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瘟疫畫作
文/奎鵬
大型瘟疫始終是人類揮之不去的夢魘。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古希臘就曾經發生過大面積瘟疫。
古希臘是人類的發祥地之一。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古希臘人就以愛琴海中的克里特島為中心,創造了歐洲最早的文明——愛琴文明,其也被稱之為克里特-邁錫尼文明。
很多時候,古希臘概念所指并非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地區的總稱謂。其地理范圍主要指以巴爾干半島及其周圍島嶼的希臘本土為中心,北及黑海沿岸,南達北非的埃及地區,東至亞洲西部的小亞細亞,西到地中海的亞平寧半島、西西里島、馬賽利亞(今法國的馬賽),直達伊比利亞半島最南端與非洲隔海相望的直布羅陀,其中希臘半島是主要部分。
在古希臘,最早出現的愛琴文明主要就分布在南部的各個島嶼。在愛琴文明的后期,邁錫尼的國王阿伽門農率領希臘聯軍,發動了對特洛伊城的戰爭。這場戰爭整整持續了10年,最后希臘人才用著名的“木馬計”攻下了特洛伊城。
木馬屠城的故事現在幾乎婦孺皆知。盡管故事充滿了神話色彩,但很多事件的發生都是有真實事件作為依據的。
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9世紀,古希臘進入荷馬時代,這一時代孕育出了古希臘城邦制度。古希臘政治逐漸從原始社會的氏族部落向奴隸制制度轉變,開始實行軍事民主制,由軍事首領、氏族長老會議和民眾大會共同協商管理國家的事務。
古希臘城邦是一個籠統的政治實體的概念,它是在古希臘這片土地上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許多城邦國家的總的稱謂。當時的希臘先后出現過200多個城邦,其中比較有名的是雅典、斯巴達、阿戈斯、科林斯、底比斯等,雅典和斯巴達更是其中的雙雄。
古希臘主要城邦分布圖
在城邦制度之下,公正、節制、理性的理念得以產生,公民們為杜絕“禮崩樂壞”,堅持按照平等的思想生活。直到今天,從現代西方國家的政治結構、人情風俗甚至生活方式中,我們依舊可以看到古希臘這些理念的影子。
公元前431年,中國處于春秋末期,趙魏韓三家正忙著瓜分晉國。在亞歐大陸另一端的希臘,一場持續近30年,對西方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著名戰爭——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打響了。
交戰的雙方是古希臘最強大的兩個城邦——雅典和斯巴達,以及它們各自的盟友。
雅典和斯巴達雖同屬希臘,但兩個城邦的政體截然不同。雅典是民主政體的代表,而斯巴達實行的是保守的貴族統治。
斯巴達一直被視為希臘首屈一指的強邦,以其嚴酷的紀律、貴族統治和軍國主義而聞名,擁有極其強大的陸軍,當時流傳這樣一種說法——沒有人能正面戰勝斯巴達的重步兵。
而雅典是歐洲,甚至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其歷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
雅典現為希臘共和國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歐洲的重要商業中心之一,被譽為“西方文明的搖籃”,也是歐洲哲學的發源地,對歐洲乃至世界文化產生過重大影響。
2000多年以前,雅典的崛起令舊霸主斯巴達感到威脅,雙方關系日漸惡化,一場戰爭迫在眉睫。
雅典陸軍雖處于劣勢,卻擁有強大的海軍。時任雅典領袖的是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他決定因地制宜,在陸地上避免與斯巴達軍隊正面交鋒,而從海路襲擾敵人的薄弱區域。
