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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乳香的清晨,我獨自一個人在長滿秋草的山徑上散步,我看見一個身穿灰棕色西裝的外國人,手里拿了一根手杖,脅下挾了兩瓶紅葡萄酒;外衣上一個大口袋里裝滿火柴和大英牌煙卷兒;另一個大口袋里插著三四本書.他正孤獨地穿過一座古風的石橋。”這段優美的文字來自西南聯大前輩、翻譯家趙瑞蕻先生回憶其老師威廉·燕卜蓀的文章。

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是與中國非常有緣的英國批評家、詩人。他兩度來到中國，分別受聘于西南聯合大學（1937-1939）和北京大學（1947-1952）。日后中國最重要的現代主義詩人和英語教學、研究方面的頂尖人物，舉凡卞之琳、穆旦、袁可嘉、王佐良、許國璋、楊周翰、趙瑞蕻、楊苡、巫寧坤、許淵沖等，皆曾從他受教。

《威廉·燕卜蓀傳》是燕卜蓀生前“欽定”的傳記作家哈芬登的作品，第一卷從追溯燕卜蓀的祖先以及家庭出身開始，直到33歲的他于1939年“二戰”爆發后離開中國回國結束。哈芬登通過燕卜蓀的日記以及其他第一手資料，為讀者披露了燕卜蓀許多鮮為人知的生活片段和思想軌跡，展示了一個國際學者燕卜蓀。

本書實拍

著名文學與文化理論家趙毅衡教授曾師從燕卜蓀在西南聯大的同事卞之琳先生，多年前他耗盡耐心收集關于燕卜蓀的材料（趙教授曾參閱這部傳記牛津大學英文版）寫就《燕卜蓀 ：某種復雜意義》一文。我們認為此文會是讀者（無論是否知道威廉·燕卜蓀）進入《威廉·燕卜蓀傳》（第一卷）的有趣精彩導引。全文轉載，以饗讀者。

燕卜蓀：某種復雜意義

說創作，說理論，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1906-1984）都是英美現代文學史上少不了的。他生來是一個特立獨行不黨不群的人物。長期遠離英國或歐美的“文化主流”，與中國共命運，更為他的生涯平添了傳奇色彩。

燕卜蓀著作極多，但很少寫到自己的經歷。關于燕卜蓀的若干傳記，不得不圍繞他的理論展開，都是專業論著。關于他生平的零星記載，只是散見于各種人物的回憶。奇怪的是，關于他在中國的長期經歷，很少見到他昔日中國同事學生有所回憶。

燕卜蓀晚年為先他謝世的朋友寫了一些文字，說到一些個人的交往。他的這些文字常發表在“小刊物”，甚至圖書館都不收藏的學生刊物上，從未結集—這倒是燕卜蓀的一貫大師作風，對發表的刊物等級毫不在乎。本文不長，收集材料卻耗盡了多年的耐心。近日巫寧坤先生來英，帶來他的回憶，也帶來母校南京大學已故趙瑞蕻教授的紀念文字。他們都是昔日西南聯大的學生。燕卜蓀這個人物的形象，終于在我頭腦中生動起來。

燕卜蓀十九歲進入劍橋，主修數學，兩年后得到學位考試第一名。此時突然改攻文學，兩年后的1929年不僅得到文學學位考試榮譽第一，而且寫出他的成名作《復義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成為英美新批評派轟動性的開場。那時他才二十三歲，已經是全國聞名的劍橋才子、 劍橋文學社刊物 Granta 的臺柱，前途可謂光芒萬丈。

他的指導教師瑞恰慈后來回憶說，燕卜蓀當時做他的學生，按劍橋的面授（tutoring）慣例，一星期來見他一次，不久就拿來一首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提出許多“合理”的解讀，就像魔術師，從帽子里變出一個又一個兔子，最后他問：“任何詩都能這么讀，對嗎？”瑞恰慈對他說“那么你動手做吧”。兩星期之后，燕卜蓀就拿出了三萬多字的打字手稿，一年后《復義七型》出版，那時燕卜蓀碩士學位尚未到手。

復義（ambiguity），又譯晦澀，或稱朦朧。詩究竟是否應當意義清晰，不出歧解，一向是文學界爭論之事。《復義七型》之所以震動文壇，是因為此書分析了200多段名家作品，證明晦澀不僅是文學語言的特點（這點早就有許多人指出），而且是文學語言美感和力量之所在。自此書出版，詩能否多義，應否多義，此后已不必再爭。當然，詩可以或應當晦澀到什么地步，仍是一個問題。

