必須運用的有關各種情勢的知識 （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 ，從來就不是以一種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僅僅是作為所有彼此獨立的個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識而存在的。”

這句話乍一看很晦澀，其實道理是很簡單的。

通俗地說：那種關于一時一地的具體知識，是分散在全社會中的，是分散在每一個個體中的。想要將這些知識收集到一起，最終促成社會整體做出正確的決策，需要什么？

不是蘇聯人夢想的那個看似節能，實則不可實現的麥克斯韋妖（計劃委員會）。而是整個社會的有機協作和聯動。

首先是大量的商人、創業者、企業主，通過他們在市場上不斷的投資創業，企業的方生方死，去“試”出市場的真正需求，和產業發展的真正方向。

其次要有活躍、健康的金融產業，它們的投資將及時助力孵化、刺激那些被“試”出來的產業完成快速的發展。

再者需要完善清晰的法治體系，大量熟悉法條的法官和律師為其工作，他們將捍衛和保證公民私權的神圣不可侵犯，并在市場“試錯”碰撞發生時提供協調和裁決。

還有活躍、及時的媒體報道、輿論監督，穿梭的記者、和運比如刀的評論員，是他們刺痛、并挖出了那些現有法治體系也難以體察、難以解決的弊病，呼喚社會進行及時的糾偏、改革。

更有站更遠處的文學與藝術，小說、電影、音樂、繪畫，它們的存在不僅為我們的生活賦予了色彩。也活潑了每個個體的心靈，潛移默化中構筑了整個社會的共識、寬容與愛，讓整個社會需要煥發共識的時候能夠堅強有力。

當然，在所有這些之上，還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索維爾、房龍、麥克法蘭、托克維爾、福澤諭吉等等等等等那些群星璀璨的政治、經濟、哲學、法學、歷史學者們。他們在觀察、總結人類的社會，并對其做出自己的思考與總結，這些總結當然并不永遠是對的（誰也不是上帝，誰都不可能絕無錯處）但正如商人和企業主們用自己創業“試”出市場的需求和產業的方向一樣，人文學者在寬容、理性氣氛中的百家爭鳴，最終將完成人類知識的有效積累。

是的，就像永動機永遠就不可制成，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所有動力源的獲取本質上都是“燒鍋爐”一樣。人類自進入近代社會以來，有效收集并處理哈耶克所謂分散在全社會的知識（信息）的方法，其實有且僅有著一種。

任何試圖繞開此法，看似耍小聰明的“麥克斯韋妖”式的解決方案，最終無一例外的遭遇了慘痛的失敗。

那你現在來告訴我，想要運行這套方法，離開了巨量的“文科生”，甚至是“藝術生”，怎么可能？

每個商人完成一次成功投資、每個記者寫出一篇監督報道、每個詩人寫下一篇感人心魄的詩、每個樂手譜下一首優美動聽的曲自……所有這些行為，都是在為我們這個世界提供最寶貴的“逆熵”，它們與理工科的自然科學研究和工農業勞動一樣，都是促進社會走向進一步繁榮的有效勞動——如果不是更加有效的話。

鄙視文科生，這是一種蘇聯人陰差陽錯傳染給我們的偏見，加上我們文化中既有的對一切“無用之學”急功近利的鄙視，它時至今日仍在淺薄之人身上發作尤為嚴重。

但我希望我們的社會能盡早拋棄這種偏見——因為正如一切的歧視本質都是無知，而無知總有代價。如此巨大而已經被證偽了的無知，若作為一種社會的主流思潮，它的后果將是極為嚴重的。

尊重文科，珍視文科，善待文科，就是善待我們所有人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