由于掌握了制海權,雅典可以選擇登陸點以攻擊敵人后方,雅典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一場飛來橫禍打亂了伯里克利的計劃。開戰的次年,也就是公元前430年,一場罕見的大瘟疫降臨雅典。
雅典瘟疫(17世紀比利時畫家米希爾·史維特斯1652–1654年間繪制)
有人認為這場瘟疫的爆發與雅典人自身有很大的關系。
其中之一就是雅典人的飲水習慣。據說當時雅典人不喝井水,而是喝蓄水池里蓄積的雨水,這種飲水習慣為相關病原體的傳播,創造了條件。
此外當時斯巴達人步步逼近雅典,鑒于斯巴達人在陸地上的無敵,伯利克里采取了堅壁清野的策略,命令所有生活在鄉村的雅典人搬進城中,避免與斯巴達陸軍正面交鋒,而是專注發揮海上的絕對優勢。
隨后大量的雅典農民趕著牲畜涌進了雅典城,但因為居住房屋有限,很多人就在街道上搭建了棚屋,人畜混居,生活環境雜亂不堪,這種狀況推動了瘟疫的爆發。
疫情突然出現時,雅典人以為是敵人在蓄水池里投毒所致,可后來疫情的發展證實了這遠比投毒還要可怕。
據說,這場瘟疫起源于埃塞俄比亞,瘟疫很快席卷了非洲北部和西部,又從埃及通過海上航線穿越地中海到達比雷埃夫斯港并傳入雅典。
在那個遙遠的年代,應對疫情最好的方法就是隔離。但對兵臨城下、人滿為患的雅典而言無法做到這一點。
古希臘著名作家、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約公元前460~前400或前396年)完整地經歷了這場瘟疫,他自己雖不幸染病,卻萬幸地痊愈了,所以我們才得以通過他的描述來了解這個人類歷史上第一場有著詳細記錄的瘟疫。
修昔底德畫像
據修昔底德記載,這是一種從頭部發起,并逐漸向全身擴散的疾病。患者最初的癥狀一般是發燒、眼睛發紅、舌頭和喉嚨出血、呼吸急促;中期癥狀一般有打噴嚏、嗓音變啞、胸痛、咳嗽;后期癥狀為腹痛、干嘔、身體強烈抽搐、皮膚出現膿瘡并潰爛。病人身熱難耐,即使脫掉衣服也熱得受不了,不得不跳進水中降溫,這樣做的結果使得公共水源被污染。
可怕的是,即使跳入水中,也于事無補,很多病人死于前期的發燒,就算挺過這個危險期,也會隨著全身潰爛和嚴重腹瀉而逐漸虛弱,又會有很多病人死于這一階段。
即便少數病人最終能夠存活,也會留下后遺癥,一些人甚至因此致殘。雖然有人能靠免疫力等因素幸存,但輕則失去記憶,重則失去手指、腳趾、視力或生殖器等。
反映雅典城瘟疫的石版畫
這種疾病直至今天仍是個謎,它的癥狀與天花、鼠疫、傷寒等多種傳染病類似,但又不完全吻合,有人猜測可能是天花、腺鼠疫、斑疹傷寒或者麻疹。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雅典瘟疫這種病沒法在現代醫學中被確認,假使修昔底德的話可信,那是一種新疾病,并且它的消失也和它的出現一樣神秘。
或許隨著時間推移,雅典的幸存者形成了所謂的“群體免疫”,當然全社會也因此付出了慘重代價。
這場可怕的瘟疫肆虐了雅典數年,直到公元前427年才逐漸消失,據說多虧了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年~前370年)提出的治療方法。當時困居在城內的希波克拉底,一方面積極調查疫情傳染程度,另一方面又在探尋病因及解救方法。
希波克拉底
后來,希波克拉底發現全城只有與火打交道的鐵匠非常健康。由烈焰產生的隔絕與凈化空氣效果,讓“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幸運地找到了控制疫情的方法。
于是,他讓雅典民眾在街頭燃燒帶有香味的植物,利用香味成分凈化空氣。這個簡單易行的方法,還會在之后的千年時間里,成為預防瘟疫的重要手段 。
但這場瘟疫已經成了雅典難以承受之重,其奪走了近1/4雅典官兵的生命,使雅典損失了大量寶貴的兵源。更為嚴峻的是,瘟疫的發展也給整個國家的歷史進程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2000多年以前的雅典,醫學和科學同樣十分落后,掌權的人根本控制不住疫情。政治家們所能做的,也就是開倉放糧,盡可能解決百姓們的糧食問題。或者把死者的尸體掩埋,避免讓更多人染病。