燕卜蓀一本書改變了整個現代詩的歷史，甚至于有理論家認為現代詩應分成“前燕卜蓀時期”與“后燕卜蓀時期”。此書也開創了新批評派的“細讀”（close reading）批評范例。一直到今天，英美大學的文學系，依然鼓勵學生做細讀分析。

由瑞恰慈全力推薦，劍橋給燕卜蓀一筆獎金進行深造。次年，正當瑞恰慈在北京任教時，劍橋校方因為在燕卜蓀抽屜里發現了避孕套，取消其教師資格。此事使瑞恰慈極為震怒，但抗議無效。瑞恰慈只能勸燕卜蓀到遠東來，到他曾經短期任教的東京文理大學。燕卜蓀在東京整整四年，1934年才回英國。遠東之行，不僅讓他”避過風頭”，而且使他習慣了遠離充滿虛偽道德的歐洲文明中心。

在英國，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以及另一本名著《田園詩的幾種形式》（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兩本書都令文學界刮目相看，證明他不是靠小聰明一次成名的懶散才子。他率先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與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結合，證明田園詩這種中世紀的想象范式，在復雜的現代，可以被襲用，效果是復雜與單純之間戲劇性沖突。這樣，他就跳出了新批評的狹窄形式論。

在日本時，他已經開始寫一本新作《佛的諸相》（The Face of the Buddha），這是燕卜蓀唯一一本關于東方的書。燕卜蓀對佛教著迷，原因是他的強烈反基督教立場：“佛教比基督教強的地方，是它擺脫了新石器時代留下的人祭犧牲狂熱。”應當說，這是一個極為出色的見解。可惜此書手稿在戰時失落，不然將是一部比較文化研究超凡絕俗的著作。

1937年，燕卜蓀回到東方，想完成此書。但日本的軍國主義狂熱，已經使燕卜蓀這樣不過問政治的學者都難以忍受。燕卜蓀決定舍日本而取中國，到北京大學任教。他到達北京，正好落入七七事變后的圍城。平津諸校南遷，燕卜蓀與瑞恰慈夫婦由海路南下到香港，隨即趕到長沙加入西南聯大。為躲避轟炸，西南聯大在長沙西南二百里的南岳村復課。三年級修的莎士比亞課連書本都沒有，燕卜蓀上課，憑記憶在黑板上默寫了整出《麥克白》，一時傳為佳話。據巫寧坤回憶，是“整部《哈姆雷特》”。據趙瑞蕻回憶，是“整段整段《奧賽羅》，還有喬叟和斯賓塞”。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在長沙時期，燕卜蓀上課，的確只能憑記憶。趙瑞蕻先生說戰事倥傯之中，上燕卜蓀的課，讓人恍然覺得如身臨秦火之后，天下無書，儒士只能靠整部背誦經書授徒。

燕卜蓀成為西南聯大傳奇人物，還因為他的詩人風度：極端不修邊幅，而且好酒貪杯。有一夜倒上床時，把眼鏡放在皮鞋里，第二天踩碎了一片，只好“半壁江山，堅持抗戰”。 由于他上課精彩，燕卜蓀與聞一多、吳宓、馮友蘭一樣，成為課前學生必然演出搶座位鬧劇的熱門教授。聯大繼續南撤到昆明，燕卜蓀跟著長途跋涉。在昆明，依然幾乎無書，燕卜蓀曾南下新加坡解決書籍問題。回到昆明，發現飯堂剛被炸毀，幾乎餓飯。

燕卜蓀后來回憶說，如此的流亡大學，可能西方人認為不夠水準。然而，他用他的親身觀察作證，理論物理教授的學術水準很先進，農學院收集研究了兩千種小麥，最沉重難搬的工學院設備，都比香港大學強。純科學研究也很受重視，流落到云南，社會人類學者反而興高采烈。而他的課，“讓學生為玄學派詩人唐恩瞠目結舌，肯定是戰時的絕妙職業”。

