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邢方貴 授權刊發/@秦楚刊號

鄖陽，從蒼茫遠古走來，隨著歷史的演進，她由蠻荒、閉塞、貧窮、落后逐漸發展到今天的繁榮興盛。其間千百載，鄖陽兒女為圖存、為發展而戰勝天災，抗拒剿殺，開拓田土，建設家園，歷經艱難困苦，可歌可泣者不可勝記。更有無數鄖陽人，或因天災戰亂背井離鄉，或支持國家建設遠走他鄉。故鄉的鄖陽人，天涯海角的鄖陽人，他們雖關山阻隔，天各一方，但都心系鄖陽！因為，他們的根都深植于鄖陽這方熱土！

新千年之始，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開工在即，千百年養育鄖陽人的漢水將承載起引江濟豫、冀、京、津的重任。而處于丹江庫區的鄖陽人民將再次以世代繁衍生息之地全國家根本之計，10余萬人將別離家園遠遷。“那將是又一次的一步九回頭的生死離別”(《十堰廣播電視報．水，將降大任》)。

鄖陽，將經歷新的陣痛，將面臨新的機遇。鄖陽人，去者終生難忘故土，留者將重新開拓奮斗！在鄖陽面臨再一次歷史巨變時，我們能不高喊一聲“我的鄖陽”？能不追溯反思她的過去現在，展望她輝煌的未來？

鄖縣黨史縣志辦公室主任王天富有感于此，依據傳說，參考史料（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下同），寫出《追根溯源話鄖陽》◇以下簡稱《追》文）以奉獻家鄉。其情可貴，令人感。可惜王天富缺乏常識，推斷無據。《追》文一發表，便引起鄖縣、十堰不少關注鄖陽的文化朋友的非議。認為王天富這種靠想當然與硬說來闡釋歷史的文字，貽笑識家事小，誤導后人至大筆者也是熱衷于鄖陽地方志者，但因根底淺兼所見史料有限，雖慘淡經營然所得有限。故渴望有更多的人投人到對鄖陽的研究中，并愿以之為師。但王天富此文確實尷尬。便在兒位朋友慫恵之下，勉力寫此一得之見，不敢言正視聽，只想說點實話，意在深人探討鄖陽得名之實，以不負桑梓父元《追根溯源話鄖陽》之中圍繞“鄖陽”二字，有兩個基本觀點，其一是“陽華之‘陽當是鄖陽名稱的最早的根。”其二是“鄖國之‘鄖’是鄖陽名稱由來的又一條根。”

依據這種表述及文中闡釋，“鄖陽”之名是先有“陽”次有“鄖”。這是不合史實的。今日鄖縣，從《左傳》到廿四史，到地方志，種種典籍記其沿革為麇、鐋、長利、鄖鄉、鄖縣。自《左傳》所記公元前616年“潘崇復伐麇至穴”至公元1476年（明成化十二年）設鄖陽府，其間共2092年，鄖地名稱中從未有過“陽”字出現。在這近2100年的時間里，歷朝歷代大批的史官、地方長官、高人學士難道都忽略了“陽華治水”的傳說。忽略了這“鄖陽名稱最早的根”，不！所謂“陽華治水”云云只不過是一個傳說而已．將這種道聽途說的東西作為推論的依據是淺薄！

從姓氏的源流演變來看，夏禺派一個炷陽的人米漢江治水之說不?中實，而“鄖陽”以陽華之“陽”得名更不著邊際了！

因為夏代人們還沒有明確的姓，到丁閻、間的別，貝族、奴隸主オ右賤民、奴隸只有名而無姓。經過春秋戰國的大動蕩，大分化，奴隸制度逐漸轉向封建制，庶民地位有所提高，人人可以取得姓氏，故一姓就衍生出許多分支，稱為“氏”。到秦漢，姓氏合一（即以氏為姓），此時的中國，至少有數以千計的姓了。

“陽”姓之最早的發端是周王朝第19代君主周景王（公元前544年即位）封少子于陽樊（今河南濟源皮城），其后人即以“陽”為姓，這就與夏禹（公元前2205年即位）時代相距1700多年了！

