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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管子.國蓄》

從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作者管子是一位主張君王壟斷一切資源的思想家，他認為“利出一孔，舉國無敵”，理由是只要君王掌控了一切財富，老百姓的生殺奪予，都掌控在君王的手上，這樣，君王就能夠最大程度調動一切資源，控制一切。

后世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韓非子也都有著類似的主張：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國不守。

壟斷資源，實現專制，這就是法家留給后世的政治遺產，但很多時候，利出一孔，往往帶來的是禍患，而不是想象中的盛世。

壹

違背經濟邏輯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面最先提出需要有市場這一雙看不見的手來掌握經濟的發展走向。眾所周知，社會經濟發展有其自身規律，并不是人力所能為。但是帝制時代，帝王的干預，可就是屢見不鮮了。

我們可以發現歷史上絕大多數的經濟政策，并不是由于當權者謹慎而又縝密地進行一番研究之后，才拿到臺面上來推行。往往直接取決于皇帝本人的意志，甚至在不同的場合，帝王會根據自己的情緒，來制定推行一些政策。

漢武帝統治時期，從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先后三次發兵匈奴，動輒幾十萬大軍，軍費和后勤開支在很快的時間內使得國庫余財消耗殆盡。征討匈奴的軍隊雖然戰功赫赫，斬首無數，但是功成名就之后的賞賜，一度成為大問題。

屋漏偏逢連夜雨，這期間，黃河、渭河還有山東地區都發生了嚴重的水災，救災與安置問題，又成了重中之重。

戰爭、水利、救災把漢武帝政府的財政推到了崩潰的邊緣，漢武帝便召集群臣，進行了兩次廷議，第一次結果不太理想，便有了第二次針對方案，提出了算緡告緡的方案。

這一方案，就直接沖著工商業階層來的，加重了對全部工商業者的國家賦稅，一方面對隱匿財產不如實申報的采取嚴厲措施，鼓勵告發行為。

另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正面引導措施，選取一些正面人物，給那些商賈巨富做一個典范。卜式就是一個這樣的典范，他是河南的大地主，在水患之際，出錢二十萬，捐贈地方政府，上了“富人助貧人者”名籍，漢武帝看到這個典型之后，立刻拿來昭告天下。天子于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幾次告緡沒有取得理想中的成果之后，漢武帝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下旨“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并且任用了兩名酷吏，楊可與杜周，前者管財政上的具體操作，后者管理刑獄。

杜周這個人，非常懂得揣摩圣意，手段鐵腕，只要是武帝看不順眼的，立刻想方設法抓捕到案，要是沒有得罪天子，則就拖延判斷，甚至想方設法為其洗清“冤屈”。

一旦抓捕到案，就會立馬被杜周給關進監獄，大刑伺候，不給任何申辯的機會，都辦成鐵案。《史記.平淮書》記載：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凡是因告緡入獄的，無論是被誣告，還是真有其事，少有人能夠活著出來，幾乎都被辦成鐵案。

這次告案取得的效果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得民財物以億計，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

漢武帝這樣的舉措，是對工商業的一次空前浩劫，所有的主要商品經濟部門均被收歸官營。從此，獲得土地成為了工商業者唯一的出路，整個工商業開始成為農牧業的附庸，商人的地位也因此一落千丈。

其實，在告緡政策剛推行的時候，就存在不少弊病，例如波及面太大，掠奪范圍包含了不進入流通領域的財產，還有一點，本來應當用于地方稅的征收被皇帝給直接收走，導致地方官員征收也不積極。

告緡一開始的不順利，并不只是商賈巨富不配合，而是在操作層面，出現了很多紕漏。但是利出一孔指導之下的漢武帝，不會去分析自身的問題，當用強力措施掠奪財產之后，便會對這樣的舉措屢試不爽。

以致于后來漢武帝統治的末期，整個社會生產都受到了極大的損害，工商業凋敝，導致民不聊生，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縱使多少次輪臺罪己詔，都無法挽回這殘缺破敗的局面。

貳

致使社會缺乏活力

“利出一孔”還有一個很大的弊病就是容易弄得整個社會死氣沉沉，極度缺乏活力，道理很簡單，資源與財富如果全都掌握在當權者的手中，那么還想從中分得一杯羹的話，只有一條出路了——加入那些當權者，成為特權階級。