趙瑞蕻教授回憶說，在昆明時，西南聯大到了鼎盛時期。當時外文系開一門“歐洲名著選讀”，由十幾位教授，各以一堂課講一本書。師資陣容如此強大，恐怕在中國教育史上，空前絕后。而燕卜蓀貢獻的，是講《堂吉訶德》。就燕卜蓀對復雜意義的偏好而言，此書的確是最佳選擇。

而西南聯大兩年，也給燕卜蓀留下最美好的記憶。他在文章《戰時大學》中問道 ：“你能想象牛津與劍橋搬到英格蘭西北僻鄉，合并成一個學校，而不爭不吵？”中國知識分子的敬業合作精神，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我記得聽已故的王佐良教授說，西南聯大給他的最深印象，是從來沒有為 “權位”（placement）爭吵，足以印證燕卜蓀的觀察。可惜，1939年，歐洲戰事開始，燕卜蓀坐不住了，趕回英國。他向聯大校方“因戰事請長假”，暫時離開，還算這個大學的人。

在英國，燕卜蓀進入BBC 廣播電臺工作。1941年起， 繼奧威爾之后任中國部主編，該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詩集《風暴將至》（The Gathering Storm）。戰后，1947年，燕卜蓀已婚并有兩個兒子，全家遠途“回到”北京。在中國，孩子們堅持上本地小學，幾年后小兒子雅可只會漢語，不會英語了。

當時形式分析的“新批評”學派風靡英美大學。芝加哥大學的克蘭（R. S. Crane）、奧爾森（Elder Olson）等教授， 主張與新批評不同，形成“新亞里士多德學派”，雙方激烈爭論。當時新批評的幾位主將在耶魯任教，因此，這場爭論，文學史上又稱“芝加哥—耶魯之爭”。新批評主張一切從文本分析出發，而芝加哥學派認為這是“批評一元論”，他們認為“體裁”等文本間的關系，是決定如何解讀任何作品的先行條件。

過了半個世紀，現在回顧，芝加哥大學的這批學者，觀點是對的。把《莊子》當作哲學還是文學，把《水經注》當作地理還是文學，讀起來大不相同—不可能有脫離“體裁規定性”的閱讀。但是當時，新批評如日中天，我可以想象新批評主將燕卜蓀的親炙弟子穆旦，在芝大面臨的猶疑。巫寧坤回憶說，1950年他回到北京，見到當時尚在京的燕卜蓀。他剛在芝大學過奧爾森指名批判他的長文，希望聽聽燕卜蓀的意見，燕卜蓀只說了一句“沒聽說過這個人”，就掃蕩一凈，何等干脆！

不巧的是，抗戰后燕卜蓀又逢上中國的另一次戰爭。燕卜蓀能在如此環境中保持幽默感，真是不容易。1948年，新批評派的基地美國肯庸學院舉行討論會，邀請燕卜蓀夫婦參加。燕卜蓀一生難得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這次是遠飛而去。那時買機票已是大難事，“用支票不行，銀行過賬一天， 錢又不對了。所以我們扛了一大提包的大額票子到航空公司， 四個職員點了一天，黃昏時終于明白還少兩百萬，趕快去銀行提出補上。最后打字的紙，比同樣大小的錢稍貴些”。

在如此氣氛中，燕卜蓀留下與北大師生一起“迎接解放”。甚至朝鮮戰爭爆發，志愿軍已與英軍在朝鮮對陣，燕卜蓀也不愿意離開。一直到1952年，只是因為中方無意延訂合同，他才很不情愿地回到英國。

燕卜蓀第二次在中國期間，寫成了他自認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復雜詞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此書極具野心，試圖一舉解決語言學與社會學的結合問題。他指出，一個社會解決實際問題的方式，主要靠對詞匯的理解，這比公開聲明的教義之類重要得多。而社會的發展，也就是詞匯理解的發展。應當說，這是早于福柯二十年提出了福柯思想的基本命題。可惜，此書寫得過于深奧，實在難懂。而且英美思想界，當時還沒有接受此理論的氛圍。不過此書之難，也挽救了它 ：手稿托一個英國朋友帶出中國，在行李檢查時被扣。幾個翻譯研究了大半天，也沒有弄懂究竟內容是否反動，最后發還，1951年，在倫敦出版。