瘟疫的掃蕩,讓雅典的政府收入大幅下降。在另一邊雅典還不得不長時間投入人力、物力應對疫情,這也動搖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根基。
同時,瘟疫導致人的快速、大量死亡,給百姓帶來巨大的恐慌,許多沒有患病的人,也整日擔心受怕。隨之而來的便是民眾的暴動。
瘟疫帶走的不只是普通百姓的性命,還有社會精英的性命,雅典“黃金時代”的締造者伯利克里也染病而死。伯里克利被譽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他的去世改變了整個戰爭的結局。
更為可怕的是,瘟疫所造成的死亡陰影,釋放出的無政府主義吞噬了整個城市。
這場瘟疫導致雅典的人們開始活在當下,自我放縱,無視一切神圣和法律,沉溺于暴食和酗酒。
修昔底德曾經這樣描述雅典人:不管是天上的神還是人間的法律都無法約束人了。對于前者,人們發現不管是否敬神都會死去;至于后者,沒人指望能活到被判刑的那天。
與此同時,迷信開始變得越發盛行,人們尤其沉溺于古代的神諭。
面對雅典瘟疫,甚至修昔底德也開始思考超自然的力量,他懷疑是希臘神祇的意志使然,眾神站在了斯巴達一邊。
當時有這樣想法的,在雅典人中并不在少數。
雅典這座城市的精神支柱也被瘟疫擊垮。在瘟疫暴發之前,雅典出現了一種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意識的氛圍,然而隨著瘟疫帶來的絕望情緒蔓延,雅典人越來越開始走向自我中心主義,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將社會責任意識沖擊得支零破碎。
在這樣的狀態下,雅典的全面衰敗已經無法避免。
公元前404 年,雅典戰敗向斯巴達投降,輝煌不再的雅典與斯巴達簽訂不平等條約,接受斯巴達的領導。
雅典的失敗,宣告古希臘黃金時代的終結,希臘城邦民主制也因此解體。
在人類的歷史上,很多時候瘟疫幾乎左右了歷史發展的軌跡。雖然導致雅典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這場大瘟疫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甚至有人說,瘟疫就是斷送雅典最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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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雅典的較量中雖然最后斯巴達贏得了勝利,也一度建立了它在希臘的霸權,但是它并沒有給希臘一個光明的結局。
而后一些年,希臘的各個城邦依舊在進行爭霸戰爭。
公元前379年,在伊巴密濃達領導下,底比斯趕走了斯巴達人,取得了獨立和自由。公元前378年至公元前371年之間,斯巴達人三次入侵底比斯,但都遭到了挫敗。
在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62年的入侵伯羅奔尼撒的戰場上,底比斯取得了絕對的勝利,這個希臘城邦有了地區稱霸的雄心。
然而在第四次入侵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底比斯失去伊巴密濃達的領導,他們的霸業剛剛開始就結束了。
斯巴達、雅典則在這場戰爭中也都遭到重創,斯巴達昔日的輝煌一去不復返,雅典則在衰落中走向更為徹底的衰敗。
此后再沒有一個城邦能稱霸整個希臘世界。因為戰爭,整個希臘內耗殆盡,陷入了更加混亂的狀態。
曾經煊赫的雅典一直主導的古希臘文明終于徹底走向崩潰。盡管古希臘文明的崩潰存在多方面的因素,但有人說瘟疫是罪魁禍首之一。
這時,巴爾干半島北部的馬其頓乘虛而入,很快就征服了希臘地區,古希臘時代就此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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