但是特權階級的位置就那么多，一個蘿卜一個坑，眾多士子前去爭搶，必然是僧多粥少，能進士及第的，必然寥寥無幾，是其中的佼佼者。大多數人還是會成為白衣修士，落榜書生，可往往又心有不甘。

吳敬梓在其著作《儒林外史》中描繪的眾生相，可以說就是“利出一孔”模式之下的受害者。從小就做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從弱冠之年到知天命的年紀，投入了無數沉沒成本，卻依舊一無所獲，由此變得瘋瘋癲癲，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

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在體制的設計上，可以說完全就是按照“利出一孔”的思想來設計了。對商人嚴格限制，出行不能乘坐馬車，不能穿綾羅綢緞。

對手工業者，軍戶還有平民百姓等，實行了嚴格的戶籍安排，職業流動性也不能太大，你的祖上是做什么的，到了你這一輩，你也就只能做什么，所謂的手工業者、匠人還有軍戶的傳承。

朱元璋像一個大家長式樣的老農一樣，管理著這個帝國的一切，將一切財物與資源，緊緊地攥在自己的手上，他以為自己這套體系可以完美地一直運轉，大明王朝也會因此延續下去。

最典型的，就是他在經濟層面喜歡推行高度的計劃性，這樣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便于自己的操作，加上他生性苛細，很多經濟指令刻板到讓人無法接受的地步。例如在工部行文中，他會規定農民要定時定量種植棗、桑之類的農作物，具體的操作層面，還做了很詳細的規定。

這個政策，推廣到全國，在有的地區確實可以讓老百姓豐衣足食，但是在不適合種植桑、麻的地方，這樣的指令推行下去，無法達到收成的標準，就要用賦稅來代替，這無疑是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更要命的是，朱元璋對于宗室和藩王的一些安置措施，在他去世之后，立刻就變了胃，有明一代，宗室藩王，總是兼并大量的土地，利用手中的特權竭盡所能的斂財，這就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利出一孔所留下的弊病。

無數人擠破頭，想成為特權中的一員，殊不知，那些出身于特權階層的大明宗室，早就分走了蛋糕的絕大部分。

叁

工商皆本，古代社會的健康模式

太史公司馬遷就是一名“工商皆本的支持者”，先是在《史記》中記錄了市場的繁榮和運作的規律，同時也在其中倡導自由放任的市場，認為這是致富的法寶。

先是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論：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史記.貨殖列傳》

太史公堅信，治國的最高境界是順應人性，給人們追求幸福的自由，不要去與民爭利，順應民意，利用好市場，財富自然而然就來了。

待農而食之，虞（管理山澤的人）而出之，工而成之，尚而通之。

他將商人與農業勞動者，管理山林的人相提并論，這表明，在司馬遷看來，商人在經濟生活中是有著不可替代性的，可以說，太史公的很多見解，實在是超前而又極具遠見。

北宋時期，商品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史學界有種“”農商社會的說法，司馬光曾經提出：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谷有余。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余。商賈流通，則無有交而貨有余。

司馬光這番論斷，道出了一個健康的經濟社會，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各司其職，促進貨物在市場上流通，良性循環發展的規律。

而宋代文明的繁榮，很大程度上離不開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流動性。這也是為什么兩宋可以在強敵環伺，偏安一隅之后，還能夠延續其生命很長時間的一個原因——盡可能地走出“利出一孔”的局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與天下子民共利。給了人們共同獲利的希望，并且在實際層面也確實分到了一杯羹。

最后說一句，要警惕“利出一孔”的現象的同時，要盡可能地杜絕不公平，但是不要妖魔化和敵視企業家。我們的世界總是充滿著不確定性，企業家的存在，就有了一群面對未來做出判斷并且敢于冒險的一個群體。我們也許會羨慕其中一些人的光鮮亮麗，但是摸著石頭過河中的勇士，也有不少為了探路而墜落河底的。

引用張維迎老師的著作中的一句話作為結尾：正是由于那些最善于判斷未來和愿意承擔風險的企業家發現了沒有滿足的市場，創造了各種各樣的新產品和新技術，過去兩百多年的經濟進步才成為可能。（對標我們過去的四十年，同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