至于王天富所言五峰的陽姓人說“他們的祖先是在陽華帶領下，從河南到鄖陽的漢江兩岸治水的”。也是信口開河。

筆者六十年代初曾在五峰區東峰小學教書，東峰小學所在地庹家洲（古麇國都城遺址）就有三戶同宗的陽姓人，叫陽日富、陽日生、陽光成。陽日富的兒子就在我班上讀書。據陽日富講，他們是清代從河南遷居鄖陽的，原姓“歐陽”，后來同宗分支，分為“歐陽”、“歐”、“陽”三姓。而“歐陽”之姓得之于越王勾踐26代孫“蹄“，更晚于“陽”姓了。

鄖陽之“陽”，第一次出現是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即明朝右副都御史原杰到鄖陽撫治流民時，請求于鄖縣設置府、衛以安置流民時，才提出“新設之府“擬名‘鄖陽’”的。原杰等當時為何將新設之府擬名“鄖陽”？他不是依據“陽華治水”的傳說，而是新設之府的府治定在鄖縣城，鄖縣城地處漢江之北，伏牛山之南，故新設之府依“山之南水之北曰陽”的慣例名之為“鄖陽”是順理成章，十分恰當自然的事。

中國地名里，以“山之南水之北曰陽”方式命名的地名甚多，諸如襄陽、鄖陽、棗陽、漢陽、南陽、沔陽、洛陽、沈陽等。足見“陽”為地名之通名，都是取“山之南水之北日‘陽’”之義。

另一個問題是，在設置鄖陽府之前，鄖陽這一帶被稱作什么名。在明代，鄖陽這一塊隸屬襄陽，又在漢水中上游，荊山西北，故稱為“荊襄”（襄陽府荊山西北地帶）。“荊襄”原系湖廣布政司所轄荊州、襄陽兩府的簡稱。但用于指流民時，卻是指荊州及川、陜、豫交界的大山區，即后來的鄖陽山區：“荊襄地連河南、川陜，延蔓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為屯聚。”(《明憲宗實錄》)具體言之，所謂荊襄地區，是指荊州府的西部山區，即今湖北宜昌、長楊、秭歸、興山、巴東等縣和襄陽府的西部山區，即今南漳、光化、谷城、保康、房縣、均縣、鄖縣、鄖西、白河、竹山、竹溪，還包括河南南陽府西部熊耳山區的鄧縣、內鄉、西峽、漸川等縣。這里“介湖廣河南陜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扼塞、林箐深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鴻猷錄）卷十一）因而“南北流民僑寓于此者，比他郡為多。”

鄖陽地區在明初曾被列為全國最大的封禁山區。但明中葉全國二十個省近200萬失去土地的流民卻來此求生，也于此演繹出了官府與流民封禁與反封禁，驅遣與反驅遣的大規模的斗爭，并最終促成了鄖陽府的設立。正因此，鄖陽地區在明中葉成為當時官民雙方關注的熱點，史書及朝臣、地方官對鄖陽的記述不絕于書，皆稱此地為“荊襄”。例《明史．憲宗本紀》:“是年（王順八年）……荊裏盜賊大起，道路不通。”《明史·項忠傳》:“白圭既平劉通，荊襄間流民屯結如故。”明京城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荊襄自古用武之地”。

歷數這些，是說明本地設府之前，根本就沒有“鄖陽”這一名稱，至于《明史紀事本末》一書有《平鄖陽盜》專章，那是該書作者、清代官員谷應泰在追述明代荊襄流民斗爭時，按后置之“鄖陽府”之名來稱“荊襄”。這正如后人在述及劉邦、李世民生前事時，稱其死后廟號“漢高祖”、“唐太宗”一樣不足為怪。

此外，王天富對“鄖”字的解說，是按照“鄖人＋伏龍關＝鄖關”的模式完成的。其原文表述為：“楚人北徙鄖人至伏龍關，客籍鄖人和伏龍關的土著人共同生活，相互融合，‘鄖人’和‘伏龍關’并稱兼容，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鄖關’”。

