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我國本土疫情防控總共經歷了三個階段，分別是原始毒株時期、德爾塔毒株時期、奧密克戎毒株時期，每個時期的防控模式有明顯區別，以下分別做具體介紹。

一、原始毒株時期（2020.1—2021.6）

特點：傳播鏈控制與北京模式

2020年初，新冠原始毒株在我國擴散，一度導致湖北封城。原始毒株的致死率達到2%，如果出現醫療資源擠兌則更高。但原始毒株的傳染性遠不如后來的德爾塔和奧密克戎，R0在3.3左右。針對這一特點，我國選擇清零策略，在經歷3個月的封控后，本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經濟也進入恢復階段。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5月—2021年6月期間，我國在并未大規模封城的情況下，依舊有效控制住本土疫情。為什么會這樣呢？主要得益于“控制傳播鏈”策略。

通過篩查密接者，進而追蹤傳播鏈，能有效控制疫情擴散：

由于疫情是以傳播鏈的方式傳播（比如A傳染給B，B傳染給C），當發現一例感染者B后，可以通過篩查密接者等方式，來鎖定其上下游傳染者A和C，那么接下來只要將A和C的密接者也找出來并隔離，就能阻斷疫情傳播，有效控制擴散。成本很低，代價很小，無需封城。

在新冠原始毒株時代，“控制傳播鏈”的策略非常高效，因為大部分人感染原始毒株都會發燒，發燒就得去就醫，去醫院就能檢測出來。因此那個時期根本不用大規模篩查核酸，靠檢測體溫就能判別是否感染。所以那個時候出行很方便，坐飛機只要測個體溫就行。

原始毒株時期北京疫情走勢：

在原始毒株時期，北京疫情控制得相對較好，即便是2020年6月豐臺一度爆發新冠，但僅用了半個月就控制下來了，也基本沒有影響民生。作為一個每天都有國際航班輸入、人口流動極高的城市，為什么北京能有如此抗疫成績呢？這離不開當地居民的配合。我們知道北京居民應該是全國最擁護國家政策的，所以在新冠1.0時代，很多北京居民只要發高燒都會去就醫，刻意隱瞞的人并不多。北京的居委會管控也相對嚴，公共區域不戴口罩基本進不去。不僅如此，北京居民在做流調的時候很配合，行程報得比較清楚，這樣就有利于快速篩查密接者，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憑借居民配合度，北京成為原始毒株時期的抗疫模范生。

二、德爾塔毒株時期（2021.7—2021.12）

特點：精準防控與上海模式

2021年7月，南京祿口出現疫情，標志德爾塔病毒進入我國，代替新冠原始毒株成為新的傳播源。

與初代病毒相比，德爾塔病毒雖然致死率有所下降，但傳播能力卻大幅上升，R0保持在5.1左右的水平。如果只是這樣，那對我國影響還算有限。更麻煩的是，德爾塔病毒疊加大范圍的疫苗接種，使新冠感染出現了大量無癥狀病例，這就對過去追蹤傳播鏈的模式構成挑戰。

在新冠1.0時代，感染者通常會發高燒，只要他們去醫院就會被檢測出來。但在新冠2.0時代，很多感染者不發燒了，也沒有其它癥狀，然而他們仍具有傳播能力。這些沒有意識到自己感染的人一旦大量流動，就會使新冠快速傳播，造成疫情大面積擴散。

不僅如此，無癥狀感染者的出現，使新冠溯源工作變得極其困難，2021年的內蒙疫情和西安疫情之所以很長時間都沒有被控制，就是因為一直沒找到傳染源頭。當傳播鏈里面有大量無癥狀感染者時，追蹤溯源的時候很容易失去線索。本來通過A篩查B，通過B篩查C，結果現在B變成無癥狀了，那整個追蹤鏈條就斷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防疫策略發生轉換，部分爆發疫情的城市開始搞大面積核酸，目的就是為了把無癥狀感染者篩查出來，也就是從去年開始，出行的要求從檢測體溫變為核酸證明。

憑借密集的攝像頭，上海一度實現“精準防控”：

如果不想搞大范圍核酸，有沒有辦法可以控制疫情呢？上海給出了答案，那就是“精準防控”。所謂“精準防控”，就是利用攝像頭監控等高科技手段，對感染者的行程軌跡快速追蹤，在疫情大面積擴散之前就把密接者完全控制住。以快制快，將感染的苗頭扼殺在萌芽之中。

