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曾提到，種種考古發現已經證實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夏朝中晚期都邑，準確的說是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居邑。

因為二里頭文化的下限是公元前1520年，此時不僅進入了商朝紀年，而且就在同期的偃師和鄭州分別發現了商文化的城邑，即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

但奇怪的是，從二里頭文化興盛的二期再到進入商紀年的第三、四期（前1610—前1520年），二里頭遺址不僅沒有呈現出任何王朝衰亡跡象，反而出現了許多新的建筑，人口在增加、服務于貴族的手工業作坊制作的青銅器愈發精良。

二里頭遺址完全沒有出現像陶寺遺址晚期和殷墟晚期那樣的人骨堆疊、墓葬被毀的慘況。作為夏都的二里頭，與文獻記載中商湯滅夏時的慘烈景象不符。

據《尚書》記載：“湯伐桀，戰于鳴條”，《史記》載“桀敗于有娀之虛，桀犇于鳴條”，《墨子》則記載了商湯滅夏的慘烈攻城戰，“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天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在夏軍戰敗后，商湯還下令“一勿遺”，意圖趕盡殺絕。

傳世文獻為我們梳理出了兩條基本事實：一是商湯滅夏經歷了較大規模的戰斗；二是夏商決戰之地在鳴條。顯然，考古發現證實二里頭遺址及其附近并非夏商鳴條之戰所在地。

而出土文獻《清華簡》，也同樣否定了伊洛一帶是夏商決戰地的可能。據《清華簡·尹至》記載，商湯伐夏的進軍路線是“自西翦西邑夏”。

考古發現的商湯基地—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均在二里頭遺址以東，最遠相距不過百公里，在兩地之間沒有天然險要阻隔的前提下，商湯舍近求遠，繞道二里頭遺址以西發動進攻，著實費解。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找到鳴條所在地。

那么鳴條到底在哪呢？

《元和郡縣圖志》在引《國語》佚文時，曾有一條不起眼的記載：“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墟，遂戰于鳴條之野。”這條記載告訴我們，鳴條距莘不遠，而莘就是伊尹所在的有莘國（今陜西渭南合陽縣）。

另據《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孔安國語：“（鳴條）地在安邑之西”，《殷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亦提出“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

安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運城夏縣，與陜西合陽縣隔河相望，從地理位置上說，鳴條在晉南，的確符合史書所言的莘之墟附近。

如果夏桀當時是在晉南，也就解釋了為何在東邊的商湯，要繞道鳴條以西，自西向東發起進攻。這是因為晉南和豫東之間有太行八陘阻隔，商湯大軍若通過自東向西這一常規路線伐夏無疑難度較大。

此時與商湯建立聯姻關系的莘國顯然成了最佳突破口。由莘國渡河，自西向東可直插夏桀所在的安邑（夏縣）。正如孔安國所言：“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

當然，上述結論只是根據文獻記載的合理推測，想要印證，還需要考古等更多證據。

果然，考古工作者在對山西運城夏縣東下馮村的夏商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了一處面積25萬平方米的遺址，因文化面貌與二里頭文化近似，故命名為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

經碳十四測定，東下馮遺址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左右。這充分說明了一點，即晉南一帶從夏早期到晚期，始終是夏朝的重要據點，即使到了王朝末期，夏朝也牢牢控制著安邑。

這一結論也得到了分子人類學的印證。根據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劉皓芳博士的研究結論，二里頭遺址出土人骨與近在咫尺的偃師商城古人群母系遺傳（mtDNA）關系較遠，而與山西、內蒙東部、遼寧人群母系遺傳關系較近。

可見，夏人的確經歷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向北遷徙，由于二里頭遺址從三期開始人口還在積聚、貴族墓葬數量有增無減，且沒有發現任何暴力跡象，故而這種遷徙并非是夏朝滅亡后所致，而是夏朝尚未滅亡時就已經開始了。

那么我們不禁產生一個疑問，為什么夏桀要主動放棄河南的都城（二里頭遺址），反而跑到山西的安邑呢？

從都邑規模上講，面積300萬平方米的二里頭遺址，遠非小城安邑可比，但也正因為二里頭是大都邑，在先秦“大邑無城墉”的時代，二里頭適合王者居住，但卻不適合軍事防御。

考古發現的商文化，從早期的下七垣文化（先商時期），再到二里崗文化，其發展軌跡經歷了從冀南到豫北魯西，再到豫中的擴展路線。這表明，商人在經歷從部落到邦國的發展過程中，勢力范圍也拓展到了夏人的腹地。

或許是感受到了商湯的軍事威脅，迫使夏桀做出了北上的舉動，想利用晉南這塊夏先民龍興之地的山川阻隔，擋住商軍的進攻。

當然，除了上述原因外，夏桀的被迫北上還有內部勢力反叛的因素。

《墨子》和《尹至》《尹誥》等文獻曾言：“湯奉桀眾以克有夏”，說明在商湯伐夏時，已經有不少夏民倒戈加入了商湯陣營。二里頭遺址沒有遭到破壞，文化沒有斷層恰是明顯例證。

但夏桀顯然沒有料到，由于伊尹的串聯，商湯與有莘建立了同盟，并繞道有莘國殺到夏桀背后，出現在了安邑西面，打亂了夏桀所有的軍事部署，鳴條戰后，夏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