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裹挾著冬天的氣息，把北京吹得七零八落，耳邊響著《烏蘭巴托的夜》“穿越曠野的風啊，慢些走，我用沉默告訴你，我醉了酒。”黃葉裹著銀杏在地上被踩成醬，風中的味道讓人不自覺的穿越回每一個記憶中曾經(jīng)留下的回味。

十八年前，我坐在公交車上，看著窗外昏黃，伴著紛飛的雪花，憧憬著一個新的生活。帶著剛面試完的輕松，感慨著北京真的很大，大到從西邊到東邊，雪都停了。至今還覺得，那個情境下的北京非常的美，大氣沉穩(wěn)的迎接著每一個奔向她的人，并給予他們新奇和希望。

在一個嬰兒成年的時間段之后，再來看這座城市，漸漸的她的樣子不在如當時那么鮮明，就像相處已久的老朋友，如果不是刻意的去體會，都不能發(fā)掘她的存在。她成了我生活的全部，而我成為了她的一部分，成了她諸多傳奇下的一段小小的故事。

看著她，總有一些激動，但也同時伴隨著很多遺憾。其中有一種遺憾，就是這個城市的精彩，被快速的社會卷積之后，碾壓消散在時間的洪流當中。百年之后，誰又會知道這里真正發(fā)生過什么？誰在記錄和講述這一段時間內(nèi)的真實故事呢？

關(guān)于城市的故事里，有一個標題帶有一些年代感，卻又讓人記憶深刻，那就是獲得過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前蘇聯(lián)電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這部上映于1980年的影片，講述的是1958年以及16年后的兩個時間點上，生活在莫斯科幾位年輕人的成長故事。之所以間隔了16年，也是橫跨了一個嬰兒成長到懵懂青年的時間，也從這個角度，帶出了一代人成長起來的背景下，莫斯科的變化。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的故事并不復雜：一個工廠的女工卡捷琳娜，假裝知識分子跟一個電視臺的員工談戀愛，謊言被戳穿后，男人離開了他，而女人則堅持生下了孩子，努力考上了大學，十六年后，稱為了工廠負責人，以一個新時代精英的身份，遇到了一份新的愛情。

故事的意義，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環(huán)境下，會有著不同的呈現(xiàn)。放在當下任何一個開放的社會中，卡捷琳娜的故事都不會被當成一個故事來看待，人們理所當然的認為，生活的核心，就該如此，人為了自己負責，社會提供人發(fā)展的可能性，最終的未來由人自己來實現(xiàn)。

但在曾經(jīng)的某個時代，某些體制之下，人們會把如今看起來稀松平常的行為，如選擇自己的生活，當作是一種勇敢。卡捷琳娜時代英雄式的故事，如果早十幾年，不僅不會實現(xiàn)，還可能被當作某種社會的不穩(wěn)定份子被處置。而再晚十幾年，就會成為千千萬個普通的生存故事當中的一個而已。

而這種生存故事，被哲人編譯成一種觀念，稱作“存在主義”，強調(diào)的是存在先于本質(zhì)——人并不是以某種共通的本質(zhì)、以社會的某一種模板為前提的，人只是以自己為前提，人就是各種可能性的創(chuàng)造者，是開拓生存的探索主體，而不只是某種必然結(jié)論的承擔者。

如果說存在主義破除的是人被設(shè)計成或預先就能安排應(yīng)該怎么樣的那種目的論的話，那么在此之外《莫斯科不相信眼淚》還提供了另一種感悟生活的視角。即生存本身并不像說起來一個詞那樣的完整，跟一滴水中隱含著滄海不同，人生當中沒有一瞬間能夠代表他全部的生活，也沒有任何一個跨度能夠被賦予全部生活的意義，即便是我們定義從出生到死亡這個過程，也無法簡單清晰的將生存概括出來。

生命就是一場復雜的、混亂的、不可概括也不可重復的歷程，任何一時的經(jīng)歷，都不能代表人生的全部。正因如此，無論我們處于高峰，還是低谷，不論是幸福，還是痛苦，也不論是憧憬，或是絕望，只要我們將眼光放的更遠，拉長到生命可以承載的最大限度內(nèi)，一切似乎都會變得可以接受，甚至獲得了其或好或壞的特殊的意義。

當然，這一切都已經(jīng)逐漸成為人類愿意付出努力保護的一種公式，人的自主性和社會的可能性、人生的片段與整篇之間的關(guān)系，都變得越來越清晰。但是這也并不意味著如今的人生存的就會更輕松，一個時代總有一個時代的眼淚。

阿根廷不曾為誰哭泣，莫斯科不僅不相信眼淚，也不相信炮彈，北京遇不上西雅圖，只是守著一根拭子，提防著人們身體上的免疫和精神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