考憑史實，王氏的解說依然是無根據的妄斷與硬說。

關于“伏龍關”。從鄖陽現存縣志看，康熙丙午版《鄖縣志．卷七．形勝》所記鄖縣“十景”為天馬書巖、摘星坡峻、南門晴望、十堰春耕、蕭寺留題、仙営遺像、武陽神洞、盛水靈泉、龍滾灘聲、瀛洲雨意。“又八景”為筆山排因、漢水朝宗、茆窩社鼓、興福晨鐘、妝臺曉月、雪樓春風、履塘仙跡、相國故封。康熙年所修縣志中，共列鄖縣十八景，既有自然景觀，又有人文景觀，甚全連十堰、茆窩的春耕、社鼓都列入其中，就是沒有伏龍關！

伏龍關當時不算一景，總該算一處關隘吧！但該志“卷十七．關堡洋梁中記有“鄖關”、“黎子關”兩處要沖關隘。也沒有伏龍關。

由此看來，康熙丙午年（1666年）修鄖縣志時，伏龍關既不是景，也不是關，或許還沒有“伏龍關”此名。

又過了200年，即同治丙寅年（1866年）．鄖縣再次修志。主編賈洪詔于《藝文卷》中錄了他所寫的“鄖縣十景”詩，分別為武陽神洞、天馬書崖、摘星峻、南門晴望、十堰春耕、瀕州雨意。又有知縣段千恂的“鄖縣八景詩”分?為原臺古柏、楊溪煙樹、靈泉瀑珠、天馬騰驤、西浦帆泊、南樓春曉、金魚競渡、紅門晚霞。該志所列十八景中仍無伏龍關！

同治丙寅年（1866年）《鄖縣志．興地卷二．關隘》列了十處關隘，其中城關三處。原文為“鄖關：城西。伏龍關：城西附城垣。攔馬墻：城南附城垣。”

這是“伏龍關”第一次出現，且是“城西附城垣”。所謂“附城垣”，是指附著于城墻的一段墻（垣：墻）。

那么，鄖縣何時才有城墻的呢？

椐該志《營建卷四．城池》載：“按府志：縣舊無城，明天順八年（1464),知縣戴琰始筑土城，成化十二年（1476）撫治原杰展筑………”這說明，1464年以前，鄖縣根本就沒有城墻。既然沒有城墻，“附城垣”、“伏龍關”也就不存在。“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該志《卷首．城池圖》中，標畫出伏龍關位置，在鄖陽府城墻由北折而向西處。此處瀕臨漢江，山勢陡險。當時的人在此處按東西向又建一小型城墻，附著于原城墻上，并設有關門，大概是非常時期，用以阻隔由北向西侵擾小西門、大西門的盜賊之用。故志文記為“城西附城垣”﹣城西附加的一段城墻。

距此2164年（公元前701年）前楚滅鄖國時，鄖地隸屬麇國，麇國都城在五峰鄉。而后世明代的鄖縣城距麇國都城140里，當時還屬荒僻之地，哪有城墻的影子及“附城垣”的“伏龍關”？王天富如此大膽而糊涂地信口咧咧，真應了他老家那句民諺：“胡扯芝麻葉”!

筆者系鄖縣城關人，幼年曾隨城西親屬至伏龍關。印象中關內有一廟，香火冷落。關前臨漢江處有一矮圍墻，墻下峭壁千尺，江水深藍且漩渦處處，俯瞰使人目眩心悸。峭壁的半腰用鐵索懸掛著一把劍，劍尖直指崖下深漩，用以鎮壓江中惡龍，不使興風作浪，故伏龍關所在地，又稱掛劍山。由伏龍關進小西門向東，則是西北山嶺伸人鄖陽地區的一段余脈，其尾部山頂，義建有一“八卦亭”用以鎮壓龍尾，解放后此亭改建為烈士亭，但鄖城人相沿仍稱“八卦亭”。