燕卜蓀回英后，在一個較小的大學謝菲爾德大學任教20多年，一直到他去世都沒有離開。我想燕卜蓀的劍橋經驗，以及他的個性，使他永遠不愿意進入英國的主流大學。如果不能遠避到中國，就只好去外省大學。他不是理想主義色彩很強的人，二戰期間 BBC 的對華廣播工作，使他極不舒服，戰爭一結束就趕快離開。對他來說，保持心智的獨立，是最重要的。英國一流大學中的學術地位名聲，根本落不進他的視線之內，無怪乎他的幾本著作，都是孤標一格，學術上分量很重，極難讀，卻絕無學究氣。

因為同情中國革命，燕卜蓀在英國被公認為左派，卻在1979年受封為爵士。近年由于弗蘭克·克摩德（Frank Kermode）、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等英美批評界領袖的傾心推崇，燕卜蓀歷史地位更高。克摩德贊賞燕卜蓀的詩“字謎般復雜”，布魯姆認為燕卜蓀之偉大，在于其理論與其人品一樣“精怪”（eccentricity）。

寫詩時，燕卜蓀可以說惜墨如金。1955年出版的《詩合集》（Collected Poems），總共40首，大部分是早年之作。他的詩可以說是他的理論的延續，寓意多重，晦澀難懂，在英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成一家。他的詩風，對他的西南聯大學生輩詩人如穆旦等人，明顯有極大影響 ；與他的同事，如卞之琳，互相得益甚多，至于中國的英美文學學者，幾乎一代人全受到過他的教益。

燕卜蓀寫到中國的詩有五首。其中《中國》（“龍孵化 出毒蛇……”）一詩，象征綿密，實際上在比較中日兩種文化。《南岳之秋》是燕卜蓀唯一一首長詩，有四百多行，是在談戰爭中的西南聯大，寫得從容輕快。全詩娓娓而談，似乎是與中國同事飲酒聊天，只是思想跳躍極快。“確實，我奔跑， 我逃亡，帶著希望，帶著信任。”說到南岳，“對佛是神圣的。山自己就是神，騎坐在兩個命運上”。看著巍然崇山，他說想起葉慈詩句 ：“靈魂記得它的孤獨，在許多搖籃中顫抖。” 燕卜蓀堅信的是，中國將在此搖籃中獲得新生。

燕卜蓀自40年代起，就不再寫詩，只是偶然落筆。1952年離開中國前，寫了一首《中國謠曲》，起頭是“他見過了香香姑娘，正要回游擊隊上”，以《王貴與李香香》 起意。但香香的告別，竟是元俚曲“捏一個泥人”的反復變化延伸，寫得纏綿明朗，讀來是本色民歌。寫詩時，燕卜蓀是個妙人。

1983年9月，巫寧坤教授有機會到英國訪問七十八歲高齡已經退休的燕卜蓀，兩人細說聯大北大同事別后的坎坷生平，感慨萬端。巫寧坤邀請燕卜蓀重訪北京，而且“不必演講”，不料燕卜蓀回答說 ：“我喜歡演講！” 可惜，這個在中國演講了半輩子的20世紀大學者，第二年就去世了，沒有像他的老師瑞恰慈那樣，有在中國作最后一輪演講的機會。這是燕卜蓀的遺憾，更是中國學界—例如當時正在研究燕卜蓀的我—極大的遺憾。（本文許多軼事，是聽王佐良、卞之琳、巫寧坤等前輩“閑談”所得，無法加注，卻信實。）

附注

本文作者簡介：

趙毅衡，四川大學符號學-敘述學教授，主攻形式論，意義理論。南京大學本科（1968）；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1981），師從著名詩人學者卞之琳先生；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博士（1988）。長期執教于倫敦大學，現執教于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任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所長，主編雙語半年刊《符號與傳媒》（Signs & Media）。主編《符號學譯叢》與《符號學前沿研究》叢書。

《威廉·燕卜蓀傳》（第一卷）作者簡介：

約翰·哈芬登,謝菲爾德大學英國文學教授、英國科學院院士、皇家文學學會會員。著作包括兩卷本燕卜蓀傳記以及《約翰·貝里曼傳》、《W.H.奧登：批判傳統》、《觀點：詩人談》和《小說家訪談》等，還編輯有《貝里曼的莎士比亞》與威廉·燕卜蓀的《詩歌全集》和《書信選集》等。

《威廉·燕卜蓀傳》（第一卷）譯者簡介：

張劍，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王偉濱：河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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