上海的“精準防控”，其實需要很充足的人力和物力，當出現一例陽性確診時，需要上百個流調人員反復翻看監控錄像，將確診者近一周內所有去過的地方、接觸過的人全部找出來，這是一個體力活+技術活。但好處是能避免大范圍核酸，也不用封太多小區，也不存在漏篩無癥狀感染者的問題。一度成為全國典范。

因此在德爾塔病毒時期，上海成為中國疫情防控最出色的城市。

三、奧密克戎毒株時期（2022.1—今）

特點：常態化核酸與深圳模式

今年年初，奧密克戎在我國新增確診病例中的占比逐步提升，最終取代德爾塔成為主要流行毒株。

奧密克戎雖然致死率進一步下降，但傳播速率大幅上升，初代奧密克戎R0飆升至9.5，也就是說在不做防備的情況下，一個陽性病例可以傳染9.5個人。

奧密克戎的出現，使上海“精準防控”的模式受到挑戰。因為奧密克戎的傳播速度太快了，以致于無論流調人員如何加班加點，篩查密接人員的速度都趕不上新冠傳播的速度。今年3月，上海出現大面積感染，最終不得不靠大面積核酸+封城的手段來控制疫情。

在奧密克戎時代，光靠流調追蹤已經無法控制疫情，因此在今年4月之后，我國防疫策略發生變化，開始推行“常態化核酸”。

所謂“常態化核酸”，就是在各大城市城市建立步行15分鐘的核酸“采樣圈”，并對城區居民實行定期“全員檢測”。通常來說，核酸檢測頻率最高一天一次、最低七天一次，平均三天一次，也就是查72小時核酸。而且做到“應檢盡檢”，居民必須持有效期內核酸陰性證明才能進入公共場所。

今年入冬以來本土疫情再度擴散：

客觀來說，在今年夏季，“常態化核酸”取得了良好效果，本土疫情一度被壓制。但進入秋冬季以來，本土疫情再度擴散。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1、冬季氣候較冷、紫外線強度較弱，有利于冠狀病毒傳播；

2、變異后的奧密克戎BA.5和BF.7傳播更快、更容易隱匿。

這里做一個對比，新冠原始毒株的R0為3.3，德爾塔毒株R0為5.1，奧密克戎BA.1的R0值為9.5，奧密克戎BA.2的傳染系數為13.3，奧密克戎BA.5的R0值高達18.6。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意味著在未做防護的情況下，一個奧密克戎BA.5的攜帶者平均可以傳播18個人。

當然，R0是在未做防護情況下的傳播能力，由于我國大量國民佩戴口罩、并積極接種疫苗，新冠病毒的實際傳播系數Rt會低一些，綜合來看：

夏季時期奧密克戎BA.2的R0為13.3，Rt為4左右；

冬季時期的奧密克戎BA.5的R0為18.6，Rt為7左右。

接下來進一步探討，為什么在全國各大城市普遍采取常態化核酸的情況下，入冬以來疫情仍出現擴散。

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常態化核酸雖然能幫助防治疫情，但存在漏檢的可能性，原因包括：

1、部分居民不需要頻繁進出公共場合，因此不經常去核酸點檢測；

2、部分檢測人員操作不太規范，有可能會造成漏檢；

3、在普遍采用咽拭子檢測的情況下，一些核酸試劑本身存在漏檢或誤檢的概率，因此需要多次檢測來篩選陽性病例；

4、新冠感染初期病毒攜帶量較低，Ct值＞35，隱匿性強，難以被檢測到。

綜合來看，在混管檢測的情況下，單次核酸漏檢率可能在10%-50%之間，不同的城市差別很大，一線城市漏檢率應該會低一些。

這里列出一個公式：

常態化核酸下的疫情傳播系數λ=病毒實際傳染系數Rt×單次核酸檢測成功率÷全體居民核酸檢測頻率

實際的計算方法會復雜得多，公式這么寫只是為了便于理解。通常來說，新冠實際傳染系數越大，核酸漏檢率越高，疫情就越容易擴散。核酸檢測頻率越高，疫情就越容易控制。

當Rt=4時，不同頻率的常態化核酸下疫情傳播系數：

今年夏季，大多數城市可以靠常態化核酸來控制疫情傳播，因為此階段主要流行的是奧密克戎BA.2，在夏季高溫的情況下實際傳播系數被壓低。對于北京等一二線城市，由于漏檢率低，因此在三天一檢的情況下也能把λ控制在1.5以內。這樣的話，只要對中高風險地區采取局部封控措施，就能有效控制疫情。但對于內陸地區一些三四線城市以及部分鄉縣地區，由于種種原因（比如口罩佩戴率低、居民核酸意愿弱、檢測誤差高、工作人員操作不規范等），這些地區漏檢率較高，因此λ處于較高水平，造成疫情反復擴散的問題。