需要說明的是，伏龍關處西城墻外，漢江峭壁之上，本是彈丸之地，又建有一廟，故空地十分有限，難容百人立足。這一點，當年鄖陽府城，特別是朝陽街的居民都很清楚。

《追》文中稱春秋時楚國滅掉漢江平原的古鄖國后，“北徙鄖人至伏龍關，客籍鄖人和伏龍關的土著人共同生活，相互融合，鄖人’和‘伏龍關’并稱兼容，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鄖關’”。這種解釋與史實完全不符。楚滅古鄖國是公元前701年，距此約2500年（即康熙丙午年公元1666年）后，伏龍關才出現。而早于“伏龍關”兩千多年的“鄖關”，當時是控扼漢水琵琶灘的一道關隘而不是“附城垣”。所以，“鄖關”是不能按王天福“鄖人＋伏龍關＝鄖關”的模式來解釋的。

《史記．貨殖列傳》稱“南陽西通鄖關”。這當是“鄖關”的最早出處。又據清嘉慶《湖廣通志》載：“鄖關在鄖縣城東二十里”，大約在今琵琶灘上下。此處是溯漢水而上的第一個險灘，水湍流急，是屏蔽鄖陽水路的第一關！漢代于此設“關都尉”，年薪相當于郡太守。“鄖關”以上，早則為傍漢水的百姓集中聚居地，后來為漢水中游重要碼頭與商埠。大概最早經營此地的是由古鄖國遷徙而來的人，故名“鄖關”。

關于楚滅古鄖國，鄖人從江漢平原遷徙到今日鄖縣，《追》文也有兩處毫無常識的顯性謬誤。

其一是《追》文稱“麇、絞二國被楚國并滅在前，鄖國被楚國并滅在后。”而實際情況是：楚敗鄖師是公元前701年。103年后，即公元前598年，楚滅麇（何浩《楚滅國研究》)。為使讀者明白，不妨以圖示之：

王天富因為沒有對公元前時間推算的最基本常識，所以荒唐地把兩件大事的前后順序完全顛倒了。更荒唐的是，他在這個錯誤的基礎上又推演出了一個十分荒唐的結論，把它作為立論的基礎！

其二是“楚滅鄖國且遷其民到麇地守邊”不合史實。《追》文稱：“據史料記載，楚人強迫鄖人溯漢江而上，北徙到麇、絞故地（今鄖縣城關周圍）居留守關，以防秦國南犯疆土。”楚滅鄖國時．麇、絞都還是獨立的國家。麇雖是楚的盟國，但因楚人將都城從與麇接壤的丹淅山中遷往江漢平原的郢，對麇鞭長莫及，麇逐漸和楚疏遠。公元前617年冬，楚國大會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公開擺脫楚國的聯盟，次年（公元前616年）便遭到楚的討伐。楚軍先于房縣打敗麇軍，又進軍到麇國都城錫穴（今鄖縣五峰）。但此時麇國雖敗未亡。

公元前611年，麇國為反對楚國的侵略，聯合鄂西北另一強大的方國﹣庸，乘“楚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庸、麇聯軍聲勢之大，便楚人恐慌，“楚人謀徙于阪高”一計劃遷都！楚國的這場大災難，后來是楚莊王親征鄖陽，聯合秦國、巴國一舉消滅了庸國，麇也于被楚所滅。

由此可見，麇國始為楚之盟友，楚遷都于江漢平原發展后，麇國成為楚國之敵，且是楚西北邊陲的最大威脅之一。所以，楚人若將在漢江平原擊敗之鄖國人遷往麇地守邊防，那等于是為虎添翼，楚人不會那么蠢！

何況，麇是楚之盟國而非楚之領土，楚人當時也沒有那么大的權！更重要的是，楚人每滅一國，是將該國公族遷到楚鞏固的后方嚴加監管，該國故地則“設縣以統之，因俗以治之”（見《楚史》)。可見，《追》文中稱楚滅鄖國且遷其民到麇地守邊，不符合史實，完全是王天富的想當然！

鄖人自江漢平原遷徙來今鄖縣地，是史界共認的事實。至今鄖縣城關及周圍地區的一些方音、習俗與武漢相同（如鞋（ xie ）讀“ hai 亥”，街（ ie ）讀“ gai 該”等）可為一例。但鄖人究竟何時遷來鄖縣及怎樣遷來，《左傳》、《史記》未提及。近年，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石泉所著《荊楚地理新探》、張正明所著楚史》、湖北省楚史研究會的《楚史研究專輯》等都有涉及，但皆無定論。

