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頗傷一些人士的愛狗之心了。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傳統文化中，我們是看不起狗的，因此發明了很多惡謚——

有主人的狗們，則“狗仗人勢”；無主人的狗們，則“搖尾乞憐”，急于投奔；被主人趕出門的狗，就是“喪家之犬”。

它們嫌貧愛富，專挑窮人吠叫，而對富人馴順，因此“狗眼看人低”。狗得勢了，就是“雞犬升天”，立刻“趾高氣揚”；失勢了，無人撐腰，就成了“落水狗”，旁觀者不特拍手稱快，還要“痛打”的；被打之后，立刻“狗急跳墻”。

“恨屋及烏”，我們拿它們來類比、諷刺別的人：

給富人出主意的，就是“狗頭軍師”；以前做狗，一朝得勢，翻身做人了，就是“人模狗樣”；為虎作倀的，就是“狗腿子”；為富人看家護院的，就是“看門狗”。

人不會和狗過不去，光是狗本身，還不足以激發我們的詈罵天賦——

我們看似熱衷于罵狗，其骨子里，還是熱衷于罵狗一樣的人；我們看不起狗，主要還是我們看不起那些“有狗的特質的”，即奴性深重的人。

然而，奴性深重的狗，并不是天生如此的，而是被培養出來的。譬如，外國的狗，可能就不這樣。

在國外，尤其在歐洲，幾乎沒有辱罵、瞧不起狗的成語、俗語，人對狗的態度褒得多，貶得少。

譬如在歐洲，由于地理環境所限，在古代，歐洲人通常是半農半牧的，狗對他們來說，就是牧羊犬，是“工作伙伴”；

又由于森林密布，再加上貴族又保留了祖上的騎士遺風，風氣下移，稍有資產的人都熱衷于打獵，狗對他們來說，也可算是“半個戰友”了。如今，英國人還保有養犬獵狐的習慣。

人和狗的伙伴關系延續至今，近代各種工作犬，起源于歐洲；家庭養犬做寵物、形同家人的觀念，也發端于歐洲。

所以，歐洲人的傳統文化里，狗并不可鄙；然而，我們卻培養出了可鄙的狗。

在我們古代，尤其在中原地區，因地理環境的緣故，適合農耕，而非放牧。因此，狗對生產起不了作用，只能養在家里看門，替主人保護財產。

因為要替主人看門，所以狗就養成了“嫌貧愛富”的狗眼技能：泥腿子都是潛在的威脅，要偷要搶，故而一定要吠，要咬的；而富人們，就是主人的朋友，一定要搖尾巴以示熱烈歡迎的。

倘若這狗有自己的想法，把這些搞反了：把窮人迎進門，而把富人拒之門外，則主人立刻就要打要踢的。

漸漸的，有自己的想法的狗就絕跡了，剩下的狗們，個頂個地有奴性——它們有的，只不過是奴性，而不光是忠誠的——它其實并無原則，你只要給它一塊肉，它就立刻通融，不再刁難，棄職守于不顧。

這嘴臉，難怪要罵——這也太像人了，簡直是某類人的翻版！

有人要說了，我們古代也有打獵啊，也有獵犬啊。

話是不錯。但獵犬多在皇家禁苑，皇室以下，除了山民之外，誰會去打獵？禁苑里的天子之狗，是不同于民間凡品的，因此不能代表民間的狗們；而山民，只能算“化外野人”，不占主流的。

因此，我們的狗，絕大多數，是吃閑飯、看人臉色的看門狗，專門就是“狗眼看人低”的胚子；

極少數的，做了富人的寵物，也就是個“玩意兒”。譬如慈禧太后好養獅子狗，老太太一旦“西狩”，逃命要緊，顧不上那些獅子狗，說丟就丟，一點不含糊。這不就是“夜壺”理論么。

其實，也無怪我們把狗變成了“狗”的，我們自己也往往都做了狗的——

昔有孔夫子、孟夫子，周游列國，嘴皮子磨爛，便是要找主人，所謂“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國”。

歷代的徒子徒孫們，也效而仿之：

得見明主，尾巴自動搖起來，要報效“犬馬之勞”的；

主人不好，就要走，再尋別的主人，這就叫“良禽擇木而棲”；

尋不到，困于“陳、蔡之間”，喪家了，大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可見并不是真的忠誠，還是奴子的戲碼。

還有那套“學而優則仕”的理論，一切讀書人的出路和價值，就是要找個主人去“仕”。

“仕”者，“侍”也；成則“從龍入關”，不成則“狗頭軍師”；再不成就是幫閑幫兇，做了清客、狗腿子，反正是仰人鼻息。

圣人之徒，尚且如此；并非圣人之徒的人們，那光景就更可慮了——

這也難怪我們的古人那么瞧不起狗：我們瞧不起它們，因為是我們把它們造就成這樣的；不特如此，我們也往往和它們一樣呢；明知做狗不好，但終究還是不得不做，這才要恨，要罵——

用狗來罵那些像狗的其他人；其他人也用狗來罵我們。罵來罵去，因此罵狗的成語、俗語、歇后語如此之豐富，蔚為大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