當Rt=7時，不同頻率的常態化核酸下疫情傳播系數：

但到了冬季，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很多城市的流行毒株是奧密克戎BA.5，該毒株傳播能力相當強，可以靠氣溶膠的方式傳播，最遠傳播距離達到80米，防不勝防。而且在低溫的加持下，傳染能力進一步上升，一些城市甚至出現實際傳播系數突破8.2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三天一檢甚至是兩天一檢的城市，即便漏檢率很低，但也出現了疫情擴散現象。

因此，今年冬季以來本土疫情擴散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冠傳播系數的大幅上升。并非所謂的地方“躺平”，也跟20條沒什么關系。面對一個實際傳播系數幾乎翻倍的病毒，防控壓力確實存在。

深圳疫情走勢：

但在本輪疫情里面，深圳是為數不多的疫情沒有擴散的大城市，今年下半年以來深圳新增確診病例從未突破年初高點。要知道深圳跟香港就隔著一條河，香港大部分居民已經感染過新冠，深圳應該是全國最容易出現輸入型病例的城市。然而，就在這種情況下，今年下半年深圳依然控制住了疫情，這是為什么呢？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深圳的核酸頻率是一天一檢，大部分時期，深圳都要求持有24小時核酸陰性證明報告才能進入公共場合。從前面的計算我們知道，一天一檢的防疫效率遠高于三天一檢。即便是在奧密克戎BA.5時期，一天一檢也能將λ控制在1.5以內，這就大大延緩了疫情傳播速度。

因此要想控制全國范圍內疫情擴散，有兩種辦法：

1、大幅降低核酸漏檢率，比如用肛拭子代替咽拭子；

2、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一天一檢，代替之前的三天一檢。

這就好比拿漁網在池塘撈魚，要想把魚都撈起來。要么把網眼弄得很小，這樣不容易有漏網之魚。要么就增加撈網頻率，通過多撈網來多捕魚。

但綜合來看，方法1不具備可行性，這肯定會遭到大多數人反對。只有方法2，也就是常態化核酸一天一檢才能控制疫情擴散。而且必須是在全國范圍內這樣搞，否則防控較松的城市還是容易出現大量感染，并將疫情傳播到防控緊的城市。防疫必須全國一盤棋，不然一地感染，周圍城市也有可能跟著感染。

如果全國范圍內搞一天一檢，普遍推廣深圳模式，雖然不能完全杜絕疫情，但至少可以延緩疫情傳播速度，為防控爭取寶貴時間。但問題在于，如果搞一天一檢，勢必會加劇很多城市的財政壓力。

這里可以做個測算，以重慶為例，重慶有3000萬人口，如果搞一天一檢，意味著每個人每年可能需要檢測300次（考慮周末和節假日因素）。即便大部分都是混管檢測，平均檢測成本也需要5元左右（不僅要考慮核酸試劑成本，也要考慮人力、儲運成本）。如此一來，重慶每年光核酸檢測就需要耗費3000萬×300×5=450億元。2022年重慶財政收入預計不到2000億元，也就是說在一天一檢的情況下，重慶需要掏出五分之一的財政收入拿來做核酸，這樣一來財政壓力會很大。

如果是以全國為例，10億城鎮人口，如果搞一天一檢，每個人日均檢測300次，平均檢測成本5元左右，那么每年核酸檢測成本=10億×300×5=1.5萬億元。2022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大約19萬億左右，也就是說，需要拿出全年8%的公共財政收入做核酸。其開支占比會超過軍費支出和教育支出，成為財政支出最大頭。

這是一個很難取舍的問題，一方面要盡可能壓低感染數量，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另一方面如果在全國范圍推行“一天一檢”的話會帶來一定財政壓力。從實踐的角度出發，如果想控制疫情，又不想嚴格封鎖經濟，可以效仿2020年，發行一萬億元的抗疫特別國債，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給地方發錢，用于推行“一天一檢”的常態化核酸模式。

是否要在全國范圍推廣深圳模式，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一般來說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只能進一步權衡利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