史界對鄖國人遷今鄖縣址有兩說，一是楚滅鄖國后，鄖人被迫溯漢江北徙；一是楚滅鄖國后，鄖人未遷徙，后來秦始統一六國后強制遷徙六國貴族于秦巴腹地，鄖國公作為楚國公族被遷來此。這兩種說法，后一種說法應該更合理，因為楚的發展進程與黃河流域諸國不同，建制方式也不相同。秦、晉諸國的“縣”只是泛指郊外的邊遠山區，不構成一級行政區域。而楚國楚武王熊通創立的“縣”，則是相當于今天的行政區域。熊通創縣制，是從滅權國始，滅掉權國，不滅其族，改稱“權縣”，滅“隨國”設“隨縣”，滅“鄖國”設“鄖縣”。………只有麇國屬西北蠻夷，滅國后楚將麇人強遷至湖南岳陽市東建“麇城”；監督麇人居此，麇國原地不設“麇縣”，而以其國都“錫穴”之名命名為“錫縣”。

楚人不強制遷鄖人，除楚制外，另有一因是楚鄖和親。熊通之前的楚君熊儀的一位夫人，即是鄖國公族女子。

楚雖滅鄖國設置鄖縣而不遷其族，但也不排除鄖人中有人不甘受制于楚而流亡。鄖人假若流徙，為什么不到別處而溯漢江北上到今鄖縣境發呢？原來這是一種故土之戀。

涢水流域的古鄖國，追溯其淵源，不是涢水土著所建，而是周初流徙于此的巴國人所建。巴國是周天子分封的子爵之國，位于陜南一帶，與今鄖具毗鄰。故鄖人國被滅而逃亡，就很可能回歸故土。而回歸故土，他們只能溯漢水北上。但在漢江平原經營農田有豐富經驗的巴人后裔，不一定要返回到陜南的山莽中。今鄖縣城關周邊楊溪、大堰、柳坡千畝成片的良田沃土會使他們留居于此地。“地名隨著人遷移”，古鄖國人也就將“鄖”字帶到我們這里。當然，這只是推論，是否如此，要靠典籍和考古來證實。

據史書記載及近年楚史專家研究，鄖國滅亡后鄖人主體并未被遷遠。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率吳軍伐楚，楚昭王從郢都逃出，即逃往鄖縣，受到鄖國公斗辛的保護，送往隨縣，躲過了伍子胥的追殺。看來，鄖人的大遷徙，當是秦統一全國后，強遷六國貴族于咸陽、秦巴腹地時。

應該承認，從江漢平原遷來的鄖人，無論是耕作技術還是文化水平都高于當時古麇地的土著，因其經濟發達，終究后來居上，以“鄖”名取代了當地的“麇”、“錫縣”、“長利”等。這正如今日“十堰”，原是鄖陽地區鄖縣所轄之區，因車城之設而聲名大振，取代了“鄖陽”之名，原來管轄十堰的鄖縣，反而成為十堰市的屬縣。

至此，可以說，江漢平原的古鄖國人帶來的“鄖”字，是鄖陽得名之源，“陽”字是地名通用字，始用于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鄖陽設府之時。

行文至此，不免要多說兒句。王天福說“鄖”說“陽”都無史實依據，多是妄斷與硬說。結果鬧出些“三豕渡江”的笑話。但更大的悲劇是，此種虛妄荒謬之說，由于作者是縣黨史縣志辦主任，居然載于黨報，傳于市井，甚至被人目之以“專家”“學者”之說。

此類文字貽笑于外地識者事小，貽誤后人則其害至大看來，根底過淺卻急功近利鬻名的浮躁心態是不能做學問的。

當然，毫無文史基本常識的人侈談文史自然會鬧出大笑話，不管他是什么官階或者有多大的虛名。

吾當自誡而慎之！

下期內容 鄖縣伍子胥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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